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中期以后，经过五代到北宋初期，封建租佃制广泛地发展起来，特别是在“以峡州为中心，北至秦岭，南至海南岛这条南北线的东侧，即广大的东部地区， 则以封建租佃制居支配地位。”在租佃关系中，乡村佃农成为直接生产者的主体，地主则利用土地所有权来占有佃农的剩余劳动。地主与佃农之间形成了以租佃契约 为钮带暂时结合的经济关系。作为“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要求”的法律，必然随着经济关系要求的变化而变化，而地主阶级国家则利用立法“为每个阶级确定了在国 家中的特殊法律地位”。所谓法律地位，是指国家赋予每个阶级成员的各种基本权利，包括作为权利主体资格及依法可以行使的权利和应享受的利益。统治者为 乡村客户确立了什么样的法律地位，即在法律上赋予了客户哪些基本权利（包括刑法上和民法上的权利）？从这些权利来看，客户与部曲相比，在法律地位 上发生了什么变化？从这些变化中看经济地位与法律地位的相互关系，这是本文所要探索的主要问题。 一、客户取得了国家编户齐民的身份

在宋代，根据有无产业而划分为主户和客户。所谓客户，是指“佃人之田，居人之地”，‘借人之牛，受人之土，佣而耕者”“而纳其租”的无地农民。

在有良贱之分，在宋代有主客之别。但是唐朝的部曲、客女与宋代的客户在人身地位上有了显著的变化。唐朝的部曲系“私家所有”，是随主属贯，又别无户 籍的附籍私属；而宋代的客户，则是国家的“编户齐民”。宋朝统治者将这些无地佃农编入国家户籍，目的是为了“差遣之时，所贵共分力役”。但却使客户取得了 与主户齐等划一的社会地位，即封建国家承认了客户是享有权利主体资格的国家良民。从一些地主阶级士大夫的言论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宋神宗熙宁二年 （1069）十一月说“彼（主户与客户）皆编户齐民，非有上下之势”；南宋初的胡宏在给刘铸的信中也讲“虽天子之贵，而保民如保赤子，况主户之于客 户，皆齐民乎”；宋理宗时黄震也说“租户自系良民”。这说明从北宋到南宋，地主士大夫一直认为客户与主户都是平等的国家良民。这在农奴人身解放史上是一个 较大地进步。

宋代的客户，不仅在原籍可以取得国家编户齐民的合法地位，即使是迁移四方，流徙异乡，只要定居一年之后，即可编人当地户 籍，同样可以取得国家编户齐民的身份地位。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诏：“诸州县，自今招来户口及创居人中开垦荒田者，许依格式申入户口籍。”宋神宗熙 宁时规定：转徙四方的客户，“而居一年即听附籍”。可以看出，在北宋客户不仅可以自由迁徙，而且迁移之后，在新的地区还可以重新取得国家齐民的身份。

户籍不仅是确定国家齐民身份的法定依据，而且是确定国家税役的根据。特别是在宋代，主户（五等下户）与客户之间，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而在不断地相互转 化。一些客户，经过辛勤耕作，节衣缩食，家有盈余，可以通过承买或垦荒获得少量土地而上升为主户；而那些只占田一、二亩，甚至只有“寸土”的五等下户，在 沉重赋役压榨下，往往丧失土地而下降为客户，或沦为无产税户。对于主户、客户由于经济地位的变化而引起的身份地位的变化，封建国家通过经常的“复造”、 “重造”户口版籍，予以法律认可。

宋代地主士大夫们认识到：“客户乃主户之本”，只有“存恤”客户，才能“悉籍其力”，保“我衣食之 源”。所以在兵火水旱之际，封建国家在赈灾恤民时，无论是平价以粜，还是贷以种食，或是直以赈给，“无分于主客户”。这说明宋代客户在享受国家物资利益时 与主户受到了同等的待遇。这也是封建法律承认客户享有良民权利的反映。

宋代客户在取得了封建国家编户齐民的地位之后，改变周司农了魏晋以来 的私属状况，主客之间在法律上既非从属关系，也无主仆名份，这正是宋代客户法律地位提高的表现。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客户的实际情况，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 地主要求劳动力的强烈，客户的人身权利逐步丧失，到南宋后期，客户的法律地位，出现了明显的逆转。

二、客户取得了获得财产的权利

在宋朝，有田则有税，无田则无课。客户虽然被编人国家户籍，但由于没有基本的生产资料——：上地，他们对封建官府并没有直接的赋税负担，因此“客虽多， 而转徙不定，终不为官府之用”。吕大钧认为：“为国之计，莫急于保民，保民之要，在于存恤主户，又招诱客户，使之置田以为主户，主户苟众而邦本自固。”吕 大钧的话说明统治阶级认识到要想使封建政权稳固，必须维护其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这个物质基础的来源主要是赋税，而赋税又来自有产的主户。为此，宋政府采 取了扶植和发展小农经济的措施。一是招诱客户垦荒充为永业；二是允许客户继承户绝庄田承税为主；三是客户承买官田受到优待。通过这些途径，使客户获得土地 上升为主户，成为封建国家赋税的直接承担者，达到客户为其所用，以固邦本的目的。虽然客户中真正能够获得土地，上升为主户的是极少数，但封建国家却赋予了 客户获得基本生产资料的权利和机会，这是唐朝部曲所不敢思议的事情。

宋代政府屡有诏敕，令州县官吏招募客户，开垦旷土充为永业。宋太 宗太平兴国七年（982）二月诏：京东近年以来，蝗旱相继，流民甚众，旷土颇多，诏到百日不归业者，许他人承佃为永业。至道元来（995）六月又诏：“凡 州县旷土，许民请佃为永业。”仁宗天圣四年（1026）九月，在废襄、唐二州营田务时，亦“令召无田产人户请射，充为永业”。这是北宋时准许佃客取得土地 的诏令。南宋初年，高宗绍兴二年（1132）也曾降诏：“江东西荒田，乞募民承佃，仍蠲三年租，满五年，田主无自陈者，给佃者为永业。”并令“湖北、浙 西、江西皆如之”。这些诏令，为客户获得土地提供了法律保障。

这种“充为永业”的土地，有的是在实际上已有了土地所有权，有的则是一 种获得“地面权”的表示形式，既可以长期占有、耕种，也可以继承，并有权典押或出卖佃种权，业主不许增租，亦不准随便撤佃，对土地的使用权是较为牢固的。 因此，在宋代出现了子孙相承，累世不易的租种着同一块土地的永佃关系。如北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十一月，监察御史朱谏在谈到估卖福州屯田时说：“此 田人户耕佃四十余年，虽有屯田之名，父子相承，以为己田。”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在诏鬻天下广惠仓田时，曾公亮也说：“佃户或百年承佃，有如己 业。”在河北、河东、陕西三路，百姓租佃官田甚众，“往往父祖相传，修营房舍，种植园林，已成永业”。这些“已成永业”，“有如己业”的现象，说明在许多 官田的租佃关系中，客户已经取得了对土地的实际所有权，有的客户甚至通过长期佃种，辛苦经营而富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