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晁错，另一个贾谊

贾谊病逝之后，西汉另一个天才晁错又开始逐渐崭露头角。

一般来说，晁错被认为是一个儒家出身的官员，这和他后来的各种主张有关。但从其行事风格上来看，他也同样具有了很深的法家特色，这是受他的教育背景所影响，晁错最初在洛阳求学的时候学习的是申不害和韩非子的刑名之学。

晁错这个融合了儒家和法家两派特色的人，非常难得的在当时那个道家学说处于主流地位的时代脱颖而出。

儒家的经典《尚书》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基本上被毁干净了，汉初已经失传，只有齐国的一个九十多岁的姓伏的老书生留下了一部分内容。

《尚书》分今文和古文两版，今文就是伏生藏着留下来的这一部分。伏生藏的《尚书》是用秦朝人的小篆所书写，当时汉代已经开始用隶书了，大家都看不懂，所以必须得伏生口述翻译出来别人才能知道书中具体内容。

汉廷想把这部珍贵《尚书》的内容保存下来，可伏生年纪太大，不方便来长安，他们就派晁错去和伏生学习，同时记录和翻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把这部分《尚书》用隶书整理出来带回长安。因为晁错用的是当时人看得懂的隶书，所以这部《尚书》被称为今文《尚书》，也就是我们现在都能看得到的那一版。

古文《尚书》是汉武帝时期鲁共王盖房子的时候，弄坏了孔子旧居的墙壁，发现出来的用古文小篆书写的《尚书》，俗称孔壁中经，和今文《尚书》有一些内容上的出入。不过后来古文《尚书》再度失传，在东晋的时候才被找出来，传到了现在。

现在学界一般认为晁错修正的这部今文《尚书》是真的，而东晋时期被找出来的那个古文《尚书》是假的，真正的孔壁中经古文《尚书》还是失传了。

朝廷当时能派晁错去做这么重要的事情，可见晁错在儒家里还是有一定学术地位的，归来之后他向文帝汇报了自己的成果，得到赏识，升官为太子家令，渐渐的走进大汉朝政治的核心。

汉朝太子的“老师团”，团长太子太傅是两千石的大员，在他之下还有太子少傅和太子洗马等各种官职，而太子家令也是其中一个，不过地位比较低，甚至还不一定能算的上老师，算陪读、门客或者家臣更为合适。

虽然地位不高，但毕竟是接近了汉朝政治的核心，以晁错的才能，很快就显示出了他的与众不同，几次进言让文帝对他刮目相看，而太子刘启对他甚至已经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太子府的人都叫晁错为“智囊”。

文帝十五年汉朝举行了一场贤良对策，大概有一百多位大臣和文帝亲自进行国家大事的对策商量。贤良对策是一种公开提拔官员的考核方式，当时只限于在官员之中，到武帝的时候才放开到一般民众的层面。

贾谊已经去世，晁错以其对朝政深刻的认识得了第一名，又一次迁为中大夫，成为了一名内廷官员，可以更为直接的和文帝讨论国家大事。

文帝时期，晁错主要提过的政治主张有三条：

第一条：强军

晁错建议加强军队的建设，在装备和军队的编制上进行改革，提高汉朝军队的战斗力。晁错非常强调装备的重要性，指出匈奴军队强在骑兵和马匹，而汉军强在弓弩，所以要建立起一套以弓弩为主，搭配地形的防守体系对抗匈奴。

晁错建立的这套体系成为文景时期汉军对抗匈奴的主要方法，李广和程不实正是靠这套体系成为一时的名将，尤其是李广的“飞将军”之名，只有这种以弓弩为主的体系才能够最大程度上发挥李广神箭的威力。

第二条：改变边塞的兵役制度

汉初施行的兵役制度基本沿用秦朝，那就是由全国的成年男子轮流到边郡进行服役。这种方式是商鞅变法时设立的，那个时候秦国的国土较小，由成年男子自行去服役的措施实施起来比较顺畅。但随着秦朝统一六国后国土的增长，这种服役制度逐渐显现出了弊端，押送服役的成年男子到边郡变成了一项巨大的负担，因为路途实在是太远。

不但服役的路途较远，秦法中“失期当斩”的规定也很严格，这造成了很大的不安因素。陈胜吴广的起义还有刘邦一开始的造反都是因为押送服役之人误了期限而被逼反的。本来这些人到边郡不用服役多少时间，可他们花在路上的时间却很多而且还容易造成混乱，这样的政策无论如何已经不适用于当时了。

另外，这种轮流在边郡服役的制度还有个问题，那就是因为轮流服役，所以士兵们没有长期和匈奴对战的经验，打起仗来总是吃亏，战斗力不够。

在晁错的建议下，文帝迁徙了很多民众直接住到边郡，提供很高的福利，不但赏给爵位，还免徭役和赋税，让他们长期负责戍守和建设边郡的任务。另外，汉朝还官方出钱在边郡建设各种医疗和畜牧的设施来保障人民的生活。

最后，汉朝在边郡建立了培养战斗力的教育体系，从小联系这些边郡之民骑马射箭的本领，并且让他们从小就结成队伍，小时候一起玩耍，长大后一起打仗。

晁错的这一些列措施大大的提升了汉朝边郡守兵的战斗力，是汉朝长期和匈奴拉锯的基础。

第三条：贵粟和贵马

晁错认为，粮食和战马是当时主要的两项战略资源，缺粮和缺马是影响汉军战斗力的两大原因，要解决这个两个问题就要贵粟和贵马。

晁错像个经济学家一样分析，当时一个五口之家最多可以耕种一百亩的田地，一年的收入不过就是一百石，也就相当于汉朝最低级官员一年的俸禄，如果粮食的价格不够高的话，人民很难生活的好。

有一些富人每年粮食会多余很多，他们往往不把这些粮食拿出来卖给国家，而是囤积起来靠倒卖赚钱。

晁错建议，一方面由官方出面收粮来抬高粮食的价格，破坏富人的倒买倒卖；另一方面设立一个“入粟拜爵”的制度，那就是如果把多余的粮食捐给国家，可以换取相应的爵位，也就是所谓卖官鬻爵中的“鬻爵”。

卖官鬻爵是一个贬义词，但其实汉朝却一直在采用，它也有一定的好处，文帝时期只是鬻爵，武帝时期才开始真的官方卖官。

爵位在汉代是个很好的东西，可以用来免除徭役也可以用来抵罪，还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人人都想要。“入粟拜爵”的制度让那些富人们没有了屯粮倒卖的激励，而是把多余的粮食都用来换爵位，也变相抬高了粮食的价格，一举两得。

汉朝用晁错的办法解决了缺粮的问题，全国人民都意识到了粮食的好处，纷纷愿意更多的种植粮食，几年的时间边郡就不再缺粮。

另外，战马在汉初也极为稀缺，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前面写到“白登之围”的时候说了匈奴当时马匹四个方向颜色都各自一样，“西方尽白，东方尽駹，北方尽骊，南方尽骍”，极为雄壮，而汉朝则要穷酸的多。

刘邦时代，他自己的车驾都很难找到四匹差不多一样的马，而大臣和公主什么的甚至连马车都坐不了，只能做牛车，仅有的马匹全都拿去打仗了。

养一匹战马是非常昂贵的，当时汉朝的国力不足以用官方的钱饲养很多的马，所以晁错提出了鼓励民间养马的政策，被称为“马复令”。

“马复令”的具体内容是，养一匹战马的家庭可以免除三个人的兵役，这样大大的刺激了人民养马的积极性，也很快解决了马匹的问题。

晁错在文帝时期只是一个提提意见的角色，景帝即位以后就马上位列三公，正式开始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了，当然他法家尖刻的风格也让他不容于朝廷，在迅速到达人生顶峰的同时，也迅速的跌落，成为了汉朝继贾谊之后，另一个悲剧的天才。

晁错最为关心的恰好也是诸侯王的问题，他到底是如何继承贾谊之志，解决这个问题的，到了景帝的部分我们再详谈。

晁错在这几年崭露头角，而另一个人对文帝很重要的人却在这段时间犯了事，那就是文帝的舅舅薄昭。

文帝虽说对母亲非常孝顺，对母亲家非常照顾，但他公私分明，当薄家有危害到大汉朝的可能的时候，会铁面无私的处置。

薄家人丁淡薄，薄昭是薄太后唯一的弟弟，也是文帝唯一的舅舅，最初在周勃迎立自己为帝的时候文帝只随身带了六个随从，其中有一个就是薄昭。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薄昭有一回突然杀了汉朝派去的使者，按道理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可以饶恕的罪，尤其是对皇亲国戚来说。但文帝没有为了私情而废除公家的大义，他一定是要按照法律来办。

可薄昭毕竟是自己的舅舅，文帝无论是出于感情还是出于汉朝以孝治天下的口号，都不能简单的下令处死他。将残忍的刑罚加诸于母亲的弟弟是不被当时普遍接受的孝道允许的。

为此事文帝非常纠结，派了很多大臣去薄昭家和他喝酒，试图劝说薄昭自杀。

古时候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说法，有身份的人被处以刑罚是非常丢脸的，甚至比死还严重。“商鞅变法”之后，法家刑名之学的兴起逐渐把刑罚的范围扩大到了士大夫阶级，但是限于千百年来不变的观念，西汉的官员还是以被刑罚处死为耻辱，所以就逐渐有了一个不成文的传统，那就是如果皇帝想给要处死的那个人一点儿面子，就会给他留出一些时间，给他一个自己选择自杀的机会。

在汉朝人看来，自杀比被刑罚处死要体面的多，不但自己心理上更好受，对于自己的家人和子女来说，也可以留一个更好的形象。一个自杀官员的儿子和一个被刑罚处死官员的儿子在汉代天生就会被分别看待，认为他们身份有差距。

薄昭显然没有自杀的勇气和觉悟，浪费了文帝的百般提示，如果是一般官员早就被直接缉拿了，但文帝对自己的舅舅始终还是不忍，只得用了一个很奇葩的招数：文帝让大臣们直接穿上丧服去薄昭家奔丧。

这下薄昭终于明白了外甥的意思，没有再为难他，选择了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