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则有关晋文公持守忠信原则的记载中，同样有孔子的评论。这一则记载说，在晋国和楚国“城濮之战”的决战前夜，就如何打败楚国的策略问题，晋文公向大臣舅犯和雍季问出了相同的问题，即：“吾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晋人对楚人应该采取什么策略？舅犯主张，虽然一般来说君子应该持守忠信，但在两军阵前的特殊场合，采取诈伪之道也是允许的，所以，他主张以诈道对付楚人。但雍季却认为，以诈道应对，只能获得一时的利益，而想持续获利就不可能了。面对截然不同的两种策略主张，晋文公最后采用了舅犯的诈伪之谋与楚人决战，并取得了胜利。但是，归国后论功行赏时，晋文公却优先奖励了雍季。对此，群臣都很疑惑，认为城濮之战完全是遵照舅犯的谋略取胜的，为什么舅犯的功劳却在雍季之下？对此，晋文公首先批评了众人的短浅见识，接着进一步解释道，舅犯的主张只能取得一时的胜利，而雍季的主张却能够为晋国带来长久的利益。

对于晋文公的上述做法，孔子在读史时也作出了明确的评说。孔子总的评论是：“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也就是说，从晋文公在当时的表现来看，孔子认为晋文公的称霸是必然的历史结果，因为晋文公既能掌握一时的权变诈伪之道，又能清楚地判断出什么才是治理一个国家的长久之道。这个长久之道，在儒家看来，就是以道德治国，以忠信临民。具体说来，孔子的主张是：“临难用诈，足以却敌；反而尊贤，足以报德。文公虽不终，始足以霸矣。”在特殊情况下，为了取得战斗的胜利，可以使用诈术。但是，在整体的政治指导思想方面，必须通过“尊贤报德”来倡导忠信之道。当然，最好是始终如一地坚持忠信之道。晋文公虽然难以做到这一点，但孔子还是客观地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晋文公的做法对于他称霸天下的追求来说还是颇为有效的。不过，晋文公虽然最终得以称霸天下，但孔子还是不得不非常严肃地指出：“齐桓公正而不谲，晋文公谲而不正。”这是记载在《论语·宪问》篇的孔子的观点，意思是说，齐桓公称霸走的是正道，而晋文公走的是谲道。

孔子评价晋文公：谲而不正

什么是孔子所说的“谲”呢？《说文解字》曰：“谲，权诈也。”东汉经学家郑玄对《论语》此章的注释是：“谲，诈也，谓召天子而使诸侯朝之。”宋代理学家朱熹在《论集注》中说：“谲，诡也。”综合各家的意见来看，孔子所评的谲道，就是舅犯在城濮之战前夕所主张的诡诈之道。具体说来，在当时与楚军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如果走所谓正道，即传统的择日而战、全面铺开、正面作战的战术，面对强大的楚国，晋军几无获胜的希望。所以，当城濮之战开始的时候，晋军不是摆开阵势与位于中央位置的楚军正面接触，而是先去攻击楚军的盟军，即力量比较薄弱的郑国和蔡国等小国军队组成的右翼，而当楚国分兵援救其盟军时，晋军趁楚军重新部署的时候，突然发起全面进攻，一举将楚军击溃。这样的作战方式在当时就是不行正道的诡诈之术，为传统的战争规则所不允。历史上更多的观点则认为“城濮之战”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但却很少注意到这场战争是春秋时代战争规则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战争的“谲道”开始大行其道，而“正道”则成为强者的炫耀和说辞了。

孔子所说的晋文公的谲道，根据郑玄的意见，还应该包括“践土之盟”中晋文公对待周襄王的做法。

在城濮之战获胜后，晋国实际上已经开始雄霸天下，但唯一缺少的是周天子的册命。在当时，周天子虽然已经没有实权，但在名义上还是天下共主。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宣传上占据优势，晋文公作为诸侯之“伯（霸）”的地位显然需要周天子的册命，但考虑到周天子的地位，晋文公又不能屈身到洛阳去朝拜求封。所以，晋国就在卫国的一个叫做践土的地方给周襄王建立一座临时的所谓行宫，要求周天子来践土给晋文公册命。然而，晋文公还不想担着逼迫周襄王来践土的名声，就对外宣布说，周天子是巡狩天下，顺便在践土册命了新的霸主。然而，孔子对此却是看得清清楚楚，他说：“以臣召君，不可以训。”（《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也就是说，实际情况是晋侯召王，而不是王召晋侯，这是个不合礼仪规范的先例，不是霸主的光明正大的行为。晋文公如此对待周天子的做法，与齐桓公时代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照，所以，孔子才拿齐桓公做晋文公的镜子。

纵观孔子与晋文公的关系，二者虽然不是同一时代的人物，但孔子却因为晋文公的历史贡献而给予晋文公特殊的关注。孔子并不否认晋文公称霸对于维护天下稳定和光大华夏文明的贡献，但对于晋文公的霸业与齐桓公的霸业作出了明确的区分和评价。孔子对晋文公及其霸业的评价，对于后人理解和研究晋文公的霸业，以及晋国的这一段辉煌历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