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馆之外著春秋史馆之外著春秋

史馆之外著春秋

咱们中国有个修史传统,叫做“当朝人只修前朝史”。因为中国古代把修史看得很重,尤其是皇帝怕史家诽谤朝廷,所以历来严禁私修国史,然后由官方组织来为前朝修史。 不过,自以来史家就有个传统,那就是修史要使乱臣贼子惧,就是要让那些干了坏事的人害怕。他们干的那些事写在史书上,传之后世,几百年几千年后人们都知道。古代史家就讲个秉笔直书,宁可杀头,写下的字是不可以改的。

北宋的时候,史学很发达。的《新五代史》和的《资治通鉴》都是流传千古的佳作。不过北宋依然没有当代史的私人书写,只有朝廷里面的史馆负责记录。私人要写当代史,那是很危险的。

靖康之变让宋人极其痛心,国破家亡,连两个皇帝都被人掳走了。于是有志之士不再沉默,他们拿起手中的笔。奋笔直书,希望世人能牢记这个教训。像《靖康祸胎记》、《泣血录》和《痛定录》这样的史书应运而生,不看这些书的内容也能大致想到作者的思想情感。

南宋的史学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当代史的繁荣,并且私人所张少春宋文玉男女关系修的当代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里重点介绍的是两个四川的李姓史学家,一个叫“李焘”;一个叫“李心传”。

李焘:平生生死文字间

李焘是四川眉州人,跟是老乡,一看这个就知道他必定是家学渊源深厚。的眉州是个人文荟萃的地方,而李焘的父亲是饱学之士。又有丰富的藏书,李焘就成了典型的“学二代”。

李焘10多岁的时候即发生了靖康之变,这给他的心灵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他立志要写一部史书,明晰历史兴革,为当下提供借鉴。李焘最喜欢的史书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所以他要按照《资治通鉴》的体例写一部北宋一祖八宗的历史。现代人或许觉得对于李焘来说北宋已经是前朝了,其实从南宋人总是念念不忘中兴来说,他们并没有两个的感觉。更何况高宗本来就是徽宗的亲生儿子,所以北宋对李焘来说也是本朝,或者说叫做“国朝”。

写这样一部书是很难的,当代史比前朝史要难修得多,因为前朝留下来的材料肯定没有本朝多。李焘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摸索了40年,终于撰成了一部石破天惊的著作——《续资治通鉴长编》。

这部书有1000多卷,他把一生的主要精力几乎都花在这部书上了。他做了10个木橱,每个木橱又有20个抽屉。他把这些抽屉按照年份编上号,凡是与这一年相关的文献材料,就将其放进去。分月日先后排放,整整齐齐,井然有序。很多人很好奇历史学家是怎样工作的,这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张说李焘这个人品格就像是霜松雪柏,他没有其他的什么嗜好。不喝酒,不赚钱,连文人那点风花雪月都没有。“平生生死文字间”,他把自己的生命都交给了那些文字,文字就是他的生命。

这部书的史料极为丰富,而且都是经过了详细的考证,后代人要想再写宋史不看这部书是不成的。叶适也很推崇这部书,他说《春秋》之后才有此书,这是历史学家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耀。

李心传:尤为史家所仅见

李心传所处的时代晚于李焘,他生于1167年,四川井研人。30岁那年乡试落第,于是他决定不再应考,专心著史。不过到他晚年的时候,朝中几位大臣对他交口称赞。他被任命为史馆校勘,被赐予进士出身。他和李焘齐名,被称为四川“二李”。

李心传最重要的著作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是一部完全可以和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相媲美的著作。李心传写这部著作近则取法李焘,远则追步司马光。有人说李焘学司马光,最终还不如司马光。但是李心传学李焘,没有一点比不上李焘。

这部书完整记录了高宗一朝36年的历史,一共100卷,材料也是相当丰富。清朝人说这部书“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歧而不病其杂”,是非常难得的一部宋史佳作。

李心传最为难得的是他不虚美,不隐恶,实事求是。最典型的就是他对张浚的记录,张浚是主战派领袖,晚年深得孝宗器重。他的儿子张又是著名学者,跟朱熹是极为要好的朋友,所以张浚有些事情被很自然地隐瞒下来了。

前面已经说到南宋初年李纲当了75天宰相就被罢相了,主要是因为黄潜善和汪伯彦这两个投降派在捣鬼。其实还有一个人得为此事负责,那就是大名鼎鼎的主战派领袖张浚。

张浚当时是黄潜善的门客,有个好朋友叫“宋齐愈”,而宋齐愈被李纲处决了。所以张浚对李纲恨之入骨,他说李纲阴为惨毒,外弄威权,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并指斥李纲是国贼,认为不杀李纲不足以安天下。张浚的这些话完全是出自党同伐异的需要,不顾国家安危,颠倒黑白,因此张浚是造成李纲罢相的元凶之一。但是因为张浚后来成了大人物,所以史书处处回护,像《宋史》中的《张浚传》绝口不提这件事。

而李心传尽管对张浚这个人很钦佩,但是他觉得张浚做的这件事是实有其事,不可饶恕。因此也不应该隐讳,于是他将这件事的前后记载得一清二楚,这一做法体现出一个有良知的史学家应有的品格。

的史学家十分钦佩李心传,他们认为李心传能够将一切得失是非之道都根据事实叙述。没有丝毫的缘饰,这种品格“尤为史家所仅见”。

在南宋一朝,像二李这样的优秀史学家还有很多。如著有《东都事略》的王称和编纂《三朝北盟会编》的徐梦莘,都是我国历史上一流的史学大家。历史学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民族自我认识的程度,从南宋人的历史书写中,我们看到了南宋文明高度发达的自我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