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蜀国名将魏延是三国史上颇具争议的人物之一。有人说他是蜀汉后期最为重要的大将，因“性矜高”而与“平日诸将素不同” ；屡次北伐时，“延每随亮出，欲请兵万人，与亮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深为一生谨慎的诸葛亮所“制而不许”。建兴12（公元234）年秋，在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后，因与丞相府长史杨仪争夺蜀汉最高军事统帅权，被诬以叛蜀而遭杨仪部将马岱所追杀，为后人叹惜不止，深以为冤。如冒鹤亭先生就在《疚斋日记·读三国志蜀志》中云：

　　“魏延之反，亦冤辞也。其人过于自负，叹恨己才，用之不尽，故诸葛卒后，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指长史以下）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约束），作断后将乎！’。盖欲遣行者护丞相丧归，自留渭南，与司马决斗。其才不及诸葛则有之，其兴复汉室之心，与诸葛同也。而杨仪素与延不平，不欲下之，便引诸营相次还，延于是怒，先仪南归，烧绝栈道，使仪归不得。此则逞一朝之忿，而忘君国之大事矣。陈寿于延传末云：‘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就背叛。’斯为得之。蜀中人才本少，横加延以反名，长城自坏，仪之肉宁足食哉！”

　　也有人说“魏延脑有反骨，久后必反”，且多次卖主求荣，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丞相而所不容，并在其死后设计除掉之。这种说法常见于流传甚广的《三国演义》，但《三国演义》毕竟为小说家之言，且大都人都认为它只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不可尽信。况且史书《三国志》中的魏延就看不出反叛蜀汉的意图，正如《三国志?蜀书?魏延传》所言：

　　“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

　　知人论世，斯为得之。魏延有错，但无反骨，事去千载，言之慨然而又枉然。且考诸史籍，只见其忠义双全、勇略过人，而无叛蜀之迹。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魏延桀骜不驯的性格和骄傲粗鲁的脾气，导致在关键时刻被人诬以谋反，终惨遭灭门之祸。正如蜀人杨戏著《季汉辅臣赞》中云：

　　“文长刚粗，临难受命，折冲外御，镇保国境，不协不和，忘节言乱，疾终惜始，实惟厥性。”

　　因此我们说魏延脾气固然偏激，但在政治上他绝对忠于蜀汉政权，毫无叛蜀之迹。有问题的只是他性格上的“不协不和”，才导致其身死族灭。下面我们将深入探讨魏延所谓的“叛蜀”之说。

　　二、心存汉室，足见其忠

　　蜀将魏延是先主刘备最为欣赏和看重的名将之一，也是第一批随刘备西入益州、力定巴蜀的功勋之臣。《三国志?蜀书?魏延传》就曰：“魏延字文长，义阳人也。以部曲随先主入蜀，数战有功，迁牙门将军。”可见，在刘备西取益州的战争中，魏延多次力战有功，从军队的基层开始，一步一步往上爬，以致最终完全取得先主之信任，将镇守汉中的重任交给他。《三国志?蜀书?魏延传》就曰：

　　“先主为汉中王，迁治成都，当得重将以镇汉川，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先主及拨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尽惊。”

　　在当时，汉中是蜀国的最前沿阵地，得汉中，可不仅可北争关陇，而且还能南蔽巴蜀。正如杨洪对诸葛亮云：“汉中则益中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三国志?蜀书?杨洪传》）。蜀将黄权亦说：“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三国志?蜀书?黄权传》）。清人顾祖禹曰：“汉中府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形势最重。”（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曹魏若是占领汉中，将严重威胁巴蜀。当时蜀汉的五虎上将俱在，有“绝伦逸群”的关云长、“雄壮威猛”的张翼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的马孟起、“老当益壮”的黄汉升及“智勇双全”的赵子龙。但先主却把这肩关益州安危的重任交付于魏延，足见其知人善任，对魏延是绝对信任的。故在大会群臣之际，试问说：“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 魏延气干云霄对曰：“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 “先主称善，众威壮其言。”可见其忠义双全、勇略过人。但魏延也不辜所负，在他镇守汉中的十五年里，曹魏从末越过汉中半步。直至蜀汉后期姜维调整军事部署，采用诱敌深入之术，最终被魏将钟会长驱直入，导致蜀汉的直接灭亡，深为后人叹惜不已，如郭允蹈就在《蜀鉴》云：

　　“蜀之门户，汉中而已。姜维之退屯于汉寿也，撤汉中之备，而为行险侥幸之计，则根本先拔矣。异时钟会长驱直入，曾无一人之守，而敌已欣然得志。初不必邓艾之出江油，而蜀已不支，不待智者而能见。呜呼，姜维之亡蜀也。”

　　以此观之，在蜀国灭亡的后期阶段，若诸葛丞相遗命让“攻守兼备”魏延统军汉中、北进中原，魏国终不能越雷池半步，蜀汉政权也不会在很短时间内灭亡，可历史不容假设。反观诸葛遗志的继任者姜伯约虽“忠勤时事，思虑精密”、“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但终因其才疏学浅、难堪重负。正如陈寿在《三国志?蜀书?姜维传》中评曰：“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老子有云：‘治大国者犹烹小鲜。’，况于区区蕞尔，而可屡扰乎哉？”。魏延与姜维军事才能之高低，一目了然，足可见诸葛亮也有识人不智、所托非人之时。

　　三、屡立功勋，足见其勇

　　魏延在蜀汉后期军事行动中，多次随诸葛亮北伐中原，屡立战功，被后主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领汉中太守，南郑侯。地位仅次于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领司隶校尉，益州牧，武乡侯的诸葛亮，成为蜀汉晚期最为重要的将领之一。

　　蜀汉建兴八年(公元230年)，魏延率兵，“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溪，延大破淮等”（《三国志?蜀书?魏延传》）。此次战役是由魏延单独领军作战，对手郭淮又是曹魏在关西陇左首屈一指的名将，《三国志》号称其“方策精详，垂问秦雍”。郭淮曾在街亭败马谡、破高详，“摧破廖化，擒虏句安”（《三国志?魏书?郭淮传》）。其深通兵法、神机妙算，即使诸葛亮亦畏惧他三分。如青龙二年，诸葛亮兵出斜谷，屯田于兰坑，等待时机再伐中原。当时司马宣王驻兵渭南以防蜀军，“淮策亮必争北原，宜先据之，议者多谓不然。”，但司马懿采纳了他的建议，即刻让其率军驻屯北原，“堑垒末成，蜀兵大至，准逆击之。” 。过了不久，“亮盛兵西行，诸将皆谓欲攻西围，准独以为此见形于西，欲使官兵重应之，必攻阳遂。其夜果攻阳遂，有备而不得。”魏延就是面对郭淮这样的魏之名将，却能大破之，此足见其具有独自作战的统帅才能，实可堪大任也。后来在诸葛亮的几次北伐中，魏延也多次摧城拨寨，屡立战功。《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载：“宣王(指司马懿)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宣王还保营。” 

　　以此言之，蜀将魏延骁勇善战、所向披靡，且又心存汉室，可谓蜀之猛将也。然而就是在关张等五虎上将等先后过世的蜀汉后期，对于魏延这样一个难得的军事将才，诸葛亮却始终不肯像先主刘备一样心怀坦荡，委以重任，诚为可惜。

　　四、子午之计，足见其谋

　　魏延在建兴五年（公元227年）第一次北伐时，就曾向诸葛亮提出“（兵）出子午谷”之计，后又多次提出，但诸葛亮均没有采用。《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曰：

　　“夏侯楙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於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曰：‘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亮以为此县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 ”

　　然就魏延所提出的兵出子午、奇袭长安的军事策略是否可行呢？历来学者为此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由此而引出了一段历史公案。下面将就此来略加阐述，以能辨其是非曲直。

　　首先，诸葛亮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不是卓越的军事家，这一点，古来早有定论。如陈寿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后评中曰：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末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对诸葛亮的评语可谓一语中的、所言不虚。我们知道治国与打战是截然不同的，治国之道，讲究的是能行“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之正道。但“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军事行动，决定战争胜负关键是指挥者的多变的谋略和不尽的智慧。故孙子云：“兵者，诡道也！”，“善出奇兵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古之善于用兵者，大多遵循奇正相合、虚实相间的军事原则。而诸葛亮之用兵常见其正，不见其奇，在伐魏的军事战略上表现为只知“安从坦道”来“平取陇右”之正，看不到兵出子午、奇袭长安之奇。因而一味地固守正道，与强大的魏国在汉中祁山一带相持对垒，打一场消耗战，最终导致身亡国灭，真可谓是不知用兵之机者也！

    其次，在当时魏强蜀弱的局势下，蜀国要想生存下来并战胜强大的魏国，除了出奇制胜以外，别无它途。而“出奇制胜”的关键在于要选择好进攻时机，把握好进攻对象，从而达到出“一招制胜”的目的。如果详加分析，就会发现在首次北伐时已具备了出奇制胜的条件与形势。其一，进攻时机的选择上。在蜀主刘备白帝城托孤死后，大部分魏国人都认为蜀国无力进攻魏国，因此边界守备松懈、兵懒将惰。故《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曰：

　　“始，国家(指曹魏)以蜀中惟有刘备。备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备预，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陇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时应亮。”

　　所以第一次北伐带有相当的突然性与隐蔽性，是进攻的最好时机。其二，进攻对象把握上。当时率军镇守长安是曹操的女婿夏侯楙，此人是曹魏名将夏侯惇之子，曹操以女清河公主嫁之。“文帝少与楙亲，及即位，以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关中。楙性无武略，而好治生。在西时，多蓄伎妾，公主由此与楙不和。”可见，夏侯楙只知蓄伎纳妾，聚敛钱财，凭借“主婿”的裙带关系而都督关中，完全是一个典型的膏粱子弟，衙内式的人物。对于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如果兵出子午、奇袭长安，完全可一战而定。可正是由于诸葛亮的小心谨慎，失出了奇袭长安、兴复汉室的最好机会，每读史到此，不觉掩卷长叹，引以为憾！

　　再者，兵出子午、奇袭长安的军事谋划是确实可行的。子午之道虽崎岖难行，但确实是可以行走的，其中《三国志》就多次提到过它，如《张鲁传》：“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众。”《曹真传》：“真以八月发长安，从子午道南入。”《钟会传》：“魏兴太守刘钦趣子午谷，诸军数道平行”等等。可见在当时子午谷是比较熟悉的一条险道了，但比起魏将邓艾偷越的阴平小道，应该算不了什么险峻难行。《三国志?魏书?邓艾传》就曰：

　　“艾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开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频于危殆。”，“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

　　虽为同为险道，却因人而异，功业各异。魏将邓艾深通兵法、知晓奇正之术，利用魏将钟会在剑阁与姜维相持之际，出奇制胜，凭偷越阴平小道之奇谋而一战定蜀。而诸葛亮固守正道，与强大的魏国在汉中祁山一带对垒，最终身亡国灭，真可谓同道殊归。这也从反面证明了魏延提出的兵出子午、奇袭长安的方案是最高明的、切实可行的军事谋划。

　　五、延仪之争，足见其冤 

　　蜀将魏延与丞相府长史杨仪矛盾由来已久。如《三国志?蜀书?费袆传》就曰：“值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刃拟仪，仪泣涕横集。”俩人之间的矛盾大多都因性格不同所致，史书载魏延虽然“善养士卒，勇敢过人”，但“性衿高”，与同僚关系很差。又其桀骜不驯、性格刚猛，大家都畏避之。但只有长史杨仪却偏不卖帐，俩人遂成宿怨。诸葛亮在世之时，因“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故常令参军费袆从中周旋调协，每当二人拨刀相向之时，“袆常入其坐间，谏喻分别”，才不致于因私害公。故“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实为“袆匡救之力也。”。

　　建兴12（公元234）年秋，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后，延仪之间的矛盾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俩人为了蜀军最高军事指挥权及撤军布署而大打出手，导致严重的内讧。其事情的始末大致如下：诸葛亮在死之前，召开一次最高级的军事会议，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安排，作为当时仅次于诸葛亮的第二号军事统帅的魏延却被排除在外，这是直接导致延仪内讧的导火索，也为魏延不服从诸葛亮生前安排的撤军布署埋下了深深地祸患。《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载道：

　　“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

　　当时魏延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领汉中太守，南郑侯，地位仅次于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领司隶校尉，益州牧，武乡侯的诸葛亮。按理说诸葛亮死后，最有资格继承大将军之位，统帅全军的应为魏延，但诸葛亮却撇开魏延只和长史杨仪、司马费袆及护军姜维等密议身后之事，这明显属于感情用事，有意为之。

　　诸葛亮亡殁后，杨仪“秘不发丧”，却命司马费袆去探魏延之口风，魏延对费袆说：

　　“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

　　此语于公于私皆言之有理，但不愿服从撤军布署之意已溢于言表。司马费袆虚与委蛇，并和魏延就撤离和留守人员作了大概安排之后，诓骗魏延道：“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便借此机溜出魏延大营，驰马而去。末几，魏延发觉上当受骗，派人追之不及。于是魏延大怒，率领所部兵马先于杨仪之前撤回汉中，并命人烧绝剑阁至成都的栈道，以阻截杨仪撤军之归路。延仪各自先后上书后主言对方谋逆，后主不决，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等。允、琬咸皆保仪疑延，后主派长史蒋琬率宿卫诸营北上接应杨仪。魏延先至南谷口，率所部兵马与杨仪大军相距，杨仪前部先锋何（王）平叱散延部，魏延和他的儿子及数人奔逃汉中，杨仪遣部将马岱追斩魏延，致延首于仪前，杨仪用脚踩延首，并骂道：“庸奴！复能作恶不？” 并下令夷灭魏延三族，足见其恨魏延之深也。后来，杨仪也不得善终。撤军回成都后，仪自以为临危受命，有诛讨魏延之功，宜代诸葛亮秉理朝政，但诸葛亮平生以其“性狷狭”，早已密表后主以蒋琬为相。从此以后杨仪便“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章发于五内”，时人以其言语不羁，大都敬而远之，只有司马费袆多加安慰。但其仍口无遮拦，多次对费袆逆语道：“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讶！令人追悔不可复及。”费袆马上密奏后主，建兴十三年贬仪为民，迁徙于汉嘉郡。后杨仪又多次上书，诽谤朝政，并且言辞激烈，遂下郡收仪，最终其在狱中自杀而亡。

　　通过了解延仪之争的全过程，我们认为魏延至始至终并无背叛蜀国之意。只是由于他桀骜不驯的性格和骄傲粗鲁的脾气，导致在关键时刻被人诬以谋反，终惨遭灭族之祸。正如《三国志?蜀书?魏延传》所言：“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倒是诸葛丞相充分信任并在死后委以重任的杨仪却欲大逆不道，举大军以降魏，真是世事难了啊！

　　六、后语

    通过对蜀将魏延叛蜀一说所进行的分析与研究表明：魏延心存汉室，足见其忠；屡立战功，足见其勇；子午之计，足见其谋；延仪之争，足见其冤。作为蜀汉后期最为重要的将领之一，只是非功过由于其桀骜不驯的性格和骄傲粗鲁的脾气，才致使身死族灭，诚为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