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诉讼制度中的诉讼程序，一般是按诉讼管辖和审级自下而上逐级进行的。伟哥 鸡年嘉年华专场越级诉讼是诉讼中的特别程序，历代封建统治者对越诉都是严格禁止的。如唐 律规定：“诸越诉及受者，各笞四十。”北宋承袭了这条诉讼原则。但自北宋末至南宋时期，统治者却增立越诉之法，大开越诉之禁，这在中国封建诉讼制度史上是 一个突出的变化，也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新的司法现象。本文试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以就教于学者。 一、北宋越诉禁法的变化

北宋统治者同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样，为了限制劳动人民的诉讼权利，维护封建诉讼秩序，对越级诉讼严加禁止。北宋初制定的《刑统》中规定：“今后诸色词讼及 诉灾诊，并须先经本县，次诣本州、本府。仍是逐处不与申理及断遣不平，方得次第陈状，及诣台省，经匦进状。其有蓦越词讼者，所由司不得与理，本犯人准律文 科罪。”明确规定了逐级上诉的程序和对越级诉讼的处罚。宋太祖乾德二年（964）正月又诏：“若从越诉，是紊旧章。自今应有论诉人等，仰所在晓谕，不得蓦 越诉状。违者，先科越诉之罪，即送本属州县，据所诉依理区分。”即对越诉者不仅先科违法之罪，而且要送回所属州县审理。宋太宗至道元年（995）五月亦 诏：“诸路禁民不得越诉。杖罪以下，县长吏决遣。有冤枉者，即许诉于州。”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四月进一步规定：即使确有冤枉，也“不得诣阙越 诉”。这一规定，进一步加强了对越诉的限制。

北宋对越诉的限制到政和以后发生了变化，在某些问题上开始准许人们越诉。这一变化 的出现，与北宋末的政局不稳，吏治腐败有直接的关系。宋徽宗即位之后，蔡京集团当国，打着“绍述”神宗新法的旗号，大肆搜刮民财，以满足他们荒淫无度的挥 霍。上行下效，内自公卿大夫，外自监司守令，无不“托公恂私，诛求百姓，公然窃取，略无畏惮”。“玩法贪污，遂致大小循习，货赂公行，莫不能禁”。特别是 “监司守令，皆赴寄居之家酒食，甚者杂以婢妾，深夜方散。交通所部，驰废职事”（z）。至使“轻重与夺之权，乃归胥吏”。而“吏辄托法自便”，巧立名目， 聚敛掊赳，须索无厌。而作为刺举之官的监司，亦是“背公自营，倚令搔众”。既无“复虔奉诏条”，也不能“严戢官吏”。吏治的腐败，官吏的横敛，民不堪命。 因此，在全国各地相继爆发了农民起义，对赵宋统治形成了严重威胁。在这种形势下，宋徽宗为了标榜“革弊恤民之意”，限制官吏的横刻暴敛，加强中央集权，始 开越诉禁门。

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针对州县官司“辄置柜坊，收禁罪人，乞取钱物，害及无辜”的情况，御笔行下，凡“官司辄紊 常宪，置杖不如法，决罚多过数，伤肌肤，害钦恤之政”者，“许赴尚书省越诉”。宣和三年（1121），朝廷又针对“诸路州军公吏人，违条顾觅私身发放文字 及勾追百姓”，“擅置绳缫，以威力取乞钱物”，而“监司守令坐视漫不省察”的情况，亦许“民户诣监司越诉”。宣和六年（1124），因在外现任官私置机 杼，“令机户织造匹帛”，又令尚书省立法严行禁止，如有违犯者，“各徒二年，计利赃重者，以自盗论，并许越诉”。宣和七年（1125）又规定，凡催税公 人，不等人户输纳而“强牵耕牛典质，或以代纳为名，拘留折欠，更不给还，致妨费耕种”者，许人越诉。从北宋末准许越诉的内容看，主要是针对官吏的违法科民 行为提出来的。统治者试图通过百姓的越诉来钳制官吏的违法行为，达到稳定统治，加强皇权的目的。虽然北宋末准许越诉的范围还很小，但毕竟是开放了越诉的禁 门，同时也扩大了百姓的诉讼权利，为南宋增设越诉之法，广开越诉之门奠定了基础。

二、南宋越诉法的增设

南宋初 年，金兵大举南侵，烧杀劫掠，所至残破。而官兵“游寇”，恣为剽夺，抢粮掠物，洗劫一空。贫民百姓，或亡于兵火，或逃奔流离，或强征充军，使生产遭到严重 破坏。南宋初的统治者却以抗金为名，巧取豪夺，租税猛增，使民力极度穷困。以钟相为主的农民起义，在全国各地纷纷而起，使南宋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然而 “州郡官吏，歌乐自若，殊无忧国念民之心”。他们既无宽恤爱民之意，反而皆“以惨刻聚敛为务”，尤其是州县之吏，以“自食而办公事”，他们更是“非私下盗 领官物，则背理欺取民财”。内忧外患的局势，残破的社会经济，腐败的官吏，直接阻碍着赵宋的“中兴大业”。

南宋统治者非常明白，“民 心之向背，即天心之向背”。如果“权臣之末，货赂公行，诛求既广，民不堪命”，必然带来灭顶之灾。所以强调“治道民事为急”。只有把宽民力作为治国 的大计，把恢复和发展生产放在首位，才有稳定统治和进行中兴的物质基础。因此，宋高宗下诏：“自今监司守臣代还人见，并令以民事奏陈。”对“视民政为不切 之务”的官吏严行责罚。为了使官吏“皆知民事为急”，在官吏的“公、私、赃三等之罪”以外，“又标立民事一罪，以戒惧之”。加重了官吏因民事而被罪的处 罚。同时，南宋统治者为了整饬吏治，还加强了专以监督惩罚官吏违法犯罪的诸路监司的法律责任。宋高宗曾下诏：“诸路监司，广加询访，凡民问利病，官吏侵 渔，无有巨细，咸得以闻。”其规定，凡是官吏横敛细民，额外诛求，肆意科配，贪赃枉法等，如果“监司不即按治者，重行黜责”，“监司隐庇而不举法者，同 罪。然而南宋的监司“不以法治，不以义举之权付之”。所以南宋吏弊不治的根源，在于监司不仅不能依法治官惩吏，其违法行为更甚于州县。

南宋统治者为了钳制州县官吏的违法害民，在设立民事被罪法，强化监司职责的同时，又增置越诉之法，广开越诉之门。绍兴二十七年（1157）待御史周方崇 说：民间词诉，“苟情理大有屈仰，官司敢为容隐，乃设越诉之法”。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权户部侍郎王佐也说：“朝廷虑猾吏之为民害，故开冒役越诉 之门。”从这两个人所谈的情况可知，南宋统治者增设越诉之法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官吏的肆意刻民，达到宽恤民力，恢复生产，巩固中央集权的目的。南宋的法律 规定：“诸奉行手诏及宽恤事件违戾者，许人越诉。”从这条法律规定来看，南宋准许越诉的范围很广泛，凡是官吏不奉行诏令，不依法办事，不重视民事，不宽恤 民力，都准许越级诉讼。南宋越诉法的增设，越诉禁门的广开，是为其“以民事为急务”、以“宽民力为大计”的治道方针服务的，是南宋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一 个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