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敕是最重要的立法活动，亦是宋代调整法律的主要形式。宋代的编敕不仅频繁，而且规模大，数量多，范围广。随着编敕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制度，虽然这些制度并不完备，但它仍是以前所未有的新创举。本文仅就宋代编敕制度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编敕所的创置及其变化

宋初编敕和历代立法一样，既无专门机构，亦无专职官员，编敕工作“但属大理寺”掌管。随着编敕的频繁，规模的扩大，始有编敕所之设。宋代编敕所置于何 时，各书所载不一，《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和《玉海》中皆称：“天圣编敕，始有详定编敕所。”但据《宋会要·刑法》中记载，宋真宗《大中祥符编敕》、《天禧 在京及三司敕》，皆系编敕所删定。可见真宗朝已经有了编敕所。宋仁宗天圣编敕，始称“详定编敕所”。至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又改称为“详定重修编 敕所”。宋哲宗元祜编敕时，为“改熙丰之法，则又以重修敕令所为名”。自后迄至北宋末不改。南宋绍兴编敕时，大理卿王依请“仍以详定重修敕令所为名”。直 至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又改为“详定一司敕令所”。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又名为“详定敕令局”。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仍复“编修 敕令所”之名。自真宗朝创置编敕所之后，虽然其名称不断变化，但编敕所专修海行敕令的任务没有变。编敕所虽非常设机构，各朝时有置罢，但间断的时间都很 短，实际上编敕所已成为宋代常设的立法机构。它在宋代立法中的作用也是极为显著的。

宋代的立法机构，除了负责编修海行法的编敕所之 外，在宋仁宗嘉裙时还设有“编定禄令所”。宋神宗熙宁诏修一司敕令时，又置“详定编修诸司敕式所”。又有“一司敕所”和“编修令式所”等。这些机构主要分 职编修中央各省部寺监及在京通用敕，详定一司一务一州一县敕令。熙宁八年（1075），“饼令式及诸司敕式人一司敕所，遂为一司敕令所”。自此之后，为编 修部门法和地方敕令，宋代历朝皆有“详定一司敕令所”之设。

另外，宋代还有两个临时立法机构。一是熙宁时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二是崇宁 时的提举讲议司。三司条例司是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议行新法而设置的，命陈升之、领其事。制置三司条例司在王安石的主持下，成为制定新法、发 布各种法令的总枢纽，是变法派全面控制的全国最高立法机关，对新法的制定和推行起了重要作用。后在守旧派的激烈攻击之下，宋神宗于熙宁三年（1070）五 月罢去，以司农寺代替其职能。讲议司是崇宁元年（1102）按照熙宁条例司故事，于都省置讲议司，“以宰相蔡京提举，侍从为详定官，卿监为参详官， 又置检讨官”。主要讲议“元丰已行法度及神宗所欲为而未暇者”。三年（1104）四月罢。宣和六年（1124）又于尚书省置讲议司，仍“命太师致仕蔡京兼 领，听就私第裁处，仍免签书”。讲议司与条例司不同，王安石创立三司条例司是为协助宋神宗制定新法，推动变法改革；而蔡京仿用条例司故事创置讲议司，则是 托绍述之柄，行其私欲。所以二者有本质的区别。 情陷曼克顿

二、编敕所官员的差遣及其限额

宋初编敕皆由大理寺官员编修。宋太 宗淳化编敕，始别差翰林学士宋白等人详定。宋真宗成平编敕，又诏户部尚书张齐贤专职删定。宋仁宗天圣编敕，又“命宰臣吕夷简，枢密副使夏竦提举管勾”。至 此，宋代编敕由宰执兼提举官，“以侍从之通法令者”充详定官，以职事官任删定官始成定制。由此亦可看出，朝廷对编敕工作逐步在加强领导，一朝比一朝重视。 但是编敕官员皆系临时取旨差遣的兼充官，既不专一，亦无定员，无疑难使编敕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咸平编敕，差官七员”；大中祥符三司编敕“差详定官十 员”；天圣编敕，差提举官二员，删定官三员，详定官一员，同详定官五员；庆历编敕差提举官二员，删定官七员，详定官四员。可见每次编敕差官人数并无定额， 均由皇帝根据编敕任务的大小临时差充。宋神宗熙宁编敕时，置官更多，分工更细，除宰臣兼领提举官之外，差删定官十员，详定官七员，并增置检详官二员，对点 官一员，编排官一员。由于编敕官属“多是兼领，于职事未能专一”，删定官多以选人为之，往往“未尝通练古今，明习法律，经历州县，一切受成吏手，书成抵 牾，言者论驳”。因此，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八月三省提出：“重修编敕所，除官长可兼领外，只于删定官内量添员数，令专一看详中外利害文字”，“仍 不拘资序、节次选补，不得过六员”。至此，改变了编敕官单一兼充的传统，增加了专职删定官，并以六员为限额。宋徽宗重和编修六尚书法时，除了提举官、详定 官、删定官之外，“诸色人共四十一人”（11）。编修官吏虽多，但并没有能提高编修效率，原因是详定官类多中台长式，或系侍从官，各有本职，无力究心。而 “敕令吏人，往往不习法令，又多三省、枢密院给使之人，食其俸而身不在役，以故法久不成”。甚至“一司敕令所上下官属无虑三十余员，而详定官居半”。不仅 形成了“十羊九牧”的局面，而且意见不一，属官无所适从。所以宣和元年（1119）十二月，尚书省在措置详定一司敕令所时提出：“删定官系以十员为额”， “详定官今后以三员为额”。并“择其练达典章，深晓法令者俾兼详定”。第～次明确规定了一司敕令所的官员定额。但这个定员限额，并没有包括真正从事编修工 作的各类“敕令吏人”。从政和年间各种编敕官吏的职务名称看，在兼领官、删定官、详定官之外，又有承受官、检详官、检讨官、供书使臣、点进使臣、内差使 臣、编修手分、承受手分、知杂司手分、书写人、奏书人，以及未有名目之人等等。这些人的数量，肯定要大大多于差充官的人数。南渡之后，敕令所曾于建炎四年 （30）六月提出：“将以次所差官于衔内带删定官及编修官。”但为了节省烦费，精简人员，诏令“大理寺官兼详定重修敕令删定官”，“删定官详一司敕 令兼详定重修敕令”。随着编敕规模的扩大，编修官吏亦逐步增多，故在绍兴十二年（1142）徐度又提出：“复置删定官以三员为额，于行在职事官内差兼”。 至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又规定：详定一司敕令所置“提举官二，以属宰相；同提举一，以属执政；详定一，从官为之；删定官五。视曩时官减三之一，吏胥 徒减三之一”。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复置详定敕令局，差详定官一员，删定官三员。从以上记载看，南宋时对编敕官吏人数有所省减和限制，但始终也没 有能够改变编敕中“官吏猥多，赏费亦滥”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