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节 项王的陨落

韩信虽然没有听蒯彻的话独立，但功劳如此大的他终究还是有些不能够在满足于只当一个将军了。于是韩信写信给刘邦说，齐国这个地方民风剽悍（这个倒是真的），自己一个将军的身份压不住他们，希望刘邦都能够封他为齐假王（大概可以理解为代理齐王），让他名正言顺的治理这些百姓。

韩信当初是刘邦一力捧出来的，现在居然开始要挟自己，想要称王？刘邦当时就大怒，想喝斥那个使者，可一旁的张良马上劝住，他把类似于蒯彻的那番分析说给了刘邦听。

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张良也看出来了，现在楚汉焦灼，韩信是决定胜负的力量，一定要全力拉拢，满足他的要求。明白了其中关节的刘邦马上变脸，对韩信的使者说：“什么假王？要做王就要做真的！”当然说是这么说，他也一直拖着没有兑现。

项王和刘邦在广武相持了好几个月，他逼刘邦投降，否则就烹了他的父亲。刘邦也是无赖的够意思，回复项王说：“当初我们曾经约为兄弟，我的父亲便是你项王的父亲，如果你真的要烹了自己的父亲，别忘了分我一杯羹。”

就是面对这样一个无赖，英雄无敌的项王没有丝毫办法，一怒之下就想杀了刘邦的父亲和妻子，这时候那个二五仔项伯又出来帮刘邦，说：“天下事不可预料，有志于争夺天下的人不会在乎自己家人的，杀了刘太公也没什么好处，徒增祸患罢了。”

其实二五仔这个话说的也还是有道理的，为了天下，刘邦真的不会在乎自己家人如何，否则这几年也不会和项王这么玩命的打仗了。如果他会收到家人的要挟，早就处处掣肘了。

项王对刘邦说：“天下汹汹闹了这么多年，都是因为我们俩。我们来单挑解决问题吧，不要再为难百姓了。”刘邦笑着说：“我只智取，不力斗。”项王连续三次让楚军的战士出去挑战，每次都被汉军中善于射箭的娄烦给射杀。项王勃然大怒，亲自披甲上阵，娄烦又想射项王，项王冲着他瞪眼大喊，娄烦双眼都不敢直视项王，双手也不敢射箭，马上跑了进去，不再露面。

传说中项王是“重瞳子”，就是说眼睛里有两个瞳孔，和大舜帝一样，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估计两个瞳孔这种诡异的东西还是不太可能出现，很可能是怕他的人谣传出来的，但项王肯定看起来非常可怕，尤其是眼睛，否则也不可能让人看都不敢看他。

当时项王就想和刘邦单挑，但刘邦非但不和他打，还列出了项王的十大罪状：

“一、背约封我在蜀地；二、杀卿子冠军宋义；三、救完赵不回报楚怀王，而是劫持诸侯一起入关；四、烧秦国宫殿，收起财宝；五、杀已经投降的秦王子婴；六、坑杀二十多万秦兵；七、给自己的武将好地方做王，而赶走原来的诸侯；八、把义帝赶出彭城，还抢别人地盘；九、杀义帝；十、为政不平。”

刘邦准备的这些罪名当然有很多牵强的，项王当时就大怒，立刻搭弓射箭，一箭就朝刘邦射来。刘邦胸部受伤，却欺负项王太远看不清楚，摸着脚对项王说：“贼子射中了我的脚趾！”项王见没射上他要害，便也作罢。

刘邦受伤之后想卧床休息，可张良却一定要让刘邦强行起来去军中安定军心，不让楚军趁机进攻。刘邦因此伤势更重，就赶赴成皋养伤。

后来龙且大败的消息传来，项王派的说客武涉又失败，一时间局面陷入了很大的被动。

刚好刘邦军队损失也太多，不想继续打下去了，向项王要刘太公和吕雉，项王就趁势提出讲和，双方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汉占西而楚占东。

此时的刘邦短时间内无法取得正面的进展，便欣然同意了和谈的建议，通过这次和谈，他还可以接回了自己的父亲和妻小。

局势已经逼得好战且无敌的项王开始主动讲和，可见当时有多被动。

楚汉经过四年的拉锯终于有了个结果，这次讲和意义重大，甚至后来发明的中国象棋中间的河道也用“楚河汉界”来作为分界。

然而这次讲和也是短暂的，几乎就没有真正意义上实现和谈，因为刘邦背约的速度实在可以用弹指一挥间来形容。

当项王已经彻底进入休战的状态，收拾部队准备回江东的时候，刘邦听取张良陈平等人的建议，抓住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背约对项王进行了追击。

当然，以刘邦部队的战力，根本不可能对项王造成威胁。

刘邦的这次小人行径一开始也并没有那么顺利，约好的韩信和彭越并没有第一时间赶到，导致了战力低下的刘邦部队又被楚军打的大败。张良给刘邦分析，韩信彭越没有第一时间赶到是因为他们打下了地盘想封王，但是刘邦却一直没有动作，这是在间接的逼宫。韩信攻下齐地很久而且还向刘邦请示过，这不用说。魏豹死了以后，魏国一直是彭越做主，可彭越只是个魏国相的地位，还不名正言顺，他也希望封王。

和项王比，刘邦就是这一点儿好，永远都分得清轻重缓急，虽然他对韩信彭越的这种行为恨到骨子里，但还是马上封了韩信为齐王、封了彭越为梁王。

账以后还可以再慢慢算嘛，先满足了这帮孙子，灭了项王再说。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我一直觉得非常有问题。如果真的是君子，恐怕不会记仇记那么长时间，十年心中满是仇恨，那不是君子，是变态。

刘邦就是这种变态，所以韩信和彭越也就注定了以后的悲剧。

这次不但韩信和彭越的军队到了，九江王英布的部队也到了。另外，刘邦的亲戚荆王刘贾还策反了楚国的大司马周殷倒戈，一起围攻项王。

周殷的倒戈影响不小，他和龙且、钟离昧等人一样，是项王的肱骨之臣，大司马的职位在出国来说也是最高级的官员之一。

有时候僵持的局势就是如此，谁都不能退，一退就可能被追到死，项王就是吃了这个亏，被众人团团围在垓下。随何劝英布时说的情景真的出现了：如果汉胜楚，则所有诸侯都会对楚国落井下石，一起围攻项王。

很多人都以为，垓下之围的时候项王已经穷途末路，其实根本不是这样。且不说项王还有江东的根基，实在不行学个孙权固守江东绰绰有余，就论他当时被围的部队来说，也有个小十万人，如果真的有良策，以他的战斗力，拼死了往江东跑，也并不是没有机会。

只可惜，项王某些时候真的太幼稚了，太容易被骗了。没了范增的他，心智居然像个还没长大的孩子。刘邦找了楚国投降的士兵在四周吹唱楚歌，他就能怀疑刘邦当时已经尽取楚地，自己已经无路可逃了。

很多人都觉得，“霸王别姬”非常壮烈非常凄美。其实我想说，这是项王最愚蠢的时刻。在虞姬自杀之后，他做了一个把自己逼上死路的决定：那就是仅带800骑出逃。

几万的部队啊，如此的军事天才项王没有说最后拼死一战，却仅带了800人逃跑，置大军于不顾，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想的。

也许是项王太过自信，认为以他的能力，800人足以突围。

也许当时本来他真的能突围，只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老天都不帮他而已。

出逃的项王在分岔路上被一个农夫骗了，走进了沼泽地，行动迟缓，最终被刘邦的大军追上。

800人出逃，此时已经只有28骑，项王奋起霸王最后的威武，指挥这28骑打了他这辈子最后一场仗，只损失了两个人而杀死了茫茫多的汉军，以一场胜利结束自己的生命，也算是对天下无敌的项王一个最大的安慰了。

只可惜当初和他一起渡江的八千江东子弟兵，如今全部都回不去了。

然而非常可笑的是，项王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复的在给他最后的这二十多个部下说，是天不佑他，非战之过。

这就是霸王啊，最后时刻还是要维护他那脆弱的骄傲，不肯低头，这也正是他可爱的地方。项王的失败真的非战之过，论打仗没人打得过他；但也不是天不佑他，而是他自己实在太单纯太没有政治头脑了。

韩信评价项王：“匹夫之勇，妇人之仁”，非常到位。项王在进行最后搏杀的时候，居然因为见到了一位当年的故人，就决定把擒杀自己的功劳给他而拔剑自刎。只可惜，他的尸首最终还是被一群争功的人分成了五块，那个故人不过是抢到其中之一而已。

项王绝对是一个重情义的人，可是又摆脱不了自己多疑的性格。多疑本是历代帝王的共性，这倒也没什么，可他偏偏又没有刘邦曹操朱元璋那种既怀疑别人又能够笼络住人心的能力。

或许是项王太真性情了吧。

然而，项王虽然是个真性情的汉子，但如果真统一了天下，绝对不会是一个好皇帝。他的性情过于残暴，打仗时候就经常屠城的他如果拥有了天下，百姓们很可能还会在另一个类似秦朝的时代下煎熬。从这一点来看，刘邦这个小人赢得了天下也还不错，毕竟他懂得与民休息，长治久安。

本来项王也是有机会跑回江东的，乌江亭长的小船说不定可以让他逃出生天，可是项王最终选择了悲壮的死去，和当初一起和他渡江的八千子弟一起死在江的这边。

历代文人们对此都很感兴趣，抒发了很多感慨。

李清照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杜牧说：“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王安石说：“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

这些大家们说的都很有道理，应该只是出发的角度不同，这和他们的时代背景有关：

时值南宋乱世，偏安朝廷受尽金国屈辱，李清照当然会更在意这种气节，与其渡过江东在屈辱中度日，不如一死来的雄壮。

晚唐的杜牧目睹了唐朝的没落，他急切的希望当时的朝廷能够暂忍屈辱，卷土重来，大败割据的藩镇。

只有王安石发出的言论颇让我有些意外，主张变法强兵的他，一直是和司马光苏轼等对立的主战派，居然也会有这种反战的言论，很好玩，具体原因没有研究过，不做过多评论。

曾经威震天下的项王为什么会败给刘邦这样一个小人？其中当然有很多原因，两千年来也总有人在不停地讨论。

我认为项王在政治大势上的判断失误是他失败的最大原因：只会打仗的他到了最后才派出武涉这样的说客，实在是太晚了，早一点儿用上这些招，说不定局面会好的多；刘邦派韩信平定北方，而项王却没有任何相应的措施，导致最后被围攻；项王不会拉拢人心，搞得众叛亲离等等。当然在这些问题上作为项王军队大脑的范增也有一定的责任。

相反，项王一直为人所诟病的“匹夫之勇，妇人之仁”我却觉得没有那么致命。首先，项王绝对是军事天才，他百战百胜，倒也没有真的只是匹夫之勇；其次，他有时为人残暴有时又很心软，也并不是纯粹的妇人之仁，只是性格太过犹豫而已。

残暴也好，心软也好，其实每个帝王都有残暴的一面也有心软的一面，关键还是看他们的政治心智如何调整在适当的时候释放这两面。刘邦释放的就比较好，而项王似乎释放的就有些颠倒。

另外，历史既有必然也有偶然，运气什么的自然也不能忽视，如果刘邦的几次惊险逃生中有一次出了问题，那说不定天下真的就是项王的了。

第十三节 八大异姓王

项王死后，楚地的城池自然是望风披靡，很快就被刘邦大军扫平，继秦朝之后，终于又有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那就是大汉朝。

统一后的刘邦先是定都洛阳，而他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关于国家制度的选择：是用分封制还是用郡县制？

分封制就是学周朝，大封家族人士和有功人士领土，使之形成各个小国，共同辅佐皇帝，这样做法弊端在春秋战国时已经表现的很明显了，容易出现中央实力匮乏而地方强盛的局面，让刘家的天下名存实亡。

郡县制就是学秦朝：全国划分为各个郡县，统一由中央管理，这样做法的弊端在秦末也表现的很明显了，一旦有人造反，地方上的控制力非常弱，很容易出现中央管不过来的问题。

刘邦最终采取了两相结合的办法，那就是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有的地方采取封国管理，有的地方采取郡县管理，这样地方有武装，中央也不至于太弱。

按照刘邦的心思，地方上这些王爷显然都要封自己刘家的人才放心，但是像韩信彭越这样的自己打下来不少地盘的人早已许诺过封王，不能够这么快就出尔反尔失去天下人心，于是刘邦在大封皇室宗亲的时候，也立下了八大异姓王（7+1的模式），这八人里的前七个都是属于在归顺刘邦时手里就有地盘，或者追随刘邦之后打下了地盘自己治理的，根基比较强，不封王不行的那种。还有一个比较特殊封王的，咱们前文提过，后面再单独的说说吧，这里先按下不表。

真正刘邦身边的大功臣们，比如萧何张良陈平曹参周勃樊哙灌英郦商等都没有封王的待遇。

也许有人会觉得刘邦没有封这些大功臣们王是对他们不公吧？

后来的故事告诉我们，没有封王实际上是对这些人最大的照顾，因为刘邦活着的剩下七年就干了一件事：一个一个的铲除八个异姓王，营造一个真正刘氏的天下。

兔死狗烹本就是不变的道理，何况这些狗们还妄图和刘邦分享天下？

跟随刘邦打天下的人，封王的最后都死绝了，后代都不知道有没有，而封侯的，不管忍气吞声也好，继续发挥余热也好，好歹是活下来了，而且后代们过的都很好。

后世还经常会有皇帝怀念当年这些跟随高帝征战的功臣，而反复追封他们的后人。

接下来，让我们介绍一下所谓的八大异姓王，他们分别是：

燕王臧荼，燕王卢绾

韩王韩信，楚王韩信

梁王彭越

淮南王英布

赵王张耳

长沙王吴芮

看到这份名单，一般都会有个疑问：为什么会有两个燕王？

所谓的八大异姓王就是“7+1”的模式，这个特殊的1是燕王卢绾。前七个王封王的原因都是因为在早期反秦或者抗楚的时候自己打下了地盘，那些地本来就是他们的，不封不行。

卢绾是特殊，可以说，他这个燕王是刘邦故意送给他的。

在一开始我们讲刘邦身世的时候，提过刘太公和卢太公的故事，这个卢绾就是卢太公的儿子，从小和刘邦要好（难道真的是兄弟？），穿一条裤子长大，史书上用“生子同日，长又相爱”这句话，就说他们不但同年同月同日出生，而且长大以后关系也很好。

不管可能真是亲兄弟，还是只是纯粹的发小之情，刘邦对卢绾真的非常不错，当初刘邦从沛郡开始起兵造反，卢绾几乎一直是跟在刘邦身边，而且可以随意出入刘邦的卧房，就连萧何曹参这种最元老的功臣也没有这么高的待遇。

虽然卢绾一直没有什么战功（你看整个八年的故事我都没怎么提过他），刘邦享有天下之后却将最好的咸阳城给了卢绾做封地。可是这还不够，刘邦还想让他做王。

就在项王陨落后不久，先封的七个异姓王里头就有人坐不住了，先跳了出来造反的就是燕王臧荼，也不知是不是刘邦逼的。

臧荼我们前面介绍过了，武臣从陈王的队伍中脱离建立赵国，而韩广又从武臣队伍中脱离建立了燕国。钜鹿之战的时候韩广派臧荼去援助项王，项王很喜欢臧荼就封他为燕王，而迁徙韩广为辽东王。后来臧荼吞并了韩广的辽东国，但是在面对刚刚消灭了赵国的韩信大军时果断选择了投降，成为刘邦手下的一个诸侯王。

刘邦可算是抓住了个机会，御驾亲征将臧荼干掉，他专门把卢绾带在军中，然后给卢绾编排了一堆莫须有的功劳，堂而皇之的封他为燕王，享有臧荼原来的地盘。

刘邦如此的念旧情，还真是颇为少见，只可惜他唯一一次念旧反而害了卢绾。燕国是什么地方，就是现在的北京一带。北京如今是传说中的帝都，当年可是危险的边郡，是直面北方少数民族的最前沿。

尤其此时正值匈奴民族最强大的时期，出现了匈奴历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冒顿单于，第一次统一了北方草原，他甚至趁着楚汉相争时期，攻占了河套地区，直接威胁到长安的安危。

类似于“太子党”的卢绾，之前根本没有经过大仗的锤炼，怎么可能抵挡冒顿单于率领的匈奴铁骑呢？

关于卢绾封王之后的悲剧，我们后面再说。

接下来说两个韩信。

之前提过，其实跟随刘邦打天下的人里有两个韩信，只不过一个太有名了，所以几乎完全掩盖了另一个人的光芒，让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另一个韩信的存在。

楚王韩信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个替刘邦打下了整个北部江山的大将军韩信。在项王自刎之前，韩信本是齐王，但刘邦是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一个战略要地交给如此能人的，况且那是韩信自己打下的地盘，更是不能让他在那里生了根。于是刘邦封韩信为楚王，让他享有原来项王的地盘，一是考虑到他是逼死项王之人不太容易在楚地扎根，二也是想到当初韩信是在楚地混不下去了才跑出来讨生活的，让他衣锦还乡比较容易接受，不至于受到反抗。

韩信还真的就很乐意的回了楚地，当年那个被项王烹了的书生说的没错，楚人都挺有衣锦还乡的诉求的，项王如此，韩信亦如此，甚至刘邦后来在临死前也专门回了家乡，很装模作样的咏下了那首“大风歌”，在家乡父老面前显摆了一番。

另一个韩信是战国时期韩国的王族后人，韩襄王的孙子。他生的人高马大，也是能征善战的将领，不过和牛逼韩信相比，他更多像一个只有匹夫之勇的武夫。

刘邦封这个韩信为韩王，所以史书上为了区分两个韩信，一般称牛逼韩信为韩信，而称这个韩信为韩王信。

战国时的韩国是在中原地区，在当年七国时代就是有名的出产天下最好兵器的地方，刘邦可不敢把这么重要的地方交给一个能打仗的王胄之后，所以给他换了个地方，但是还叫韩国。刘邦换给韩王信的地盘有些坑爹，在现在的太原，也是北方直面匈奴的第一道防线，压力不是一般的大。

说完了两个燕王两个韩信，再简单介绍下剩下的四个王，彭越和英布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前文屡有提及。

彭越就是那个常年在梁国地盘上游走的土匪头子，在整个楚汉之争时期给项王造成了无比巨大的粮草供给压力；而英布曾是项王最得力的第一战将，是项王在南线战场上最强的棋子九江王，杀了楚怀王的就是他，他投降刘邦很大的影响了当时的战局。

这两个人都是死死霸着自己曾经的地盘，所以刘邦分别封了梁王和淮南王。

最后的两个异姓王是比较弱势和边缘的赵王张耳和长沙王吴芮。

张耳是老熟人了，前面经常会提到，最早和陈王一起反秦的元老，和他的好友陈馀一起帮助武臣攻下了赵地，后来两人反目，陈馀带人打败了张耳，张耳就投降了刘邦。刘邦让韩信与张耳北上攻打赵魏，韩信在打下赵魏之后继续出兵攻齐，张耳就被封了个赵王，开始经营赵地，一直持续到统一天下。

长沙王吴芮是八个异姓王中唯一一个把王位保持到了最后的，因为他实在是太弱小了。当初反秦的时候吴芮自称“番君”，是英布的岳父，拉了一小伙儿人瞎闹腾了一阵就投靠了项梁，后来和英布一起归降了刘邦，也没什么作为。

吴芮是出了名的“君子”和“长者”，他以及他的后代一直都保持着谨慎小心的行事风格，所以大汉朝的皇帝们对这么一个硕果仅存的异姓王也都没有太关注。直到汉景帝时期，传了七代的吴芮家族因为绝后没有儿子而断绝了香火，也算是善终了。

另外，在这一年里，刘邦还专门从海上召回了田横。

齐国被韩信灭了之后，田横先是投靠了哥哥田荣的好朋友彭越，后来天下统一，彭越被封为梁王，田横怕被杀，就又带了五百个亲信跑到海上避难。

刘邦可没忘了田横，便派人去招他回来，并许诺：如果田横肯来长安，大了可以封王，小也可以封侯，如果不来，必定派兵去追杀。

无奈之下田横只得来了长安，可就在离长安还有三十里的地方，他说：“当初我和汉王一样南面称孤（称王），现在他贵为天子了，我却成了阶下囚，心中很惭愧。而且我烹杀了郦商的哥哥（郦食其），现在却要和他一起做臣子，即使他碍于天子诏不记恨我，我难道不有愧于心吗？陛下不过是想看我的样子而已，现在砍下我的头，快马疾驰三十里还不至于腐烂，拿去给他看”说完就自刎而死。

随行的两个门客将田横头颅拿去给刘邦看，刘邦大为感叹，封二人为都尉，可是这二人将田横埋葬之后，却一起自尽了。

刘邦这下更吃惊，听说田横还有五百人在海上，马上诏他们都入朝，可谁料想，这五百人听到使者说田横已死，也全都自尽而亡。

刘邦因此对田氏兄弟非常佩服，认为他们能够得到人心，难能可贵。

项王手下的那些大将，英布和周殷都投降了刘邦，龙且已经战死，钟离昧投靠了韩信，后面会说。

先讲讲季布。

季布是项羽的大将，之前做过游侠，武力非凡，据说要高于英布等其他人，在楚汉相争时期他曾经数次搞的刘邦陷入窘境，差点儿死在他手上。如今天下统一，刘邦重金悬赏捉拿季布，如果有敢窝藏季布的，就诛杀全族。

季布给自己剃光头，乔装打扮装作奴隶。这些奴隶刚好被当时的天下第一游侠朱家给买了，以前季布也做过游侠，朱家认出了他，就收留了，还托人去找了刘邦的御用车夫滕公夏侯婴，说：“季布没有罪，只不过是各为其主罢了，他武艺高强，正好可以为朝廷所用。如果汉廷不用他，他往北就去匈奴，往南就去南越，都会变成敌国的资本。”

夏侯婴知道朱家是大侠，好给人解难，也猜到了季布就在他家，就给刘邦转达了他的话，刘邦此时统一天下，心情大好，居然也就真的赦免了季布，还给季布封了官。

季布当官之后十分想感谢朱家，结果朱家已经离开了老家，一个人出关不知去向，大侠风度，折服了天下人。

和季布情况截然相反的是丁公，他也是项王手下的将军，曾经在关键时刻放刘邦一马，此时他以为刘邦会感恩，就来找刘邦要封赏，结果刘邦却以丁公为人做事不敬忠，私放敌人为由把他给杀了。

刘邦做事都是很有目的性的，如果是乱世，他一定会重赏丁公，这样可以给很多其他楚将做榜样，“原来对刘邦好是有好处的”！可是现在不同了，天下统一，他不能给天下人一个不敬忠的榜样，所以一定要杀了丁公，让天下人知道“哦，原来不好好给主子做事，敌人都不会放过你！”

第十四节 五陵风流谁与共

公元前200年，刘邦56岁，他终于统一天下。

巨大的汉帝国已经慢慢走上了正轨，趋于稳定。

刘邦放弃了最初定都的洛阳，这个四周都是平原的地方，而是听了娄敬的建议，把都城定在四塞之地的长安。

长安和洛阳是历代定都常常青睐的地方，有汉一代，就分别在两个地方定过都，也算各有利弊吧。

长安的好处是四塞之地，易守难攻，听这个名字就像，“长治久安”。前文提过，班固的《两都赋》里说：“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一般来说选长安有更多的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

而洛阳的好处也是坏处就是“位于天下之中”，四周交通都非常便利，便于经济发展也易于被其他势力所攻打。

在刘邦的时代，长安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中华大地的人民已经大概有800年左右的时间没有享受过太平了，虽然刘邦暂时统一了天下，但是谁也不敢做一个稳定的预期，总会担心战乱随时再起。

对刘邦来说，那么多的异姓王在各地虎视眈眈，把都城建立在易守难攻的长安是非常明智的。

然而长安作为都城最大的弊端是缺粮食，而且交通不便。

在汉代，长安还勉强可以承担粮食的消耗，可是到了唐朝，都城所需的粮食需要大量的从南方和东方运过来，洛阳有十分方便的漕运从各地调粮不是问题，可若想继续把粮食从洛阳运到长安，则会困难异常，这是一个连皇室都承担不起的费用。

唐朝的历史上就曾经多次出现皇帝率领百官专门去洛阳“食洛阳粟”，因为长安的粮食实在不够吃了，而把粮食从洛阳运到长安还不如把吃饭的人从长安运到洛阳方便。

刘邦定都长安后，先后建立了长乐宫和未央宫两个汉代的主体宫殿，又强行迁徙了很多关东的豪杰（有钱的人）到长安附近，很快把长安成功的变成了帝国的中心。在汉初持续近八十年的轻徭薄赋政策的支持下（直到汉武帝开始打匈奴为止），长安也很快就变的富庶。

从刘邦开始，历代前汉的皇帝都把自己的陵墓选在了长安附近，每个皇帝都会迁徙很多富豪到这些陵墓附近的县邑居住，慢慢的长安附近也就形成了一个很特殊的区域，叫做“五陵”。

五陵一般是指高帝的长陵、惠帝的安陵、景帝的阳陵、武帝的茂陵和昭帝的平陵，也就是汉代前六个皇帝中的五个的陵墓，但其实最后广义上的五陵地区远不止这五个，后续的皇帝也都纷纷跟上了。

五陵在后世的形象是一个富豪聚集的地方，是一群豪杰的群居地域。正是汉朝的这种把各地富豪豪杰都迁徙到自己脚下管理的政策造就了这个极端侠义和富有的地方。

“五陵年少”一词更是成为了富豪子弟的代称。

和五陵有关的文化，白居易着名的《琵琶行》里就有一句：“五陵年少争缠头”。其他的诸如：“五陵谁唱与春风”、“五陵年少欺他醉”、“五陵衣马自轻肥”、“五陵宾从莫敢视”、“五陵年少轻薄客”、“五陵年少让清光”等等诗句数不甚数。

也许有人会奇怪，为什么五陵里没有文帝的墓，这也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汉文帝并没有把自己的坟墓同高帝惠帝放一块儿，而是选择了比较非主流的地方，就是着名的灞河旁边，叫做霸陵。这个地方地处白鹿原的东北角（有人想到那本黄色小说了吗），是唐代常用来代表送别的一个意境：“柳岸灞桥”。

长安无疑是汉帝国的核心，除了五陵之外，三辅也算是个比较特殊的规划。

三辅地区又叫京辅地区，是指京兆、冯翊和扶风，京兆是都城长安一带，冯翊和扶风两个词的意思都是“辅佐，保护”，就是长安地区一左一右的两个屏障，之所以叫左冯翊和右扶风是按照古人的习惯坐北朝南来看的，和现在上北下南的看地图习惯刚好相反。

古时候的人讲究“南面称孤”，王者都是向南的，朝北有很大程度的“低微”的含义，比如“北面事之”就是指称臣，而失败一般都叫“败北”，俗语“追亡逐北”里的“北”字也是指打了败仗的军队等等。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冯翊大概在现在陕西省的大荔县，在关中平原的东部；而扶风的地名一直保留到了现在，就是如今的陕西省扶风县，在宝鸡市的东面。三辅地区是大汉朝最核心的地区，而且也是秦晋地区的关隘和交通要道，素有“三辅重镇”的称号。

所以三辅地区的行政长官也和一般的地方官员不一样，都是非常受皇帝信任的人，西汉的中后期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在这三个位置上政绩极佳并且名留青史的，这些人集中在昭帝和宣帝的中兴时期，《汉书》专门单开一传来记录这些人，最有名的五个还编出了一个口诀，“前有赵张，后有三王”。

三辅地区之上，还有个类似于省级编制的地域划分叫司隶，和清朝还有民国时期的直隶是差不多的意思，司隶的长官叫做司隶校尉。

司隶校尉是伴随着汉代地方刺史制度的形成而出现的。最初汉朝没有省一级的地方编制，中央直接管辖一百多个郡。武帝时期，随着疆土的不断扩张，直接管辖起来渐渐困难，就将天下分为了十三个州，每个州设刺史一名，刺史的品秩很低，最初只是监察官员，并不干预地方行政，但后来就慢慢的变了味，成了高一级的行政长官。

在划分十三个州时，京城附近的三辅地区，还有弘农郡、河东郡、河内郡和河南郡没有在其中，这些地方单独归在一起叫司隶。因为涉及到都城长安和中央朝廷的一些监察，不能和一般刺史等同，便设置了一个二千石的大员，那就是司隶校尉。

司隶校尉当然不可能在中央地区成为更高一级的行政长官，他是不能够管辖京兆尹和左冯翊右扶风这一类官员的，但是其权力也很大，他手上有自己的一支小队伍，可以在三辅地区进行监察和抓捕，就是说不但有检查院的功能还有一定公安局的功能，当然抓上以后定罪不是他的事，所以法院他当不了。

长安还设有城门校尉这种官职。

城门校尉负责长安城各个门卫兵，责任重大，是个比较敏感的武职。清朝历史了解的比较多的朋友可能对清朝的九门提督这个位置印象很深刻，雍正即位和时任九门提督的隆科多是他的人不无关系。从表面上看，汉朝的城门校尉和清朝的九门提督掌管的事务差不多，但其实他们有本质的区别。

这个本质的区别就是九门提督的全称叫“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他掌管的是京城附近最强的军事武装，其他的部队赶过来都还要有些时日。而在汉代，京城附近最强的武装是北军，而不是城门校尉的那些小部队。北军什么的，在汉代意义非常重大，我们后面会屡有提及。

所以真正和九门提督一样的应该是北军中尉，而不是城门校尉。除了城门校尉以外，长安附近还设有京辅八校尉。

京辅八校尉是指京城和三辅地区的八个校尉，他们都是二千石的大员，分别是：中垒校尉、屯骑校尉、步兵校尉、越骑校尉、长水校尉、胡骑校尉、射声校尉和虎贲校尉。这八个人分别是京辅一带八个小武装部队的军事长官，各自有各自的作用，比如射声校尉专门培养弓箭手，胡骑校尉专门培养胡人士兵等。这些部队有一定卫戍的意义，但力量比长安的南北军来说还是较小，更多像是一种常备的特种部队训练营的性质。

长安的警备做好，未央宫和长乐宫也建了起来，大汉朝的威仪意境慢慢有点儿意思了，可是这帮和刘邦打天下的老臣还是习惯当年战场时无拘无束的感觉，在朝堂之上毫无规矩，让刘邦很头疼。

于是，刘邦找来了这个领域（礼在汉代是很大的学问，有很多人就是因为通礼而做官）当时的专家叔孙通，叔孙通拿到刘邦给的科研经费和科研项目之后，带领了三十多个博士（真的是博士）开始进行项目攻关。

一段时间之后，叔孙通的项目团队有了成果，开始向刘邦汇报，进行了一次全体高级官员的礼仪培训，从衣着到进退、从言辞到方向等等非常的详细，培训大概花费了十个月的时间，效果非常明显，刘邦在感受完了叔孙通的成果之后，感叹了一下：“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就是说，经过了叔孙通的改革，刘邦才感觉到原来做皇上是如此尊贵。

刘邦这个皇帝也是够惨的了，他戎马一生，真没享过什么福，甚至做了皇帝以后也没享什么福，因为马上就会有各种事情来找他，让他很难安安稳稳的躲在宫中享福。

第十五节 郡县与诸侯相结合

之前提过刘邦选择了郡县和诸侯相结合的制度来治理天下，我们先介绍下汉代的郡县制度，钱穆先生认为汉代的地方政府制度非常成熟，远比几百年之后的唐代要好，与之相辅相成的乡举里选制度在同时代也十分领先。

汉初没有省一级的编制，由中央直接管辖几十个郡，这样一来地方的权力较大。郡守的级别和中央九卿等官员是一样的，都是二千石。一个郡守如果调为九卿算是一个小升迁，如果只是调为非九卿的其他二千石中央官员，只能算平调。

这样的情况就相当于现在中央各部委的部长和各地方的市长是一个级别。这种制度的好处在于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之间的流动非常方便，人员的调转比较灵活，和后世那些复杂的制度相比，不容易拘泥于古板的形式，可以因时制宜。当然，简单的制度也容易出现不符合规矩的破格操作，这是它的问题。

随着武帝时期不断的开疆拓土，西汉的版图从最开始的几十个郡慢慢的变成了一百多个，很多边郡和中央之间的往来非常困难，如果每年去长安汇报往往要在路上花费大部分时间，于是出现了州刺史的制度，而且还慢慢变了味。

最初武帝将天下分为十三个州，如果算上司隶地区，其实应该是十四个，每个州派去一个州刺史去监察各郡郡守的工作。这些刺史每年秋冬去所负责的州，然后年终的时候返回长安来做汇报各郡的情况，直接由御史大夫负责。

刺史一开始权限是很小的，他们有很明确的六条监察范围，超过这个范围的内容他们不能干预，他们的品秩也只有六百石，和郡守的二千石比差的很远，其实是以下级督查上级。

随着时代的发展，情况逐渐由了变化，各州刺史留在行部（就是他们在各州的治所）的时间越来越长，管辖的范围也越来越大，最后演变到了可以直接指挥郡守处理政务的地步，变成了比郡更高一级的行政长官。

为了让刺史的权力和品秩相称，成帝时期干脆把刺史升为了二千石，至少和郡守一样，而且把名字也改成了“牧”。

“州刺史”变成了“州牧”，这一细小的名称变化其实确实是反映了这个官职本质的区别，“刺史”二字还是带有明显的监察的味道的，一般带“史”字的都和监察有关系，而“牧”就不同了，这是明显的“管理”的代名词。在《让子弹飞》里，姜文演的张麻子说自己的原名叫张牧之，葛优扮演的师爷马上就称好，说这是典型的做官的名字，其实就体现在这个“牧”字上。

刺史制度的变化在一开始是一种进步，形成省一级的单位是当时现实的需要，但时间长了就显出了弊端。皇帝本来是觉得郡太多太远管不过来，想通过刺史一级来加强中央集权，但时间一长，尤其是到了东汉末年，由于州牧的权力太大，反而是削弱了皇权，这也就是东汉末年诸侯割据的一大原因。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在东汉末年这种皇权极弱的情况下，州牧们已经开始自己挑选继承人而不管中央的任命了，徐州牧陶谦就能直接把徐州送给刘备，袁绍死后也可以由儿子直接即位，根本和皇帝没什么关系。

其实这种本来去地方监察最后却演变成了更高一级的地方官员的事情不是只有这一次，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样的结局在中国历史上多有出现。

唐代的节度使制度最早也是对于各个州的监察，但随着监察的越来越常态化，最终慢慢变成了各自割据的势力，形成了唐后期藩镇独立的局面。

清代的省一级的最高行政长官本应该是一省的布政使，但是由于巡抚和总督这种本来巡察的官员逐渐强化，最后凌驾于布政使之上，变成了真正的“省长”。

这个问题的弊端比较严重，那就是让地方的层级化过多，升迁困难，中央和地方的流动太少，体制不够灵活。

在汉代只要做到郡守就可以有很大的机会去流动到中央任高级官员甚至是九卿。可是在清代，如果你从地方做起，勉强混到知府，你的上头还有布政使，布政使上头还有巡抚，巡抚上头还有总督，至于中央六部的尚书侍郎那就是更遥不可及的目标了。

所以在清代，真正的人才都拥挤到了中央，不愿意留在地方，留在地方的都是一些想捞钱而没有过多政治抱负的人，这才有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地方腐败极其严重。

中央人员冗余，而地方效率低下，会使整个国家的体制不够平衡。

说回郡县，汉代地方的郡守权力非常大，一是中央放的比较松，二是他本是就是和九卿一样品秩的高官，更何况在地方上他还有中央享受不到的地位，俨然是个土皇帝。州牧在东汉的强势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这个现象，但在西汉，郡守还是当之无愧的地方一霸。

汉代对于郡守的委任和对丞相的委任有些相似，那就是一郡事务，除了动兵打仗，全部可以自己做主，甚至是一些低级官员的任命也能包办。

另外，郡守每年还能向中央推荐一名人才去出任郎官（文官的预备役），这就是传说中的“举孝廉”。名义上虽然是“举孝廉”，但其实从来就没有用“孝”和“廉”的标准来决断，基本上还是以能力为主。当然，郡守对于自己的推荐人是要负责的，如果推荐人犯了什么事，自己可能会受到牵连；如果推荐人表现的好，自己也能得到相应的赏赐。

都尉是地方上的武官，掌握有一些部队，但不是每个郡都有的，取决于西汉在全国地方上兵力的安排。都尉也是二千石的大员，和郡守平起平坐，并不受其管辖，这是一个制衡关系，类似中央丞相和太尉的关系：一个人什么都管但不管兵，另一个人什么都不管就只管兵。

郡一级编制之下就是县，县是汉代的地方基本编制，在秦朝的时候就有，县长官的品秩不固定，在千石和六百石之间浮动，主要取决于县的人口。

县的大小不同，长官的称呼也不一样，一万户以上的县长官叫县令，一万户一下的县长官叫县长，当时一万户以上的县占总数的60%左右。西汉末年的时候一共有1500多个县，大概是现在全国县的数量2000多个的75%。

县令在汉代绝对不是小官，他至少是个六百石的品秩，和很多中央的要员是平级的。

汉朝县之下的编制是乡和亭，这是两个平行的机构，一般乡更像偏重民政的治理，属于文职；而亭更偏重抓捕和缉查，常由那些少壮有力和有军事力量的人来负责。乡长和亭长的关系又像中央的丞相和太尉，郡一级的郡守和都尉了：一个为政，一个为兵。

另外，亭长还负责一些往来官员的接待工作，大汉朝的建立者刘邦发迹之前正是这么一个亭长，可以说亭长经常迎来送往的工作是给他丰富了不少见闻的。

汉代最基层的人民经常是不知道皇帝和中央那些大官是谁的，他们只知道管自己的乡长亭长甚至更低的一些官吏。天高皇帝远，中央那些人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人民最多知道县长就可以了。

如果刘邦不是通过亭长的位置知道了外面的世界，说不定也就没有后面那么的故事和发展了。

不要以为乡长和亭长就是西汉最低级的官员了，其实在西汉官方承认的官员（也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公务员）中还有更低级的，那就是乡长手下的三老和啬夫，三老一般是乡间德高望重的长者，负责一些乡里之间的教化；而啬夫就是农夫的意思，负责一些乡间的杂务。

啬夫有两种，一种是有秩啬夫，一种是无秩啬夫。二者的区别就是有没有“公务员编制”，有秩就是“有品秩”的意思，这也是西汉公务员体系里最低的一级，是一百石。反之，无秩的啬夫就是朝廷不认证的乡里自己聘来做事的了。

上到丞相下到有秩啬夫，这些人构建起了西汉的政府，形成了汉朝的公务员体系。他们有多少人呢，西汉末年还真做过一次统计，大数是12万左右，还算不少。当时是整个两汉时期人口的顶峰，一共有6000万人，所以公务员的比例大概是0.2%。

在西汉这种重农抑商的时代，富商大贾没有几个，学术方面的人才也大部分都有官职。所以除了那些靠吃祖宗封荫的诸侯子弟以外，一般人只要在汉代进入了公务员体系，哪怕只是一个百石的有秩啬夫，其实也是非常荣耀的了，这很好的解释了什么叫“学而优则仕”。

看看我们如今的情况，我没有找到太准确的数据，把事业编制什么的都算上我国一共有4000万左右的公务员，占13亿人口的3%左右，而且社会各个方面都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每个行业做的好都比一般的公务员要混得不错，时代早就不一样了。

虽然不能和现代比，但西汉的公务员比例已经远远高于其他朝代了，朱元璋时期全国公务员的数量只有三万人，当时的人口应该也在5000万左右；到了清朝更为夸张，康乾盛世之时全国人口已经开始过亿，而公务员的人数却逐年变少，逐渐少到了两万以下。

这很好的理解了明清时期科举的惨烈盛况，那是一个官员极贵的时代。

说完郡县就可以更好的讲诸侯制度了，西汉是一个以郡县制为基础，但参杂了一些诸侯封地在里头的国家，涉及到诸侯的地方都有些特殊。

汉代诸侯制度的根基是商鞅变法时创立的秦朝的爵位制度，他把人民分成二十级爵位，这些爵位可以通过军功来获得，也可以通过钱来买，其他的功劳一般增爵位的比较少，但是也有，总的来说比较宽松。

这二十级爵位分别是：爵：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

这其中一到五级完全向全民开放买卖，六级之后就好像有些条件了，具体的我也不是非常清楚。大概六级以上就算你进入士大夫阶级了，有很多门槛，比如有市籍的肯定不行，这限制了那些富商们进入士大夫阶级。

爵位中最高的两级就是我们一般意义说的侯，拿到这个就可以称你为“侯爷”。十九级的关内侯没有具体的封地但是有享食的户数，可以按照户数领取一定的赋税收入，大都不多，在一百户到三百户之间。

二十级最早叫彻侯，后来为了避汉武帝的讳，改名为了“通侯”或者“列侯”。列侯是有具体封地的，可以享受该地相应户数的一半赋税，但是不参与该地的政务。汉初列侯是不回封地的，大都住在长安，后来文帝要求诸侯归国，即使是有别的地方的官职，也要让自己的太子（爵位的继承人）回到自己的封地去。不过据我观察，这个诸侯归国的制度好像执行的不是很严格，有很多诸侯还是滞留在了长安。

诸侯的爵位可以世袭，所以封侯是造福后代的事情。西汉的皇帝经常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去罚掉一些诸侯，所以一般一个爵位也传不了太多代。当然也有长的，传了七代以上的还是有一些，一般超不过十代，因为西汉一共200年，王莽的时候把之前的诸侯都废了。虽然东汉建立之后又恢复了一些西汉的诸侯，但毕竟是少数，东汉还有自己的一堆开国功臣要封，没有那么多位置留给原来那些人。

诸侯封地一般最大也就一个县，西汉封的侯里头超过万户的没有几个，好像也就萧何、卫青、霍去病这几个人。前面我们说了，西汉60%的县都是万户以上的人口，而即使是极少数的“万户侯”也都很难独占一个县，所以县侯就是比较大的了，大多数的侯的封地都只有一个乡或一个亭，我们把这些侯叫乡侯或者亭侯。

《三国演义》里关羽投降曹操时，曹操封关羽为“汉寿亭侯”。很多人都觉得很霸气，都觉得曹操对关羽太好了，他们这么念这个词：“汉”“寿亭”“侯”，认为是汉朝一个叫“寿亭”地方的侯。

其实不然！

我们应该读“汉寿”“亭侯”才对，含义是汉寿这个地方的亭侯，是比一般的县侯要低一级的。

汉寿这个地方现在还有，已经是一个县了。

所以说，曹操也并不是对关羽那么的好，规矩还是要讲的，一个敌人的降将，一上来就封个县侯的话，难免会冷落了老臣们的心。

诸侯的封地不管是县还是乡或者亭，都要统一改名为“国”，相应的县长县令或是乡长亭长也要改名为“相”，另外太后皇后和公主的封地也是如此，她们的封地要统一改名为“邑”，相应长官也要叫“相”。

这些“相”并不由诸侯任命，也不归诸侯管，一切都和他本应该做的一样，是县令就是县令，是乡长就是乡长，要听命于上级的郡守或者县令，品秩也按照他应该得到的算，完全和一般的官员一样，只不过改个名字而已。当然，诸侯相要负责把诸侯相应户数赋税的一半分给诸侯。

诸侯王的制度也大体相似，只不过一般诸侯王的地盘会稍微大一些。他们的封地也叫“国”，自己也没有任命官员和参政的权力，一切都得听中央政府的，当然有的王爷会凭借他们自己势力的强大干扰国政，这也是可能的。在汉初，那些享有几十个郡的王爷自然不是什么地方官员可以管的，不过这种情况经过平定七国之乱和推行推恩令之后就没有了，诸侯王彻底沦为了酱油。

前面讲二十级爵的时候没有王这一级别，确实“王”不是爵位，因为你的功劳再大也不可能封王。刘邦建国的时候立下了白马盟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所以一般只有皇帝的儿子才可以封王且一定封王（没什么大错的话）。

汉朝的王按照世袭追溯到头一定都是某个皇帝的儿子。（汉初那些特殊的异姓王和刘邦兄弟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