第四节 大哉贾谊

汉文帝在接管皇位的时候国家可谓是内忧外患，在外面临强大的匈奴，而在内有各个诸侯国逐渐强大的威胁，已经将汉朝转换成正常和平时期模式的文帝在摒弃了那些精于战场的大臣之后需要找到一批精于治国的人才。

而此时，涌现出了两个在整个汉朝四百年都排得上号的政治天才，他们的现对理清汉朝体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为整个国家为整个民族做出了不凡的贡献。只可惜除了贡献同样不凡外，他们俩还同样拥有一个颇为悲剧的结局，让古往今来无数人为之扼腕叹息。

这两个人就是贾谊和晁错。

先从贾谊开始说。

贾谊是张良之后西汉最顶尖的政治天才。

整个西汉两百年，在对国家大政有卓绝贡献的人中，最年轻的武将是霍去病，最年轻的文官就是贾谊。

霍去病十八岁第一次出征匈奴，二十岁就作为主帅指挥汉军主力取得河西大捷，二十二岁就和匈奴决战漠北，封狼居胥。而贾谊十八岁以文采成为河南郡守吴公的门客，二十出头就成了汉廷博士，不到一年的时间连续升迁三次，官至太中大夫，成为文帝身边最耀眼的智囊。

和霍去病相比，贾谊并没有外戚身份，仅仅是一介布衣，完全凭借自己的才学在这么小的年纪就成为最高级的“中字头”官员太中大夫是非常难得的，甚至几乎是绝无仅有，东方朔什么的混到这个位置已经四五十岁了。整个西汉，年轻文官中大概也就两个人勉强可以和他一比：一个是武帝后期的桑弘羊，十三岁凭借自己高超算术才能被武帝看中召进宫中成为低级“中字头”官员，但也由于他的才能过于局限，直到四十多岁才混出来；另一个是哀帝时期的董贤，二十二岁就位列三公，看起来似乎比贾谊还牛逼，但其实，那完全是因为他和哀帝是好基友，还经常带着妻子和哀帝搞3P所带来的福利。

所谓的“中字头”官员就是汉廷内朝那些官名中有“中”字的官员，比如太中大夫、御史中丞、中常侍等等，这些官虽然上品秩不高，但却是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可以直接和皇帝讨论国家的大事，决定天下命运。他们的地位就和唐朝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明朝的“内阁大学士”、康熙时期的“上书房行走”还有清朝后期的“军机大臣”一样，不管官职有多低微，只要带了这个头衔，那就可以被认为是“宰相团”的人，是皇帝的智囊。

然而少年得志不一定是好事，霍去病在二十二岁大战完匈奴后第二年就病逝，而贾谊也在他最顶峰的时候遭到了朝中那些老臣们的排挤而被疏远。这些老臣就是以周勃和灌英为代表的朝中保守派，他们对贾谊提出的各项改革都难以接受，打了一辈子仗的他们只想好好过几年消停日子。另外，他们排挤贾谊也是有私心的，自己辛辛苦苦混了一辈子才到了如今这个位置，而你贾谊这样一个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光耍耍嘴皮子就要和我们平起平坐，当然难以接受。

老臣们不是良心坏掉了，他们也想让汉朝变的更好，但确实是眼光看不到那步，成了阻碍进步的反面力量也不是他们的本意，这是历来改革都会出现的问题。既然是改革就会有利有弊，保守的势力往往是过多的强调了弊端，这是所有改革者都会遇到的问题，从商鞅到小平同志只怕都遇到过。改革者能不能迈过这些困难，影响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君主的决心是很重要的一条。没有秦孝公放下一切的信任，商鞅变法没有那么容易成功；而如果宋英宗可以更多的相信王安石一些，王安石变法也许就没有那么容易被推倒全面改回来。

“时代造就英雄”，贾谊也许是生错了年代。

文帝是一个明君，但不是一个能够彻底改革的君主，他更喜欢稳定，更喜欢温和，这一点和他的孙子武帝差别很大。汉朝很多改革和大政，在文景时期曾经都有人提过，都有一些预备措施，但真正彻底做到都是等到了武帝时期，这和国力的积累有关，也和君王个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在面对顽固的保守势力时，文帝所喜欢做的总是先稳住大局然后慢慢来，极端的谨慎小心，这从他当时即位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出。所以在朝廷老臣和年轻的贾谊之间，文帝最终选择了老臣而放弃了贾谊，把贾谊外放为诸侯王的太傅（就是老师），去了潮湿的长沙。

长沙现在是个不错的地方，但在汉代却几乎是除了北方面临匈奴的边郡以外全国最差的去处。

首先长沙是边郡，他面对的是南方南越国的赵佗。虽然在文帝的努力下，赵佗已经向汉朝称臣，但他手下的相国吕嘉是个强硬的“主战派”，对汉朝始终是隐患，就是没有匈奴那么棘手而已。

另外，古时候中国的文明都集中在北方，南方的经济发展过于落后，西汉初年无论是现在的江浙一带还是靠中部的湖广地区都还处于半蛮荒状态，而且当时主流的北方人都难以承受南方的潮湿。

贾谊在南方很不习惯，本来身体就不好的他落下一身的病，当然最打击他的还是满腹才华与满腔热情无处施展，深感自己怀才不遇。也就是在这期间，贾谊写下了着名的《吊屈原赋》，文章中一切对屈原不为国家所用愤然自杀的感慨其实全是对自己境遇的愤懑不满。

《吊屈原赋》对于两千年后的我们，也许有一些艰深晦涩，但仔细读来，其字里行间的辛酸血泪还是能让我们有一些感慨的，那是一种对天才陨落的叹息。

其实文帝外放贾谊为诸侯太傅也不一定就是对他不好。功利一点儿说，诸侯王的太傅是二千石的大员，从太中大夫调任诸侯王太傅，其实是一种升迁。贾谊年纪轻轻二十出头就位列二千石，在汉代绝对是非同一般的，而且文帝把自己的亲儿子交给贾谊教导，也算是一种对他的信任。

只可惜，这种升迁和信任都不是贾谊想要的，文弱书生型的贾谊就适合在皇帝旁边当智囊，诸侯国不是贾谊施展的舞台。贾谊就像刘邦评价的陈平一样，才智有余，但不可以独当一面。

有时候我也想，或许文帝当时把贾谊外调到诸侯国只是想让他暂时远离朝廷中的纷争，让他不要成为老臣们的眼中钉。等到贾谊年龄大一些，威望再高一些，等到顽固的老臣们势力再弱一些，时机再成熟一些的时候，再把贾谊调回来委以重任。

只可惜贾谊死的太早了，这种假设无法验证真伪，但从后来文帝对政见和贾谊非常相似的晁错的重用来看，不无可能。

贾谊最早被河南郡守吴公发现时，是因为善于“诵诗书”，就是说他比较擅长诗词歌赋。但如果贾谊只是文学家的话，那他充其量也就是一个相当于司马相如那样的文人了，得不到后世那么高的评价。

贾谊真正强悍的地方是在于对时局的把握，在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存在的时候，他就见微知着，从一些小的苗头上看出了大的隐患，并且提出了最为正确的解决方案。贾谊看法的高度前瞻性和正确性在他在世的时候没有体现出来，但是在他死后，不但事态真正的发展完全在他当初的预料之中，甚至是后来最终的解决方案也都逃不出他提出的几条建议的范围。

高中的时候我们都学过贾谊的《过秦论》，那算是贾谊文章中的名篇，不过这里主要讨论的还是一些他评论汉朝的文章。

贾谊几次上书中提过的事情非常多，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比如强调对于太子的教育，比如建议以更强硬的方式对付匈奴，比如认为文帝过于简朴，很多用度还不如一个平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