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兴八十年》第七卷 景帝启后>第三章 汉景帝前四年至前五年 公元前153至152年《汉兴八十年》第七卷 景帝启后>第三章 汉景帝前四年至前五年 公元前153至152年

《汉兴八十年》第七卷 景帝启后>第三章 汉景帝前四年至前五年 公元前153至152年


第九节 选定储君

周亚夫和窦婴地位的兴起对于景帝来说还不是什么大的问题,真正头疼的是梁王刘武。

刘武本来就是景帝唯一的亲弟弟,是窦太后的心肝宝贝,经过“七国之乱”之后,立下大功的刘武威望进一步提高,作为现在唯一的大诸侯国的诸侯王,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好再奢望的了。

除了皇位。

刘武不会造反,这个景帝心理清楚。但刘武想成为储君皇太弟,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

此时景帝虽然刚刚即位三年,但身体一直不好,不知道能做多久皇帝。刘武不但比景帝年龄小,而且从小习武,身体不错。

最关键的是,窦太后想让刘武做储君,对于这个母亲来说,刘武当不当皇帝倒不是她最关心的事,她最希望还是刘武能够陪在自己身边。

景帝在储君这件事情上很有压力,他心里面不太想让弟弟做自己的储君,还是希望能够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可是舆论、母亲、甚至此时还有姐姐馆陶长公主等各方面的压力太大,他只是想拖着这个事情,想先不立储君,不主动去触发这个矛盾。

可是,对于景帝的“拖字诀”,大臣们不干。以周亚夫和窦婴为首的朝中大臣一致认为应该早立太子,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想尽办法劝景帝尽快决定。

支持立太子的大臣虽然以周亚夫为首,但是主心骨是窦婴,而他们见解的核心则来自爰盎。大家还记得这个把晁错推向最后火坑的人吧,由于景帝非常痛恨他,所以他基本上退出了汉廷核心的政治圈,大多时候都以窦婴幕僚的身份在背后策划。

爰盎认为景帝传位给梁王会产生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到梁王年老的时候传位给谁。如果梁王传位给自己的儿子,那么景帝的儿子心中会怨恨;如果梁王传位给景帝的儿子,那么自己的儿子心中会怨恨。这些怨恨将成为国家最大的不安定因素,有非常大的可能没有得权的那一派会造反,会极大的危及汉朝的安危。

对于古代的国家来说,稳定绝对是国家的第一要务,只有稳定了才可以谈发展,才可以谈强国,杜绝祸乱的隐患是君王的要务,英明的景帝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另外,爰盎也指出了景帝“拖字诀”的弊病,那就是一天储君的位置不定,或者说即使立了储君但很明显皇帝对储君的信心不很强烈,没有让那些有可能成为储君或者说想成为储君的人彻底死心的话,这些人之间就一天不会停止明争暗斗,很多骨肉相残的惨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酿成。

而皇室之间的骨肉相残也会波及朝堂,影响天下。

有个最明显的例子,那就是“九龙夺嫡”。最近“九龙夺嫡”的故事很火,各种穿越到那个年代的狗血电视剧频频出现。其实“九龙夺嫡”惨剧的原因就是英明神武的康熙大帝在立储这件事上的犹豫不决,先是立了太子但对其不放心,后是一直不立太子,让自己的儿子们苦苦争斗了近二十年,成为康熙一生最大的污点。

景帝一共有十四个儿子,现在都还不大,最大的一个刘荣也二十岁不到,还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如果储君之位一直不定,随着这些儿子年龄的逐渐增长,慢慢的肯定会有想法有争斗,不但他们之间有争斗,他们和梁王之间也会有争斗,皇子一动往往都牵扯一堆朝廷大臣,再加上梁王这个最大的诸侯王和他背后的太后以及长公主,这一斗起来只怕比“九龙夺嫡”还要热闹。

到时候,汉廷就光内斗了,还有什么精力可以拿来强大自身,对抗匈奴呢。

在爰盎的劝说和朝廷大臣们反复的敦促之下,景帝最终明白了拖之不可为,下定决心要立下太子。

一生孝顺的景帝顶着母亲的压力强行要立太子。作为补偿,他对梁王刘武可以说是恩宠之至,又给刘武加封地,四十多座城很多都是大城,而且也是天下膏腴之地,富得流油。另外,景帝和太后又给刘武无数封赏,让他把睢阳城扩大七十里,又建了个方圆三百多里的东苑,还赐给刘武天子旌旗,让他所有规格和天子无异。

好,既然要立太子,那么立谁呢?

古时候立太子,有立长和立贤两种。乍看之下大家都会觉得立贤更加合理,皇帝总揽一国国政,其贤愚自然是非常重要,挑选出出色的人做继任者是国家的大事。

可是,其实近三千年来,中国人普遍接受的传位方式还是立长。

立贤最大问题是,“贤”不是一个客观的标准,而是一个主观的判断。这样就会造成评判标准不一而带来的意见不一,只要大家不是非常明确的知道谁才那个“贤”,那么就谁都机会。对于现在我们一般的工作岗位竞争,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带来大家更加努力的表现自己,可是皇位不是一般的工作岗位,巨大的利益会带来无休止的明争暗斗,而这一斗起来国家就乱了。

还是前面说的那个道理,在古代的统治者眼中,稳定才是最重要的,宁肯选一个不那么英明的继承人,也不愿意因为要选一个最英明的继承人而导致争斗不止,天下大乱。

更何况在位皇帝选出来的那个贤还不一定是真的贤,有可能只不过是一时的假象而已。

立长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问题了,长幼是客观的标准,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皇位的继承人从他们一出生开始就定好了,免去很多人的非分之想,让国家更稳定。

立长的“长”是指嫡长子,也就是嫡子中的长子。所谓的嫡子就是正老婆的孩子,对于皇帝来说就是皇后的儿子。小老婆的儿子叫庶子,无论是皇帝还是诸侯,庶子想要做继承人都是得排在嫡子之后的,不管他有多大。

两个例子:刘邦的长子是刘肥,但刘肥是非吕后的其他妃子生的庶子,而第二大的惠帝才是吕后生的嫡子,所以惠帝是嫡长子。同理还有“九龙夺嫡”的时候,康熙一开始封的太子是老二,就因为老大是庶子,不是皇后所生。

景帝的皇后薄皇后,是文帝的母亲薄太后的族人,景帝还是太子的时候就被奶奶安排了这桩婚事。

由于是“包办婚姻”,景帝不喜欢薄皇后,但一是顾虑到奶奶的面子,二是薄皇后确实为人比较恭谨,没有犯什么大错,所以她这个皇后的位置也一直没有动摇。

景帝不喜欢薄皇后关系不大,最要命的是也不知是景帝宠幸次数太少,还是薄皇后自己身体不行,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诞下龙种,所以景帝一个嫡子都没有。

没有嫡子,那么太子只能在庶子中找了。景帝虽然没有嫡子,但庶子确实不少,有十四个之多,是西汉皇帝之最。

一般人都说汉武帝风流无度,景帝也一定不会差到哪儿去,从儿子的数量就可以看出来了,武帝活了七十多岁才六个儿子,景帝六十都没有活到就有十四个儿子。

另外,我猜测景帝身体不好和女色无度也有关系,他就是一个从来不休息的人,白天是勤勉的君王,敬业程度丝毫不亚于父亲文帝,而晚上他却又不像文帝那样节制,纵欲无度,日子长了身体自然受不了。

景帝在十四个庶子里挑了年龄最大的刘荣立为了太子,一方面符合立长的规矩不太会有太多的异议;另一方面刘荣的母亲栗妃又恰好是自己最宠爱的妃子,一举两得。

既然立了太子,景帝就要好好的教育他,好好帮助培养帮手。景帝派当时朝廷中如日中天的窦婴担任太子太傅,给太子做首席老师,也变相把太子和窦家还有窦婴的一大批追随者绑在了一块,是一招大力扶植太子的好棋。

窦婴也达到了他人生的第一个高峰,平乱之后风头正劲的他又给太子当了老师,正是春风得意。大家都从晁错的事情上看出了太子老师对于未来国君的影响力,只要稳稳的把太子扶上位,窦婴必将更加发达,到时候只怕连周亚夫也难以与之抗衡了。

汉代传统极为尊师重道,即使是皇帝很多事情上也会听自己老师的意见,尤其是在他即位之初,政事还不是非常有主见的时候。西汉有不少曾经的太子太傅都在自己的学生当上皇帝之后位进三公,并且主持了一段时间的朝政,比如景帝的老师晁错、武帝的老师卫绾、元帝的老师萧望之,这些都算是汉代的名臣。

第十节 出将入相

《孙子兵法》的第一句是:“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句话是整部《孙子兵法》的前提:要想打仗打的好,首先你得重视它,这是国之大事。

孔子也曾经说过:“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历朝历代,战场上的功劳都是最大的,因为这是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事情,很多武将靠着战场上的一战而位极人臣,甚至功高盖主,他们可以轻松的凭借军功一举超过那些矜矜业业在正常的政务上操劳几十年的文臣,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

“七国之乱”之后,因为军功,景帝汉廷内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些在“七国之乱”中有功的将领都飞黄腾达,取得了比以前高的多的朝堂地位,而这其中最明显的三个人就是周亚夫、窦婴和刘武。

先说周亚夫,他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击破刘濞吴楚主力的主要计策和操作都是由他完成的,平乱首功自然非他莫属。周亚夫如那个算命老太婆许负说的一般,到了“于人臣无二”的地步,整个汉廷,除了景帝和窦太后,已经没有人能够和他相争了,他也很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汉廷第一人,三年以后升迁为丞相。

如果我们用着名网络游戏《魔兽世界》里的成就系统来做参照的话,周亚夫在“七国之乱”后,正式完成了“出将入相”的成就。

“出将入相”是古时候臣子们追求的一个非常高的成就,它代表着这个人文武双全,都做的非常好,在外的时候能带兵打仗当将军,在内的时候可以做宰相总揽朝政,是国家一等一的能人,也是地位极高的体现。

另一个可以相比较的成就叫“封侯拜相”,那就是既做丞相,同时又封侯。汉初的规矩是必须封侯才有资格做丞相,而到了武帝丞相公孙弘之后又变成了只要当上丞相就可以马上封侯,所以在汉代“封侯拜相”的成就是完全包含于“出将入相”之内的,难度要小得多。

汉初能够完成“出将入相”成就的人并不多,我们一一来数:

刘邦时期只有一个丞相那就是萧何,而萧何是没有当过将军的,所以刘邦时代没有完成此成就的人。

惠帝时期萧何病逝,汉廷的第二个丞相是曹参,他是刘邦嫡系将领中战功最多的战将,所以也成为了汉代第一个完成出将入相成就的人。

吕后时期丞相是王陵和陈平,陈平是个谋臣,但王陵是刘邦时代的将军,所以他是第二个完成该成就的人。吕后后来用的吕家的丞相吕产和男宠审食其没有带过兵,不是将领。

文帝时期,“平定诸吕”之后,周亚夫的父亲周勃做了丞相,成为了第三个“出将入相”之人。周勃免职之后,和周勃一样同样是刘邦时代战将的灌英成为了丞相,算是第四个。

灌英之后,文帝时期的两个丞相是张苍和申屠嘉,张苍是纯文臣,申屠嘉在刘邦时代立过战功,是个武人,但考虑到申屠嘉做将军的时候地位实在不高,虽然立功封侯但只是个偏将级别的将军,所以就不把他也算作“出将入相”的级别里头了。

周亚夫成为了汉朝第五个“出将入相”成就的获得者(准确的时间应该是七国之乱的三年后,刚平乱完他还是做了一阵太尉的),而且他是第一个非刘邦时代的战将获得此成就的人,没有“元从功臣”(就是和开国君王一起打天下的那些人)这个特殊身份,周亚夫成就的含金量其实更高。

另外再提一句,汉朝第六个完成“出将入相”的人同样也是平定“七国之乱”中的功臣窦婴,他在武帝初期当了丞相。窦婴之后西汉再讨论这个成就意义就不大了,因为随着汉武帝的改制,丞相的地位被越来越弱化,以至于到了后来当上丞相已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权力都被皇帝授给了那些内廷的中字头官员们。

三公中的御史大夫素来本当做是“副丞相”,所以既当过御史大夫又当过将军的也可以算是完成了弱化版的“出将入相”,比如七国之乱时两国的将军韩安国,他在后来武帝时期又带过兵,还做到了御史大夫。

完成了“出将入相”的周亚夫达到了人生的顶峰,但他的辉煌也就此结束了,走上了和他父亲周勃当年一样的悲剧之路。

周勃和周亚夫父子都是武人出生,在丞相这个处理政务的位置上显得比较笨拙,都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虽然其他大臣表面上都不敢和你争,但其实心里都对他们的办事能力深深怀疑。

周亚夫甚至比他的父亲周勃还要不适合丞相的位置,周勃虽然是粗人,但是好歹性格沉稳低调,脾气也好。周亚夫打仗的时候沉稳异常,平时却是一个脾气极大的人,动不动就发火,他认为自己给汉廷立下这么大的功劳,怎么耍脾气也不为过。

周亚夫不明白,正是因为他的功劳太大,所以才要更加的低调,他飞扬跋扈的行事方式时间一长,不但群臣对他怨声一片,景帝都有些受不了他了。

而且,周亚夫战争时期谁的话都不听的打仗方式也给他日后的悲剧收场埋下了深深的伏笔,得罪了窦太后和梁王刘武不说,景帝也怕这样的强臣会威胁到自己,升周亚夫为丞相的同时,其实也是变相的剥夺他的兵权。

除了周亚夫,窦婴在平乱之后地位也一下升高,本来就是窦太后亲戚的他,经过实战的考验之后一举成为了汉廷中仅次于周亚夫的强臣,封为魏其侯。从亲疏角度来看,景帝信任他还比信任周亚夫更多一些,毕竟是自己家的人。

窦婴没有周亚夫那么飞扬跋扈,他是学儒家出生的,又处于尊奉道家的窦家之中,比较懂得韬光养晦,虽然有时候一些书生的棱角也会让他做出冲动的事情。

另外还有一点和周亚夫不同,窦婴仰慕战国四公子,喜欢养门客,平乱之前他的门客就不少,平乱之后他的威名远扬,门客更是数不甚数,长安中的人都争相追随。在这一点上窦婴有一点儿不识时务了,景帝时期毕竟不是战国的乱世,养门客可以壮大自己的势力自保,在这种和平年代,皇上才是最大的,皇上要是不喜欢你,有多少门客也是白搭。而皇上恰恰最反感的就是那些养门客的人,你的势力越大,只会让皇上感到更有威胁,视你为眼中钉。

从周亚夫和窦婴身上顺便提一提所谓的“君子不器”。这是孔子提出的理论,他认为真正的人才不应该让自己成为一个器物只能做一件事情,而是要成为通才。

周亚夫和窦婴都是“器”,他们的毛病很多,但正是因为某一方面的才能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所以给自己带来了无上的荣耀,周亚夫用兵如神为了战局谁都敢得罪,而窦婴外戚的身份加上“江湖”威望可以让他在黑白两道都吃得开,起到汉廷流砥柱的作用。

“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运气好刚好赶上事态需要你,那很多功劳非你莫属,韩信之于楚汉相争、晁错之于削藩、周亚夫窦婴之于七国之乱、董仲舒之于独尊儒术都是如此;但“器”的特定作用一旦消失,一旦你是可以被取代的之后,那所有的东西也将会迅速离你而去,“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有的“器”很聪明,比如张良,在自己作用消失之后急流勇退;有的“器”会转型,比如陈平,让自己适时成为新的有作用的“器”;可这些“器”都是有大智慧的,如此大智慧的“器”太少了,大部分的“器”都是在自己的作用消失之后,不但舍不得急流勇退,而且还不知道转变,死守着自己曾经的功劳和主子叫板,最终成为一个个悲剧。

还有很多更加悲惨的“器”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赶上自己可以发挥的时机,最终泯然众人。

所以“君子不器”真的是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能做到的人很少。从汉代来说,刘邦当然算是其中杰出代表,陈平周勃这些都能算,景帝时期韩安国卫绾可以算,他们都是“不器”的正面典型,识时务而动。

周亚夫就是“器”的最大反面教材了,七国之乱的时候让他赶上机会建立了不世之功,而七国之乱后他的悲惨命运后面会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