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机构的矿冶业管理权，随着机构本身及其职能的变化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北宋初至元丰官制改革前，由三司及其属下的盐铁部总掌大权；后一阶段为元丰官制改革后至整个南宋时期，由尚书省属下的户部、工部共掌大权。 （一）北宋前期三司对矿冶业的管理

北宋初期，国家财政收支的管理权沿袭唐、五代旧制，由三司总掌。三司下设盐铁、度支、户部三个部门，分管财赋、贸易、户口等各类经济事务。其中，盐铁部 “掌天下山泽之货，关市、河渠、军器之事，以资邦国之用。”由于事务繁多，盐铁部内又：分成七案，第六案“日铁案，掌金、银、铜、铁、朱砂、白矾、绿矾、 石炭、锡、鼓铸”。铁案就是三司属下专门管理各类矿业事务的职能部门。

三司管理矿业的基本职能，主要表现为参与制订及发布有关矿冶生 产和铸钱的政令，对各地矿冶铸钱事务的奏章文书拿出意见，并协助下情上达、上令下行。例如，宋太祖乾德年间，盐铁奏：“秦州银冶比多逋负，未入之数不减万 计，请择朝臣以主之。”又如，宋神宗熙宁元丰之际，采矿铸钱生产达到两宋的鼎盛时期，南方铜、铅、锡产量成倍增长，广南东路产铜竟高达二千一百万斤。全国 年铸铜钱506万贯，其中，南方的铜钱监年铸额为380万贯，仅广南东路的韶州永通监与惠州阜民监年铸钱就达150万贯。然而，与当时迅速发展的矿冶铸钱 生产不相协调的是，诺大的南方区域中，总管诸路矿冶业生产的提点坑冶铸钱司的办事机构设于饶州，偏于北部地区，远离广南东路，很难实行全面而有效的管理。 三司针对这一状况，及时提出增置提点官一员，设置两司，分路管辖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采纳。元丰二年（1079）七月，宋政府在饶州、虔州各设一司，饶州 司管辖淮南、两浙、福建、江南东路区域；虔州司管辖荆湖、广南、江南西路区域。这次的机构改革顺应了矿冶铸钱生产的需求，解除了因辖区广阔致使官员巡视不 周、领导不力的弊病。

三司除了参与决策、实施宏观性的指导外，还设立了矿产岁课帐籍管理之制，定期勾考各地的矿产课额情况，按时督催 入京矿课。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十月的诏令就曾提到.江南各路的金银场冶课利每年由提点坑冶司负责运送入内藏库，并且“据场冶申到所收金银细数，攒 写为一帐，申三司拘催内藏库铁帛案，”北方诸路则由各路提点刑狱司“准此施行”。三司定时检查各地金银收纳入库情况，如果各地拖延时日，过期未运至京师， 三司必须立即申举催促。

作为中央主管矿冶业的机构，三司可奏辟和荐举矿场官员。如嘉{；占年间，范纯诚由长洲县尉任上“用三司荐，监衡州茭源银场”。另外，宋太祖时期已有吏人补冶官的制度，当时，莱芜监属下的冶官“率以赀进，多恣横”，就是被“三司补吏为冶官”的。

（二）宋神宗至南宋期间工部、户部对矿冶业的管理宋神宗熙宁年间，宰相首先抓住“理财”这一关键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变法，分割和削弱了三司权力。 其中在矿冶业方面的变革，就是于熙宁三年将三司对矿业的管理权转归工部属下的虞部掌管。元丰三年官制改革后，三司消亡，尚书省六部官员实际执掌本部门职 权。此时，虞部员外郎的职责是：“参掌山泽、苑囿、场冶之事，而举行其禁令，若地产茶、盐、矾，及金、银、铜、铁、铅、锡，则兴置收采。以其课入归于金 部。”《宋史》亦日：虞部“掌山泽、苑囿、场冶之事，辨其地产而为之厉禁，凡金、银、铜、铁、铅、锡、盐、矾，皆计其所入登耗以诏赏罚”。崇宁四 年，“山泽坑冶名数，令监司置籍，非所当收者别籍之，若弛兴、废置、移并，亦令具注，上于虞部”。从上述记载看，虞部既掌握检查决策、政令的发布执行情 况，又掌握籍记矿场兴废、矿课数额等事务，沿袭了三司铁案的职能。

元丰官制改革后，户部属下的金部也参与其中，与工部属下的虞部共同 执掌矿业事务，但户部的管理起初只限于收受矿产课入、供给财物、调拨矿产等方面。例如，陕西路等几个地区的铜钱监由于本地区铜矿产量少，每年要从南方调拨 铜料铸钱，这一职责就由金部执掌。元丰六年（1083）二月，由于宋与仍处于交战状态，陕西铜钱监所铸之钱因金部调拨铜料拖沓，无法满足支付军费所 需，宋神宗特诏令御史台追查户部失职稽滞之由。为此，户部各级官员分别受到决杖、罚俸、赎铜等处罚。

户部对矿业管辖权的进一步扩大是 在宋哲宗以后。由于元丰官制改革后，原三司所管事务分隶各部、寺、监，户部仅“掌版籍、财用二事而已，权任非复三司之比”。各部门运作时，“它司以办事为 效，则不恤财之有无；户部以给财为功，则不论事之当否。彼此各营一职，其事不复相知。”这种现象遭到户部官员的指责，认为不利于国家对财务的统一管理和资 金出纳。于是，宋：暂宗元事占四年（1089），在户部的请求下，朝廷下令：原由各部门主管的“申请创修、添修、计置、收买材料钱物、改铸钱料、兴废坑冶 之数，并先申户部看详检覆，”经户部定夺后再予施行。自此，有关矿冶生产的决策权亦列入户部的职权范围。

户部与工部共同管理矿冶业事 务，按本部门职能的不同，本应各有侧重。元祜年间，任户部侍郎时，曾建议：对于生产、造作诸事，户部应“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费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 良苦，程其作之迟速。”明确分工后，“天下贫富可责之户部，而工部工拙可得而考矣”。如果按上述分工运作的话，户部管理矿冶业的重点应放在矿冶开采政策、 资金投入、课利收纳等方面的决策权上；而工部则应侧重于生产过程、技术推广、产量统计、矿务管理等方面。但天下女人心259实际上，两部的职权在许多方面是相互重叠的。除 户部独掌矿冶资金与矿课的出纳权外，两部门常常是共同拥有议定矿冶诸政策的权力。例如，潼川府铜山县从北宋徽宗政和五年至绍兴二十六年的数十年间， 每年课铜仅386斤，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王之望受命措置铜山县铜事，将岁课提高到6000斤。绍兴三十年，秘书省正字冯方认为上述定额可能很难完成，建 议潼川府铜山县收铜不要再确立年额，“而户、工部言：恐窟匠不肯尽数打采，损失官课。方议遂格”。可见，政府采纳了户部和工部的意见。又如，宋孝宗乾道八 年（1172），因处州银、铜、铅兴发，孝宗诏令户部、工部同敕令所共同修立各级官员矿冶业治绩的推赏条格。此外，在统计各类矿场的兴废移并、生产状况、 矿课数量等方面，户部、工部甚至尚书省都设置帐籍，依时勾考。例如，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因陕西虢州等地金场兴发，矿冶官请从明年正月开始立新额 征收。宋徽宗“诏依所乞，立为永额。仍令户、工部注籍拘收”。这类记载很多，不一一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