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夏金元时期，是儒学发展的历史时期，也是儒学理学化的阶段。儒学以崭新的理学形态在中原王朝统治区兴起、发展以至盛行，而与北宋、南宋对峙并存的、金、回鹘、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由于与中原王朝的频繁接触与往来，加强了思想文化的交流。儒学也深受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的宠幸，得到传播与发展。地处偏远西北的甘肃地区，先是北宋、南宋、西夏、金等政权分立共存，后为统一管辖之地。各政权之间对峙而形成的民族斗争却带来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以传统思想文化为内容的学校教育在甘肃地区得到传播与发展。
一、西夏时期的儒学教育

西夏立国后，由于与中原王朝的频繁接触，相互往来，儒学对西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儒学教育在甘肃河西地区得到发展。

（一）设州县学

西夏占领之前，河西地区教育发展极不平衡，除瓜（治今甘肃瓜州东南）沙（治今甘肃敦煌市）二州有所成就外，其他地区的文化教育发展程度较低。河西地区儒学文化自东汉时期开始获得发展。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五凉时而达到全盛，经隋唐学者的大力经营，历五代犹存遗风。西夏党项自兴起之后，就不断接受传统儒家思想文化，开始其封建化的进程。党项人攻占河西地区后，首先是尽力吸纳儒学人士。河西地区除本地儒学人士外，还有诸多因失意投奔而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为西夏王朝的统治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为了发展儒学，西夏政府多次颁布诏令，兴办学校。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年），元昊令诸州各置蕃学。人庆元年（1144年），夏仁宗仁孝令州县各立学校，子弟员增至三千人，是崇宗乾顺建立国学时弟子人数的十倍。人庆二年（1145年），创立大汉太学，仁宗亲临太学，祭奠先圣先师。又设立内学，挑选著名儒者主持讲授。人庆三年（1146年）三月，又尊为文宣帝，令各“州郡悉立庙祀”，使孔庙“殿庭宏敞，并如帝制”。由于诏令的颁布，在短短的二三年内，西夏国内普设学校，儒学在西夏迅速发展。在此形势下，位于灵（治今宁夏吴忠市北）、夏州（治今陕西靖边县西北白城子）以西的河西地区，郡学也得以逐步设立。

甘州建立郡学。据西夏《黑河建桥敕碑》碑阳汉文落款所载：“大夏乾七年岁次丙申九月二十五日立石，主案郭那正成，司吏骆永安，笔手张世恭书，写作使安善惠刊，小监王延庆，都大勾当镇夷郡正兼郡学教授王德昌。”其中王德昌除担任都大勾当镇夷郡正外，还兼“郡学教授”，显然甘州已设立郡学，郡学教授由郡正亲自担任，表明地方当局对教育的重视。甘州郡学存至元初。

凉州学校教育兴盛。1972年在武威发现的西夏文启蒙课本《四言记事文》，通过一个富贵人家子弟的一生，采用讲故事的方式，宣扬西夏社会的道德规范，这一文物是当时凉州启蒙教育的明证。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出土一副笔架，上插一木质毛笔，尖端有墨迹。这一时期，学生还使用硬笔，这种笔用竹制作，将竹子一头削出一个斜面，斜面下端削尖，并将笔尖分裂成两片，犹如现在的蘸水笔，一支笔尖上还有明显墨迹。这两支笔与识字课本同时出土，应视为学生习字用具，是凉州郡学设立的反映。

（二）行庙学制

庙学制是指在学校中设置圣庙，并在圣庙中举行学礼。学校内建置庙学始于东晋，地方官学立圣庙最早见于北齐。庙学制是传统教育的鲜明特色。早在开元（713-741）年间，已有河西地方官学设立在圣庙。这一制度经过的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教学体制的一大特色。学有庙，庙依学，庙学一体。夏仁宗仁孝尊孔子为文宣帝，立庙谓之帝庙，意味着庙学制的实施，并以法律手段对夫子庙予以保护。庙学制在河西地区也得以推行。元人虞集在《西夏相斡公画像赞》中赞誉西夏名相斡道冲：“夏人尝尊孔子为至圣文宣帝，是以画公像列诸从祀，其国郡县之学率是行之。夏亡，郡县废于兵，庙学尽坏，独甘州仅存其迹。兴州有帝庙、门榜及夏主灵芝歌石刻。凉州有殿及庑。至元间，公之曾孙云南廉访使道明，奉诏使过凉州，见殿庑有公从祀遗像，欷流涕不能去，求工人摹而藏诸家。延间，荆王修庙学，尽撤其旧而新之，所像亡矣。”

《西夏相斡公画像赞》的记载清楚地表明：西夏时期，河西地区实施庙学制，凉州、甘州均得以推行，庙学内殿庑齐全。凉州庙学的殿庑至元初依然存在，直至延（1314-1320）间，荆王重修庙学，原存西夏旧迹才被取代。甘州圣庙毁于战火，庙学的具体结构不详。甘州，为西夏镇夷郡，是西夏四府之一的宣化府治在地，且其地理位置重要，因而甘州的庙学规模当洪射冰与凉州庙学相仿，殿庑齐全。西夏庙学制是对中原庙学制的继承与创新。学者高明士统计唐代全国31处庙学实况显示：供奉、先圣（或文宣王）及先师之所称为殿、庙或堂。廊庑画十哲、六十二子等先贤像赞。西夏的庙学制同样尊奉孔子为文宣帝，是对中原学制的沿袭，但西夏庙学制并非不加区别地全盘吸取，而是有所创新。从虞集所记可知，西夏的庙学廊庑中绘有当时贤达之像，这与唐代沙州及奉昌县庙学中仅绘制（或塑）先圣、先师（哲）等像的做法不尽相同。其主旨在于突出西夏的独立性，彰显党项民族特色。

（三）推广使用蕃书

西夏文字的创制有一个从初创到成熟的过程。西夏建国前，西夏文字已在民间流传，但是不统一，不规范。元昊把西夏文字的创制作为建国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把民族文字的创制和颁布作为民族性的自觉表征。但此时，元昊全力以赴准备立国称帝，无暇亲自从事文字创制，具体造字工作是野利仁荣主持完成的。野利仁荣熟读儒家经典，精通蕃汉文字，在民间原有文字的基础上，进行搜集、整理、归纳、演绎成蕃书十二卷，定为国书。蕃书创制后，西夏政府立即展开文字的推广与运用。

首先设置专业官员，培养教师。专门从事语言文字的官员称为“切韵学士”，西夏时期，专门设有“切韵学士”这样的特殊职称，这充分显示出西夏对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的异常重视及其文化事业的发展。语言教师的培养，由文字创制者野利仁荣亲自负责，首批招收培养的学生达三千余人，西夏文《颂师典》记载：“文字明星东方起，光辉文字照晚夕。招募弟子三千七，一一教诲成人杰。如今伊等科学业，历历在目遍全境。太空之下读己书，礼仪道德吾自立。”这批学生后来遍布于西夏全境，其中有不少人来到河西地区，从事语言文字的推广与普及工作。现存最早的西夏文献《瓜州审判记录》落款为1070年，上距西夏占领沙州仅仅三十年左右，由此可以推知西夏文字在河西地区推广的时间更早。武威出土的西夏文识字课本印本残版，其中有“父母智慧，选择师长”等熏染孩童的习语。这些残片是河西地区各州进行西夏文字教育的明证。

其次，注重实用性与艺术性。西夏文字创制后，被元昊尊为“国字”，下令“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并且“教国人纪事用蕃书”。由于元昊的积极推行，西夏字作为一种应用文字在夏国境内得到传播与发展，上自官方文书，下至百姓日常生活记事，皆用西夏文字来书写，并用西夏文翻译佛教经典和儒学典籍。西夏文对夏国的政治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甘肃河西地区是西夏重要的领地，也是党项人的一个重要聚集区，具有民族基础，因而西夏文字必然在这一地区广泛使用和传播。

第三，注重编写各类字典。西夏文字笔画繁复，“形体方正类八分，而画颇重复”，难以辨识。蕃书虽然借鉴汉字的形体与构造，但依照本民族语言特点，对这些笔画进行了必要的变通，创制成一种形似汉字却无一字与汉字雷同的新字体。清人张澍（1776-1847）在《养素堂文集》卷19《书西夏天民安碑后》所言：“乍视，字皆可视；熟视，无一字可识。”这对于学习汉文的人也形成识读障碍。为了使西夏文字得到普及与传播，党项学者骨勒茂才编著《蕃汉合时掌中珠》。书于西夏乾顺至仁孝时期的《文海》，是一部解释西夏文字形、结构、字义、字音的字典；《同音》则是一部韵书，收字最多，内容更为完整（1976年，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曾发掘得《同音》大字体残本）；《要集》按事门分类，但其方法极为独特，每一个西夏文词语，都用汉语解释，但这种解释用汉文注音的西夏文，这种别具一格的注释对西夏人学习汉语或对懂得汉语又粗通西夏文的人进一步了解西夏文极为有用；《杂字》也是按类分目的字书。诸多的辞典的应运而生与使用，促进了西夏文字的学习及其教学。西夏统治下的河西地区，教学质量与西夏文字普及化程度均有较高水平，据莫高窟与榆林窟西夏供养人题记显示，在西夏崇宗仁孝与仁宗乾顺时期，西夏文已全面推广与使用，上至达官贵人，下迄平民百姓，无论水平高低，均可熟练使用。蕃书的创制，对规范河西地区的语言文字、发展民族教育，有促进作用。

西夏政权统治河西地区近200年间，统治者除继承了瓜、沙归义军政权的儒学教育成果并继续推进外，还重新恢复与发展了甘、凉州等地自吐蕃占领以来一度中断的文化教育，并使河西地区的文化教育位于较先进的行列，对西夏的统治及继后而起的元朝文化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北宋西北边区的民族教育

北宋立国后，重文兴学，将学校视为培养人材的场所与移风易俗的有效途径。但初期，由于受唐末五代战乱的影响，学校制度尚不完备。至宋仁宗以后，各级学校才逐渐发展起来，特别是宋神宗在位期间，认为“西北人材多不在选”，开始重视在西北地区兴办学校，加强对沿边少数民族子弟的教育。

位于西北沿边地区的甘肃吐蕃部族与吐蕃政权，由于在宋、辽、西夏、金的角逐中具有的地位，因而引起宋王朝的重视，除采用羁縻怀柔、武力征服以外，还实行用“中国法教驭之”的政策，因此宋王朝把招抚吐蕃部族作为抚宁安边策略的重点。而建立蕃学，对吐蕃子弟进行文化教育，使吐蕃部族也受到儒学潜移默化的影响，既招抚了吐蕃部族，又加速了民族融合，进一步促进了蕃汉之间的文化交流。

官办蕃学始于北宋神宗熙宁（1068-1077）年间。宋神宗赵顼即位后，起用进行变法革新，展开对西北地区的开拓经营，其中兴办教育则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措施。在吐蕃部族聚集的环（治今甘肃环县）、秦（治今甘肃天水市秦州区）、渭（治今甘肃平凉市崆峒区）、熙（治今甘肃临洮县）、河（治今甘肃临夏市东北）、岷（治今甘肃岷县）及通远军（治今甘肃陇西县）等缘边州军地区设立学校，称为蕃学，招收蕃族子弟入学。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秦凤路缘边安抚司建议“通远军宜建学”，得到宋政府的允许。而王安石也向宋神宗称赞“种世衡在环州建学，今蕃官子弟入学”。其目的是以此为例，鼓动宋神宗批准在沿边州军广设蕃学。熙宁六年（1073年）十二月，在熙州西罗城“置蕃学，晓谕蕃官子弟入学”。熙宁八年（1075）三月，知河州鲜宇师中“乞置蕃学，教蕃酋子弟入学”，宋政府同意在河州置蕃学，后又在吐蕃重要聚居区之一的岷州“建州学”，并赐给国子监书。

蕃学是由政府拨专款兴办，蕃族子弟入校学习费用也由政府予以资助。河州蕃学，宋政府“赐田十顷，岁给钱千缗”。学校每年所需经费由国家拨给一千缗，再划拨十顷公田的租赋收入归学校使用。熙宁八年（1075年），宋神宗颁布诏令：“熙河路兵食、吏俸日告阙乏，而蕃学之设冗费为甚，无补边计，可令罢之，其教授令赴阙，蕃部弟子放逐便。”此诏令虽是罢废蕃学，但从侧面说明了蕃学确曾普遍设立，其费用确由国家拨款。由于蕃学数量多，开支大，已成为北宋中央财政的沉重负担，迫不得已，只好下令停办，蕃族子弟各归其部落。

蕃学中使用的课本及教学内容就是采用国子监规定的书籍，即用《诗》、《书》、《礼》、《乐》等儒家经典进行教化。蕃学中的教师则由熟悉吐蕃历史文化、语言文字和社会风俗的人担任。王安石在《次韵元厚之庆捷》诗中写道：“投戈再讲诸儒艺”。表明运用武力征服吐蕃的同时，更要施用儒家思想文化，使吐蕃“世变风移”，逐渐接受汉族封建文化，缩小吐蕃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差距。

宋王朝对蕃族士子予以政策上的优惠，不但可以参加各级科举考试而且为了照顾他们的仕途，特别修定了蕃区考试章程，实行蕃汉有别的录取方案，对沿边民族地区的应试举人放宽条件。熙宁六年（1073年）下诏：“熙河路举人不以户贳年限听取”，并增加应试名额，“应熙州以五人、河洮岷州各以三人为解额”。而且还有更优惠政策，可“贡院考试不中格，宜依特奏名人例就试”。秦凤路效用进士窦长裕、窦解因招纳蕃部有功，就受到这种优厚待遇。

科举考试录取划分为二种，一种出身寒门庶族的考生，要通过各级考试的严格筛选，优分录取；另一种是建有特殊功勋，并由州县推荐的所谓“特奏名人”，可在贡院考试中低分录取。宋王朝在民族地区选拔士子中，考生可享受“特奏名人”低分录取的特殊照顾。这种优惠的民族政策还在选拔蕃官中得以体现。宋王朝将选拔蕃官的重点放在被吐蕃部民信服的“健勇”者身上，多次诏令地方推荐蕃族健勇者，列入“特奏名人”册，考录官时予以优先。

在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下，吐蕃人与汉族的民族差异，在民族的融合中逐渐缩小，增强了共同的文化心理与价值取向。

三、金、元时期的学校教育

（一）金朝崇儒重学

女真族自有崇尚汉族文化的传统，女真先世就曾“悦中国风俗，请被冠带”，请唐官，采用中原制度建立渤海国。金继辽后，成为北方的统治民族。此时，在北宋兴起并初步发展的性理之学，已在南宋得到发扬光大，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已经确立，而与南宋对峙的金朝，随着女真族封建化的加深，儒家思想也成为统治人民的基本思想。

女真族进入中原地区建立金朝后，为适应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需要，重视文化教育，设立了许多学校。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年），初置国子监，世宗大定六年（1166年），始置国子太学，大定十三年（1173年），正式成立女真国子学。各地也都设立府、镇、州学，学校有女真府学与汉儿府学。大定十六年（1176年），置府学凡十七处，共千人。章宗即位后，又于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于大定旧制京府十七处千人之外，置节镇、防御州学六十处，增养千人，各设教授一员，选五举终场或进士年五十以上者为之。府学二十有四，学生九百五人。节镇学三十九，共六百一十五人，防御州学二十一，共二百三十五人。凡千八百人”。据此记载，甘肃有庆阳、临洮、平凉府学，各地还有州学。其中甘肃庆阳府、临洮府学生员各二十五人，平凉府二十人。

由于金朝统治者崇尚儒学，重视经典，自然也就尊崇儒学宗师孔子。金之州县有学校亦皆有孔庙。金熙宗时在上京（治今黑龙江阿城市白城子）建孔子庙。至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三月，又诏建曲阜孔子庙学。泰和四年（1204年）二月，又诏“州郡无宣圣庙学者并增修之”。由于金朝统治者崇儒重学，甘肃境内地方官也纷纷仿效。任天宠为威戎（治今甘肃静宁县南40里威戎镇）县令时，“县故堡寨，无文庙学舍”，于是天宠以废署建学。学校与孔庙二者和谐地结为一体，有学有庙成为金朝制度的一个特点，并影响到后来的元朝。

学校以传统的儒家经典为学习与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学校设置的课程，据《金史》卷51《选举一》所载，有《经》、《书》、《诗》、《春秋左氏传》、《礼记》、《周礼》、《论语》、《》、《》、《荀子》、《杨子》、《孝经》、《史记》、《前汉书》、《后汉书》、《志》、《晋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后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等。皆自国子监所印，授诸学校。显然，全国各地学校使用统一教材。由于金朝崇儒重学，在西北沿边的甘肃置学校，兴教育，知识分子也得到重视。庆阳府有一进士李奖，“纯德博学，乡曲誉之”。章宗得知后，在明昌五年（1194年）正月，诏令“李奖给主簿半俸终身”以资鼓励。甘肃各地出土的画像砖中，以“义妇”、“孝子”故事为内容宣扬二十四孝，充分说明传统儒家思想文化在甘肃得到了传播与发展。

（二）元朝兴学重文

公元1206年，孛儿只斤铁木真被推举为，开始了蒙古族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元太宗初至燕京时，就以金的枢密院为宣圣庙，以示尊孔，并且还为周敦颐立“周子祠”表示推崇“道学”。元朝建立后，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有识者，更积极主张接受汉族封建文化，采用封建礼乐刑政，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元代官学由大司农司掌管，有国子学（汉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三类。元代地方官学较发达，路有路学，府有府学，州县有州县学，各路还有小学，此外，各路还有医学、蒙古字学、阴阳学专门性质学校。地方上还有社学，每社立学校一，择通晓经书者为师，农隙使子弟入学。元代私学也较发达，家塾是最普遍、最方便的教学形式。元初程端礼所撰《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就是其教学计划与读书方法。元朝政府规定“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通过各类学校，传授儒家经典，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各类人材，传统儒家思想文化成为维护封建专制的重要思想武器。

随着蒙古统治的日益巩固，封建化程度逐渐加深，开科取士成为元朝选拔人材的重要措施。太宗始定中原，即议建学，设科取士。皇庆二年（1313年）十一月，仁宗下诏开科取士。延（1314-1320）年间，开始行科举选士，“取士以德行为本，试艺以经术为先”。实行乡试、会试、御试三级考试制。乡试，有十一行省及山东、河东两宣慰司，其中甘肃、陕西两行省位于其中。甘肃与其他地区一样，皆成为科举乡试的地区之一。从乡试中选三百合格者赴会试，从中选一百人，其中取蒙古人“陕西五人，甘肃三人”，色目人“甘肃二人，陕西三人”，取汉人“甘肃二人，陕西五人”。从这些名额的分配，反映出科举制在甘肃的贯彻与执行。

至元四年（1267年）立于陇西的万卷藏书楼碑，高61厘米，宽22厘米，主要内容记载陇西图书楼的创建过程。元初，巩昌便宜都总帅、义武王汪世显随蒙古军攻占南宋四川地区，将士们争抢金银财宝，惟汪世显“独搜典籍，捆载以归”。其子忠烈公汪德臣继任时，又“补所未足”，并欲“创书院，集儒生，备耕习”。只因战乱频繁而未实现。至其孙汪惟正继任后，“凡遇善本，又极力收致”，继而又在府治东南“建书楼”，内藏善本图书万余卷，还有书画、琴剑、鼎砚、珍玩等文物，“皆稀世宝”。分类排列，书架、标签齐全、整齐而取用方便。藏书楼的匾额题名是“万卷楼”。这通碑刻十分珍贵，是甘肃最早的图书馆、博物馆的记载，也反映了元世祖时对文化的重视，是甘肃文化教育均有一定程度发展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