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虽然是汉室宗亲,但却是个十足的落魄贵族。虽说他和曹操一样也是官三代,但前面两代人都不过是在偏远的涿郡当个小官吏,没有什么人脉,甚至也没有给家中积蓄下财物,加上刘备自幼丧父,以至于到他这一代,家中只能靠织席贩履为生。虽说日子过得不富裕,但刘备的母亲却相信教育能改变命运,所以节衣缩食,终于在刘备15岁这一年将其送到了名师卢植的门下。
按理说,刘备能得到这个学习机会应该努力进学才是,可是,史载,“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好结交豪侠,年少争附之”。不过,不可思议的也正在于此,此时的刘备似乎就已经展现出了某种难以被觉察的魅力。当时,他的同学刘德然和他是同宗,德然的父亲刘元起长期资助刘备,而且标准和自己的儿子完全一样。似乎刘元起家也不是很富裕,又或者刘元起的妻子小气,兼之刘备的学业表现让人失望,终于有一天,刘元起的妻子忍不住发了牢骚,认为大家虽然都姓刘,但“各自一家”,偶尔帮帮也就罢了,怎么能经常性地供养呢?刘元起说:“吾宗中有此儿,非常人也。”
同时,日后那位喜骑白马,善使长矛,纵横边塞,一度极其风光的公孙瓒此时也和刘备是同学。他似乎也看出了刘备的出众之处,故而在所有同学中特别结交比自己年幼的刘备。不仅如此,连张世平、苏双等“赀累千金”的中山贩马大商都“见而异之”,“乃多与之金财”,这些资助成了日后刘备崛起的第一笔启动资金。
所有这些,都表现了刘备的与众不同之处。至于这不同之处究竟是什么?史书中似乎特别强调了两点,一个是长相奇特,“身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在注重面相学的汉末,这一点很重要。其次,史载少年刘备“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很有一副少年老成的风范。
因为黄巾之乱,刘备得到了人生的第一次机遇。他靠了张世平、苏双的资助,组建了自己的私家武装,追随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当上了安喜尉。
如果从织席贩履之子的角度讲,刘备能够当上个县尉,已经算是根本性地改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前景了,可是,就如同早年在卢植门下不务正业一样,刘备似乎很瞧不上这个安喜尉,以至于当他的上级督邮“以公事到县”求见未获批准后,刘备竟强行将其绑捆在树上,一口气打了二百杖,然后把自己的印信系在督邮的脖子上,“弃官亡命”。
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官场里,刘备初出道就敢杖打上级,确实不同寻常。但刘备的运气好,这个时候中央政府暗潮涌动,大将军何进谋诛宦官,一方面调兵入京,一方面则派自己的亲信前往地方分头募兵。其中一位名叫Ⅲ丘毅的都尉奉命去丹杨募兵,刘备投奔了他。途经下邳时遭遇贼寇袭击,刘备因为“力战有功”,当上了下密丞。
但是没多久,刘备再次甩手走人。
这个时候的刘备已经快三十岁了,但是办起事情来却还像个毛头小子一样,这是刘备的不可思议之处,也是他的可爱之处。可惜后来《三国演义》的作者为了突显刘备的长者之风,硬是把鞭打督邮划到了张飞的名下,更将刘备早年的诸多情事一一隐藏。致使今天的读者认为刘备就是大耳朵、长胳膊,爱哭鼻子、少说话的傻二哥一个。
但当时或许正是这种个性,折服了关羽与张飞,死心塌地地追随刘备南北奔走。
但是,此时的刘备仍然有很多不足。如果这个时候的刘备去三顾茅庐,无论诚意多大,恐怕都是很难折服孔明的。但是,奔五的刘备折服了孔明,一如奔三的刘备折服了关、张。这就是人的变化,就是李太白所说的“大贤虎变愚莫测,当年颇似寻常人”。那么,是什么促成了刘备的虎变呢?
有一段时间,刘备的运气还是不错的。就在他从下密丞的任上不辞而去后不久,刘备又当上了高唐尉,不久居然又升迁为高唐令,后又离开高唐,追随了公孙瓒。在公孙瓒的表奏下,刘备成了别部司马,奉命与青州刺史田楷一起阻击冀州牧袁绍的进攻。因为在这个阻击战中“数有战功”,刘备又当上了平原令,并很快升为平原相。
就是在平原相任期内,发生了曹操远征徐州,陶谦四处求援的事情。刘备和他的上级青州刺史田楷都出兵援救。但刘备却格外得到陶谦的赏识,一见面就得到了四千部队的配属指挥。曹操撤军后,陶谦更让刘备屯兵小沛,做起了徐州的外藩。没多久,陶谦病故,临终前,陶谦决定将徐州转交刘备治理。这一决定又得到了徐州基层官吏和地方大族的支持。就这样,刘备忽然转了大运,一下拥有了一州之地。
但是,刘备的好运引发了很多军阀的妒忌和垂涎。北面的曹操,南面的袁术,一时都成了直接的对手。刘备被迫两线作战。
就在此时,被曹操击败的吕布势穷来投。虽然明知吕布为人反复无常,但为了应付两线作战的局面,刘备还是收容了吕布。兴平二年(195年),吕布趁刘备和袁术作战的时候突然袭取了下邳。当时留守下邳的张飞御下无方,激起了刘备嫡系部队和原陶谦系将领的内讧,遂使得吕布轻易得手,不仅占了徐州,而且“虏先主妻子”。此后吕布出于现实考虑,又反过来收容刘备,让他屯兵小沛,重新给自己做了外藩,刘备的家眷也被放回。不过,这个合作并未持续很久。由于刘备的力量增长过快,引发了吕布的忌惮,双方终于在建安二年(197年)爆发了军事冲突。建安三年,吕布再次击败刘备,并“复虏先主妻子”。无处容身的刘备转而投奔了曹操,曹操随之攻灭吕布。第二年冬,刘备袭取徐州,竖起了衣带诏讨曹的大旗。但建安五年即被曹操击破,曹操“尽收其众,虏先主妻子,并禽关羽以归”。一无所有的刘备转而投奔了袁绍。
年轻的刘备容不得一个督邮,但中年的刘备却已经能够在吕布、曹操与袁绍这三位敌手之间,一次次地虚与委蛇,等待时机。但刘备性格中的刚强却并没有消失,而是潜得更深了。正因为潜得更深,所以耐力才更久。
从建安四年刘备在徐州竖起反曹大旗,到长坂坡死里逃生,刘备的经历可以说是屡败屡战,屡战屡败。但是,刘备从不屈服,而且任凭曹操如何使尽手段,都从来不曾消灭刘备,甚至从未能消灭刘备的核心班底。相反,刘备却在屡战屡败中声望日隆。当袁绍决定与曹操摊牌时,排在陈琳讨曹檄文第一位的就是刘备(左将军领豫州刺史)。而之前当刘备势穷投袁时,先是袁绍的长子青州刺史袁谭“步骑迎先主”,到平原后,袁绍又“遣将道路奉迎”,自己也出城二百里郊迎,他们看重的正是刘备的政治声望与号召力。
这个政治声望与号召力当然首先源自刘备的亲民风格,其次则来自于刘备兴复汉室的政治号召。
就第一点来说,早在平原时期,刘备就在“人民饥馑,屯聚钞暴”的环境里,“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至于第二点——所谓兴复汉室云云,恐怕更多的是诸葛亮的政治理想。至于刘备一而再再而三地抗曹,更多的似乎仍然是一种性格使然。
当建安三年刘备投曹之时,曹操待之以非常之礼,但是,非常之礼背后往往隐藏着非常的危机。事实上,当刘备势穷来投之时,曹操的智囊团就已经分裂为主杀与主留两派。到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的时候,也就注定了刘备后半生如果想继续留在曹操手下,必须十二分地夹起尾巴做人。甚至即便如此,多疑残杀的曹操是否能容得下刘备,都是一个大问题。更何况,刘备的本性恰恰是宁折不弯,只不过是经验和惨痛的经历教会了他忍耐。也可以说,刘备的忍耐是非本性的,是为了更高层次的不忍耐。
宁做四处被追打的斗犬,也不当寄人篱下的哈巴狗,这就是刘备的人生信条。所以他敢在当安喜尉的时候鞭打督邮,也敢于在兵不满万、将只关张的情况下挑战举世无人敢惹的曹公孟德。虽然一次次被击败,却又总能一次次逃脱,一次次卷土重来。如此反复,终于有了三顾茅庐的机遇和火烧赤壁的奇迹般转折。
陈寿给刘备的评语是:“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尔。”很是切题。
一顾茅庐可谓刘备的转捩点。三分天三下的战略构想一经提出,刘备集团第一次拥有了明晰的发展战略。诸葛亮与鲁肃联手促成孙刘联盟,则使这个战略具备了可行性。从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到建安二十四年夺取汉中,这Il年堪称刘备的全盛时期。从屡战屡败到连战克捷,从无立锥之地到跨有荆益二州。历史的激流旋转得如此急速,大有让人目不暇接之势。而新的剧变就潜伏在这一帆风顺的辉煌之下。
当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之际,为了牵制曹军在汉中方向的集结,关羽的荆州军在中原战场发起了一连串的军事行动,从策反曹军边境守将直到双方正式开打。本来只是一个有限的牵制行动,却因为过于顺利的军事进展而一步步失控,最后演变成曹刘之间的一场主力会战。关羽太过专注于军事斗争,而忽略了外交战场的暗潮涌动。就在他拔襄阳、围樊城,水淹七军,达到一生军功的顶点时,却突然遭遇了吕蒙白衣渡江的袭击,并最终在曹、孙两军的夹击下全军覆灭。
荆州的丢失和关羽集团的覆灭,对刘备显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并非致命一击,如果继续忍耐,逐步恢复和孙权的联盟关系,没有了曹操之后的中原,究竟鹿死谁手实在尚未可知。更何况此时又发生了曹丕篡汉的事件,这对一向标榜匡扶汉室的刘备集团而言,无疑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可是,刘备并没有全力对付靠篡汉新成立的曹魏政权,反而决定东征孙权,夺回荆州。
刘备这一决策的失策之处,当年赵云就已经分析得很明白:“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
正是基于这段分析,颇有一些后人觉得刘备口口声声宣扬的匡扶汉室,不过只是一个宣传口号而已。从而觉得刘备这个人就是个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是否如此呢?
首先,如果刘备真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伪君子,他就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与孙权开战,姑且不说这个时候他攻击关中,是否能成功,但至少他抛开曹魏而攻击孙权,必将使其一贯的政治声望遭遇一次重大打击。
其次,从外交上讲,国际政治斗争,本来就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黄初二年,魏、吴之间已经因为襄阳、樊城归属问题发生军事摩擦,这个时候刘备要做的绝对不是伐吴,那只能是把别人的架抢过来打,而应该继续静观其变才是。
最后,从军事学的角度讲,老于兵事的刘备也不可能不知道,丢失荆州之后,孙刘之间隔着的是三峡。谁先进攻,谁就要先穿越数百公里的峡谷。沿途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多雾少饮水,谁先动手谁不利。除非是趁敌军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袭击。可是,关羽在建安二十四年的冬天被杀,曹丕第二年篡汉,是为魏黄初元年,又过了一年,也即魏黄初二年、蜀汉章武元年的七月,刘备才出兵伐吴,夺取巫县后又暂停行动,直到黄初三年、蜀汉章武二年的二月才又发起全面攻势,突然性早已不复存在。
当然,也有人认为刘备的军事才能本来就不高。博望坡之战,汉中争夺战,可谓刘备集团在对抗曹操的过程中两场很出彩的胜利。在《三国演义》中,这两个胜利都被归入了诸葛亮的名下,可历史上,这两仗都是刘备亲自指挥取得的胜利。博望坡之战时,诸葛亮还在隆中高卧。而夺取汉中时,诸葛亮被留在了成都,负责为前线运输兵员、粮草。这又怎么能说刘备军事低能呢?
可以说,刘备的伐吴在政治上、外交上和军事上都是完全不可思议的疯狂行为。解释这不可思议的答案,其实早由敌国的一位智囊答出了。
关羽死后,魏国内部曾发生一场关于刘备和孙权是否会开战的大争论。刘晔认为一定会开战,其理由就是:刘备和关羽“义为君臣,恩犹父子”。而以刘备的为人,不可能不给关羽报仇。
问题其实并不复杂,就在于刘备已经老了。人一老,往往不讲理,更何况刘备本来就是一个极有个性而且重人际感情的异类政治人物。
但刘备毕竟是个政治家,是一国之君。诸葛亮、赵云的反复劝谏,诸多重臣的坚决反对,不可能不对刘备的决策产生影响。这或许就是刘备拖了三年迟迟没有发起进攻的一个主要原因。偏偏就在这个微妙的当口上,张飞又被暗杀,而凶手又投奔了孙权。这一事件最终扼杀了诸葛亮与赵云阻止刘备东征的最后一丝希望,也铸成了刘备和蜀汉政权最大的一个悲剧性事件。
刘备的一生也就不免要在火烧连营的灰飞烟灭,与白帝城托孤的凄凄冷冷中落幕了,留在史书中的刘备,既不是演义中的忠厚傻二哥,也不是奸诈伪君子,而是个性鲜明、特立独行的不屈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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