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和平统一战略及实践（一）-历代史

在和平建国及收兵权的基础上，宋初统一战略中，和平统一的设想前所未有地突显出来，在战略中广泛实施，并在一些地方大获成功。出现了在武力威胁下不战而降的荆南模式；没有直接的军事威胁，但朝廷做出过明确的归顺要求，最终主动归顺的吴越模式；既没有任何军事威胁，朝廷甚至也没有做出明确的或暗示的归顺要求，自觉纳土的漳泉模式。宋政府英明的统一战略和高超的政治手段，为国家的统一和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分裂时期提供了和平统一的可行性，值得充分肯定。

关键词：宋代；和平统一；政治优势；吴越模式自安史之乱以来的２００多年间，军阀混战国土分裂。至五代十国，动荡局势更加严重，正所谓五代如走马灯，十国如满天星。赵宋王朝建国后，面临着以往任何新朝都没有经历过的特殊局面：契丹以外，四边有北汉、后蜀、楚、荆南、南汉、南唐、吴越、漳泉等八个政权。要知道，他们不是朝代末期农民起义的残余，不是乌合之众，而是经营数十年、称王称帝、虎踞龙盘的军阀割据政权。以往的统一，总是动用大批军队强攻猛打，扫荡一番，双方的军队和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巨大，需要长时间的休养生息才能恢复，社会成本极高。统一是一个政权把其他政权置于自己统治之下的斗争，或消灭，或兼并，通常是你死我活的武力较量。然而，事物不是只有一个模式，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只有一个，战争也并非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对手众多的情况下，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其他途径。宋初特殊的历史背景演变出了特殊的统一进程，那就是常见的武力统一之外，还有中国古代历史中仅见的和平统一形式即没有交战甚至没有动用军队，对方就投降或主动归顺，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学术界对宋初的统一研究虽然颇多，但尚未见到专门论述和平统一方面的成果，而这一问题无论对于历史还是现实，都有典型意义。故而不揣冒昧，试作探讨，冀希引起学界对该问题更多的重视。一、和平统一的社会基础１、和平建国赵宋之建国，本身就是历史上少见的形式，不是战争所得。虽然经过陈桥兵变，实际上只是一场军队短暂的骚乱起哄，并没有像以往兵变那样哄抢杀掠，造成灾难。贯穿陈桥兵变的指导思想，就是非暴力兵变。在黄袍加身前后的一个时辰内，组织者反复强调的是不抢不杀。在赵普等人策划时，首先考虑的就是采用和平方式，对诸将约束道：兴王易姓，虽云天命，实系人心。前军昨已过河，节度使各据方面，京城若乱，不惟外寇愈深，四方必转生变。若能严敕军士，勿令剽劫，都城人心不摇，则四方自然宁谧，诸将亦可长保富贵矣。众将士皆许诺，即得到了广泛赞同。及至赵匡胤黄袍加身，即将返回京师时，赵匡义又在其马前请求他发表讲话，以剽劫为戒。赵匡胤借机道：汝等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也。在得到承诺后，随即颁布了宋朝皇帝的第一道诏令，重申了这一指导思想：少帝及太后，我皆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等无得辄加凌暴。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纵兵大掠，擅劫府库。汝等无得复然，事定，当厚赏汝；不然，当族诛汝！诸将为了长保富贵，立即下马跪拜，表示遵命听从。于是，返回开封，整军自仁和门入，秋毫无所犯。整个过程，仅杀了外号韩瞠眼的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在京巡检韩通。而且随即采取了两项弥补措施：一是赠韩通为中书令，以礼葬之，嘉其临难不苟也。二是惩治有关将领，追杀韩通的王彦升因弃命专杀，赵匡胤十分恼怒，几乎将其斩杀，后来始终不重用此人，［１］（卷１，建隆元年正月）以示惩戒。陈桥兵变虽不圆满，未能真正做到秋毫无犯，但说市不改肆［２］是没有问题的。耳目一新的政权更迭方式，赢得了民心，稳定了京城，避免了暴风骤雨式的改朝换代战争，使社会经济、文化避免了一次周期性的轮回摧残，得以保存积累，持续发展。其对历史做出的重大贡献，还在于提供了一个新观念，即和平方式也可以达到战争能够达到的目的，甚至比战争达到的目的更便捷、更稳固。２、和平收兵权靠军队兵变取得政权以后，兵权就成了更加敏感的问题。唐中期以后至五代，是武人的天下，兵强马壮就可以称王称霸甚至取帝位而代之。如果此问题不解决，便有可能再次出现兵变，赵宋便可能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所以在建国的第二年，即急不可耐地解决此事。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兵权收归皇帝掌握。而要高级将领们交出兵权，无异于与虎谋皮，稍有不慎，就会引起新的兵变或战争。以往的做法，要么是镇压集体，要么是杀戮首领，免不了有血光之灾。赵匡胤则坚持采用和平手段，在酒宴的酣畅气氛中解除了中央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他先是叫苦连天，然后坦率地道出猜疑与担忧：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汝曹虽无异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石守信等人吓得忙顿首涕泣，请求指示可生之途。政治威胁后，接着是引导其物质享乐：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次日，众将皆称疾请罢免禁军职权，赵匡胤大喜，予以优厚的赏赐。［１］（卷２，建隆二年七月庚午）杯酒释兵权是在政治高压前提下，以长远的经济利益、物资享受为条件，换取了兵权。与陈桥兵变一样，也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和平解决问题的典范。３、和平统一的政治和舆论基础政权内部稳定后，最大的问题便是统一全国，结束五代十国局面。如何统一、由谁统一、能否统一，关系到赵宋王朝的生存和整个社会历史的进程。历史事实表明，当时社会已有良好的政治和舆论基础。长期的动乱，人民群众希望安定，官僚地主阶级也希望和平以长保荣华富贵。要安定必须统一，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那么由谁来统一呢？按历史惯例和传统文化模式以及人们的心理定式，应是由中原的朝廷来承担。即使一些割据政权，也是这样认为的。如后蜀宰相李昊曾对后蜀皇帝孟昶说：臣观宋氏启运，不类汉、周，天厌乱久矣，一统海内，其在此乎？若通职贡，亦保安三蜀之长策也。蜀主孟昶认为有道理，准备派出使者前往谈判，但被枢密使王昭远固止之。［１］（卷４，乾德元年五月丁丑）乾德三年正月，当宋军即将兵临城下时，又是李昊劝蜀主封府库以请降，蜀主从之，因命昊草表。［１］（卷６，乾德三年正月己卯）割据湖南的周行逢，临终前嘱咐其子说：不得已时，可以自归朝廷。［１］（卷３，建隆三年九月甲申）割据荆南的高保勖，入宋以后处于风雨飘摇的地步。其弟高保寅曾劝告他：真主出世，天将混一区宇，兄宜首率诸国奉土归朝，无为他人取富贵资。［３］（卷４８３，《荆南高氏世家》）记室孙光宪也劝谏道：宋有天下，四方诸侯屈服面内，凡下诏书皆合仁义，此汤、武之君也。公宜克勤克俭，勿奢勿繧，上以奉朝廷，中以嗣祖宗，下以安百姓，若纵佚乐，非福也。［１］（卷２，建隆二年九月甲子）宋军攻打南汉前，李煜在致刘繮的劝降书信中说：大朝（引按：指宋）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承五运而乃当正统，度四方则咸偃下风。［３］（卷４８１，《南汉刘氏世家》）明确承认宋朝的正统和宗主地位。南汉官员内常侍禹余、宫使邵廷繯也再三对刘繮说：夫天下乱久矣！乱久必治，指出宋将尽有海内，其势非一天下不能已。［１］（卷５，乾德二年九月戊子）这一大势就是分久必合，而由中原的宋政权统一天下。显而易见，在敌国林立的分裂时代，如此众多的理智的当权者认识到应当统一，而且应当由宋政权统一，类似情况在过去的历史中是仅见的。这种向心力，无疑破坏着割据的篱笆，意味者他们的精神防线已经垮掉，统一进程中的阻力因此减少。另一方面，赵宋也有统一的决心。赵匡胤曾忧虑失眠，原因是因为天下不统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１］（卷９，开宝七年七月丙午）开宝九年，群臣两次奉表请加宋太祖尊号曰：一统太平。但遭到了赵匡胤的拒绝：燕、晋未复，遽可谓一统太平乎？［１］（卷１７，开宝九年二月己亥）更主要的是，赵匡胤虽然行伍出身，但并不崇尚暴力，一贯反对滥杀无辜。从陈桥兵变到杯酒释兵权，均是如此。建隆元年天下初定，陕西的一位节度使袁彦，以凶悍著称，忙于备战。赵匡胤担心他作乱，派潘美前往担任监军，根据具体情况伺机解决危机。潘美单骑前往，说服他进京朝见，赵匡胤高兴地说：潘美不杀袁彦，能令来觐，成我志矣。［３］（卷２５８，《潘美传》）还有史料记载：太祖圣性至仁，虽用兵，亦戒杀戮。亲征太原，道经潞州麻衣和尚院，躬祷于佛前曰：此行止以吊伐为意，誓不杀一人。［４］（卷１）尤其反对杀害战俘。他曾到武成王庙瞻仰两廊所画历史名将，看到秦将白起时批评道：起杀已降，不武之甚，胡为受飨于此？认为他滥杀降兵，不配受到崇祀，当即下令撤去。［１］（卷４，乾德元年六月癸巳）平定后蜀时，主将王全斌曾杀降兵，赵匡胤一直悔恨不已。这一做法向天下表明了他的战争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敌对方困兽犹斗的决心。以上种种情况，使宋初统一战略中，和平统一的设想前所未有地突显出来，在战略中广泛实施，并在一些地方大获成功。二、和平统一战略的实施１、武力平定诸国时的和平努力赵匡胤有着明确的和平统一战略，甚至包括收复幽云十六州。他将每年的财政节余另设封桩库，目的是为了赎回幽云十六州。他对近臣说：石晋苟利于己，割幽蓟以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直。如曰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只是由于去世而未能落实。［１］（卷１９，太平兴国三年十月乙亥）他准备了两个方案：首先是用赎买的方式，争取和平统一幽云十六州；如果行不通，再将这笔财富用于武力收复的战争费用。在统一进程中，赵匡胤深知战争的最佳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屡屡采用和平攻势，恩威并用，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争取在武力威慑下迫使对方投降。宋军平荆湖后，江陵城中有后蜀政权派驻的邸吏、将卒，宋太祖命令全部放还，并赐给钱帛路费，以示友好。蜀主果然感动，曾将发使朝贡，但被大臣阻止。［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４９《后主本纪》，广政二十六年三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参见《宋史》卷４７９《西蜀孟氏世家》。部署统一后蜀战役时，赵匡胤一边派兵西去攻讨，一边令八作司在京师皇宫右掖门南的汴河畔，为蜀主大兴土木，建造豪华住宅，凡五百余间，供帐什物皆具，以待其至。以此向后蜀以及世人宣布接纳蜀主的诚意。考虑到后蜀军队的将校多是北方宋朝境内的人，又利用乡情诱导其放弃抵抗，谕令转祸为福，有能乡导大军，供饩兵食，率众归顺，举城来降者，当议优赏。同时要求宋军进入四川后，一定要严明军纪：所至毋得焚荡庐舍，殴掠吏民，开发丘坟，剪伐桑柘，违者以军法从事。［１］（卷５，乾德二年十一月甲戍）意图是尽可能减少民间的损失和敌对情绪。对于南唐，宋政府始终怀有和平解决的诚意。陈桥兵变的第五天，赵匡胤就赐唐主李景诏，谕以受禅意。［１］（卷１，建隆元年正月戊申）第十一天，又释放了周显德中江南降将周成等三十四人复归于南唐，［１］（卷１，建隆元年正月癸丑）以示友好。平定南唐的前几年，赵匡胤就令建造大第于京师熏风门外，连亘数坊，栋宇宏丽，储繰什物，无不悉具，命名为礼贤宅，以待李煜。［１］（卷１５，开宝七年八月戊寅）并先礼后兵，派遣知制诰李穆为国信使，持诏前往南唐，告诉李煜要出兵讨伐，希望他归顺。在宋军节节胜利中，赵匡胤再次敦促李煜投降，让其使者返回转达旨意，亲自写诏促国主来降，且令诸将缓攻以待之。［１］（卷１６，开宝八年七月壬午）这次劝降比较见效，国主欲出降，但被其他大臣阻拦。［１］（卷１６，开宝八年十月己亥）和平解决的努力失败后，只有动武，但严禁滥杀无辜。派遣曹彬攻打南唐时，赵匡胤一再交代：切勿暴略生民，务广威信，使自归顺，不须急击也。并授剑以威慑部将：副将以下，不用命者斩之！［１］（卷１５，开宝七年十月丙戌）在即将攻陷南唐都城之际，赵匡胤又连续派使者再三叮嘱曹彬：勿伤城中人，若犹困斗，李煜一门，切无加害。［１］（卷１６，开宝八年十一月乙未）要求在战斗中尽可能地减少伤亡损失，优待李煜。盘踞太原的北汉，是诸割据政权中最强悍者，从宋建国到被统一，一直与宋战争不断，并多是主动骚扰。宋政府并未因此放弃劝降。赵匡胤曾通过北汉的情报人员向北汉主传话说：君家与周氏世仇，宜不屈。今我与尔无所间，何为困此一方之人也？若有志中国，宜下太行以决胜负。［１］（卷９，开宝元年七月丙午）仍然把和平解决放在第一位，希望刘钧屈服于宋，使太原等地人民解除困境。开宝元年，还派出使者携带诏书至太原，直接劝谕北汉主归顺，许以平卢节度使之职。另外赐北汉大臣郭无为、马峰等诏４０余道，许给宰相郭无为安国节度使之职，马峰以下并与藩镇。郭无为得到诏书后，为优厚条件所动，决意降宋，但出继元一诏，余皆匿之。自是始有二志，劝继元纳款。［１］（卷９，开宝元年十月末）曾以自杀来劝谏北汉主，哭道：奈何以孤城抗百万之师乎？企图以此动摇军心。［１］（卷１０，开宝二年二月丙子）可惜不久被杀。宋太宗亲征至太原城下时，还手诏刘继元劝谕，只是北汉守城将士不敢传达。［１］（卷２０，太平兴国四年四月辛未）对于南汉，赵匡胤也做过劝降的努力，还是巧妙地让第三者出面。先是让南唐李煜派遣使者致书刘繮，天下女人心259转达宋朝的意愿：使称臣，归湖南旧地。被拒绝后，李煜又专门写了封２０００字的书信，反复劝说刘繮臣服于宋，并派其给事中龚慎仪前往递交。［３］（卷４８１，《南汉刘氏世家》）以上政治攻势、和平努力，并没有达到最终目的，没有避免战争。毕竟，对那些割据者来说，政权和江山比生命还重要，因为即使他的生命消失了，政权和江山却可以传给子孙。他们负隅顽抗了，但最终仍然都失败了。宋政府的努力也没有白费，至少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不同程度地瓦解了他们内部的斗志和力量；二是到最后关头，这些帝王没有拼死搏斗，都选择了投降。最突出、更重要的是，在宋政府的不懈努力下，有三个割据政权实现了和平统一，即荆南、漳泉、吴越。２、荆南不战而降荆南拥有江陵、归州、峡州３地，已传３代５帅，４０余年。沿袭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旧习，荆南属于高度自治的地方政权。表面上仍是中原朝廷的藩镇，所任节度使等官职虽然世袭，但需要得到朝廷认可。建隆二年，曾入贡于宋。朝廷还可以干涉其内政，甚至调动其军队。如高保融曾于纪南城北引长江水汇成了方圆７里的水面，谓之北海，以阂行者。建隆二年，宋太祖谕旨令将水排去，以保证道路畅通。乾德元年，讨伐湖南张文表，朝廷诏令荆南调发水军３０００人奔赴潭州作战。［３］（卷４８３，《荆南高氏世家》）但要其交出政权，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乾德元年二月，慕容延钊、李处耘率宋军南下湖南时，途经荆南中心江陵，于是制定了假途伐虢计划。宋军先派人向其主帅高继冲通告假道之意，并要求向宋军提供薪、水。高继冲以恐怕引起民众恐惧为借口，提出愿在１００里外供应军需。宋将李处耘坚持不变，再次派人商讨。荆南大臣孙光宪及梁延嗣向高继冲建议答应宋军的要求，兵马副使李景威却看出了危机，自告奋勇提出带兵在荆门中道险隘处设伏，袭击宋军，迫使退兵，不然，且有摇尾求食之祸。高继冲认为：吾家累岁奉朝廷，必无此事，尔无过虑。况尔又非慕容延钊之敌乎！孙光宪干脆实话实说：景威，峡江一民尔，安识成败？且中国自周世宗时，已有混一天下之志。圣宋受命，凡所措置，规模益宏远。今伐文表，如以山压卵尔。湖湘既平，岂有复假道而去耶？不若早以疆土归朝廷，去斥堠，封府库以待，则荆楚可免祸，而公亦不失富贵。２１岁的高继冲接受了他的意见。李景威叹道：大事去矣，何用生为？竟扼吭而死。高继冲派梁延嗣与其叔父、掌书记高保寅携带牛酒前往犒师，同时伺察宋军动向。李处耘在荆门接见了梁延嗣等人，十分礼貌优待。梁延嗣很高兴，急忙派人报告高继冲不必担忧。荆门距江陵１００余里，当晚，慕容延钊宴请梁延嗣等人，李处耘则率领轻骑数千奔赴江陵。高继冲正在等待梁延嗣等人返回，忽听宋军已到，即皇恐出迎，在江陵北１５里处遇到了李处耘。李处耘令他在此等待慕容延钊，自己率亲兵先入城，控制了北门。等到高继冲陪着慕容延钊来到江陵，宋军早已占领了全城。高继冲十分震惊，只好向慕容延钊交出牌印，奉表将３州１７县１４２３００户归顺宋朝。［１］（卷４，乾德元年二月壬辰）宋军不杀一人，在短暂的时间内用军事计谋和平统一了荆南。３、漳泉主动纳土占据福建漳、泉两州的陈洪进，属于五代王氏闽国的余绪，在宋初各割据政权中最小。所以既曾依附于南唐，接受其清源军节度、泉南等州观察使的头衔，又向宋朝称臣朝贡。陈洪进在乾德元年才篡得权力，及宋太祖平泽、潞，下扬州，取荆湖，威振四海，洪进大惧，遂于乾德元年十一月，派遣衙将魏仁济进京奉表，谦恭地自称清源军节度副使、权知泉南等州军府事，请求朝廷允许他领州事。赵匡胤派员前往安抚，又因其曾依附南唐，将此情况用诏书的形式向李煜通报。乾德二年正月，宋朝改清源军为平海军，任命陈洪进为节度使、泉漳等州观察使、检校太傅，推诚顺化功臣，铸印赐之。其子陈文显为节度副使，陈文颢为漳州刺史。正式在表面上将其纳入宋朝编制。此后每年朝贡不绝，多厚敛于民。开宝九年，看到南唐被平，吴越王来朝，陈洪进惴惴不安，遣其子陈文颢入贡乳香１万斤、象牙３０００斤、龙脑香５斤。宋太祖因下诏召之，遂入觐。陈洪进行至南剑州时，得知宋太祖死去，又返归举行悼念仪式。《宋史》卷４８３《陈氏世家》。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７，开宝九年七月戊寅载，遣其子漳州刺史文颢来贡方物，且乞修觐礼。诏许之。则是陈洪进主动要求觐见。宋太宗即位后，对陈洪进优礼有加，加官检校太师。太平兴国二年，陈洪进来朝，朝廷遣翰林使程德玄前往宿州迎接。八月丙寅觐见时，宋太宗赐钱１千万、白金１万两、绢１万匹，礼遇优渥。又增加其食邑，以其子陈文颢为团练使，陈文觊、陈文顼并为刺史。《宋史》卷４８３《陈氏世家》；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８，太平兴国二年八月丙寅。在此之前，莆田人陈应功曾找到陈洪进，条陈古今天下分合之由，备述天命人心归属之意。陈洪进倾耳听之，遂有纳土于宋之意。［５］（卷９３）在开封待了８个月后，又听从了幕僚刘昌言的计策，于太平兴国三年四月，上表献出所管漳、泉２州，凡１４县，１５１９７８户，１８７２７兵。［１］（卷１９，太平兴国三年四月己卯）宋政府未动一兵一卒，漳、泉２州主动和平回归到中原王朝统治之下。４、和平收复吴越国最为典型的和平统一例子是位于两浙的吴越国。吴越在十国中属于大国，辖１３州，人口仅次于南唐。从唐末黄巢农民战争开始，钱繱占据两浙到统一，共３代５主９８年。钱氏始终与中原朝廷保持着密切的臣属关系，互相礼敬。赵宋建国１个月后，即建隆元年二月初，便将原后周敕封吴越国王钱繲的天下兵马都元帅头衔，晋升为天下兵马大元帅。［１］（卷１，建隆元年二月己卯）三月，钱繲便遣使来贺宋太祖登极建国。［１］（卷１，建隆元年三月丁巳）双方很快就建立起比以往更密切的关系：自太祖革命，王有贡奉即加常数，太祖礼之亦异于常。［６］（卷４）钱繲几乎每年都派其子或使者到开封朝贡，宋朝均热情接待，回赐优厚，也经常派使者前往吴越。作为宋朝的藩国，除了朝贡外，还有其他义务和职责，朝廷可以在一些方面指令吴越。如乾德四年，诏吴越王钱繲复会稽县五户奉禹冢，禁樵采，春秋祠以太牢。［１］（卷７，乾德四年九月丙午）其主要任务的官职，也都由朝廷任命。如建隆三年，根据钱繲的请求，任命其子钱惟浚为建武节度使，［１］（卷３，建隆三年八月庚寅）乾德四年，任命其长子钱惟治为宁远节度使、依前两浙衙内都指挥使。［１］（卷７，乾德四年四月戊午）更主要的是，还须听从朝廷的命令，出兵协同作战。如开宝七年讨伐南唐，宋政府即任命钱繲为繳州东面招抚制置使，派内客省使丁德裕以禁兵步、骑１千人为吴越军队的前锋，并充当监军。南唐李煜致书于钱繲说：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勋，王亦大梁一布衣耳。钱繲不予回答，并将此信缴到朝廷，以示忠心。吴越国丞相沈虎子也劝谏道：江南，国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将何以卫社稷乎？钱繲一概不听，并立即罢免其政事。［１］（卷１６，开宝八年四月癸丑）次年，钱繲自率兵攻克了南唐重镇常州。朝廷加钱繲官为守太师，诏令他归国。钱繲又派大将沈承礼等率兵跟随宋军，攻打南唐的润州和金陵。［３］（卷４８０，《吴越钱氏世家》）可谓尽心尽责，忠心耿耿。尽管如此，吴越毕竟是割据政权，宋政府不能允许其长期存在。但始终没有考虑用武力解决，而是采取长期感化和政治施压的策略。开宝初，赵匡胤就特命有司建造豪华住宅，对吴越进奉使钱文贽说：今赐名礼贤宅，以待李煜及汝主，先来朝者赐之。［１］（卷１５，开宝七年八月戊寅）明确发出了希望吴越自动归顺的信号。开宝八年，赵匡胤又召见吴越进奏使任知果，令他向钱繲转达旨意：元帅克毗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暂来与朕相见，以慰延想之意。即当复还，不久留也。朕三执圭币以见上帝，岂食言乎！吴越大臣崔仁冀审时度势，劝告钱繲说：主上英武，所向无敌。今天下事势已可知，保族全民，策之上也。钱繲深表赞同，遂于当年底提出朝觐的请示。［１］（卷１６，开宝八年十二月丁卯）开宝九年正月，钱繲出发进京。为迎接钱繲，宋政府极为重视。前此已不惜人力物力，专门派遣供奉官张福贵、淮南转运使刘德言开挖古河一道，自瓜洲口至润州江口，达龙舟堰，以便其船队畅通，并将龙舟堰命名曰大通堰。［６］（卷４）二月辛亥，派皇子、兴元尹赵德昭至睢阳迎接慰劳。［１］（卷１７，开宝九年二月辛亥）赵匡胤甚至亲自到准备为钱繲居住的礼贤宅，检查设施是否完善。钱繲及其妻、子到达后，宠赉甚厚，繲所贡奉亦增倍于前也。赵匡胤连续举行盛大的宴会，还亲自到礼贤宅看望钱繲。［１］（卷１７，开宝九年二月己未、庚申）礼数极为周到。随即，又命钱繲剑履上殿，诏书不名。封其妻贤德顺穆夫人孙氏为吴越国王妃。宰相提出反对意见说：异姓诸侯王妻，无封妃之典。赵匡胤说：行自我朝，表异恩也。［１］（卷１７，开宝九年三月庚午）在一次宴会中，赵匡胤亲自为钱繲斟酒，钱繲感动得伏地哭泣，说：子子孙孙，尽忠尽孝！赵匡胤坦诚地说：但尽我一世耳，后世子孙，亦非尔所及也。有一次召钱繲内宴，赵匡胤令钱繲与晋王赵光义、京兆尹赵廷美叙兄弟之礼。钱繲伏地叩头，再三辞以不敢，才得以推辞。据说一次常宴中，宫内伎人表演弹琵琶，钱繲献词曰：金凤欲飞遭掣搦，情默默。自比受制难飞的凤凰，大概是酒后流露出的委屈和黯然真情。赵匡胤闻听也有所感，忙起立抚摩着他的背说：誓不杀钱王！［５］（卷８２）不久，赵匡胤准备到洛阳，钱繲恳请扈从，没有批准，并让他早些回国：南北风土异宜，渐及炎暑，卿可早发。钱繲感激零涕，表示愿每３年朝觐１次。赵匡胤仍不同意，认为路途太远，等有诏令再来即可。其实，宋朝许多大臣一再要求赵匡胤借机扣留钱繲、收回两浙。［１］（卷１７，开宝九年三月庚午）但赵匡胤有更深的考虑：一是曾对天发誓，要有诚信；二是准备收复南唐，计划利用钱繲出兵协助，攻打南唐的后方，则吾之兵力可减半。而南唐平定后，繲敢不归乎？［７］（卷１）在宋政府隆重欢送下，钱繲放心地离开了开封。途中，按临行前赵匡胤的吩咐，秘密打开交给他的一个包装严密的黄包袱，不由大吃一惊原来，里面全是宋臣要求扣留钱繲、收回两浙的奏章！钱繲由此对赵匡胤更加感激，也更加恐惧。归国后，便将其在办公的功臣堂内的座位移到东偏，表示：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违颜咫尺，繲岂敢宁居乎？每次准备进贡，必将贡品排列于庭院，举行焚香仪式才放行。［１］（卷１７，开宝九年三月庚午）可谓毕恭毕敬。宋太宗即位后，加钱繲食邑５０００户。钱繲则进贡价直钜万的财宝和香药、茶等，又请求每年增加常贡，宋太宗不予批准。［３］（卷４８０，《吴越钱氏世家》）太平兴国二年，钱繲决定再次入朝，先派其子镇海镇东节度使钱惟浚来朝贡。朝廷给予足够的礼遇，派户部郎中侯陟前往泗州迎接慰劳。钱惟浚达到后，赐赉无算。［１］（卷１８，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己丑、乙巳，九月壬辰）第二年三月，钱繲来朝，朝廷派判四方馆事梁迥至泗州迎接，派钱惟浚至宋州迎接。钱繲先遣平江节度使孙承餚入朝奏事，宋太宗即遣孙承餚监督诸司供帐迎接钱繲于开封郊外，又命齐王赵廷美在迎春苑设宴迎接钱繲。接着正式接见于崇德殿，赐袭衣、玉带、金银器、玉鞍勒马、锦彩１万匹、钱１千万。并宴请于长春殿，令刘繮、李煜坐陪。后来多次宴请，宋太宗曾亲手为他斟酒，繲跪饮之。其恩待如此。［１］（卷１９，太平兴国三年五月乙酉）钱繲这次来朝，做了充足的准备，希望通过大量行贿以平安返回。所以尽辇其府实而行，分为五十进。犀象、锦彩、金银、珠贝、茶绵及服御、器用之物，逾钜万计。繲意求反国，故厚其贡奉，以悦朝廷。宰相卢多逊坚决主张扣留钱繲，连续３０余次上书宋太宗，但没有得到批准。当年四月，同在开封的陈洪进主动纳土，钱繲深受触动。五月初一，先试探性地籍其国兵甲献之，当天又上表乞罢所封吴越国及解除天下兵马大元帅之职，撤消书诏不名之制，趁机提出回国。宋太宗一概不允许。钱繲茫然无策，其宰臣崔仁冀分析道：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纳土，祸且至。其他臣僚纷纷反对，崔仁冀厉声道：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国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飞去耳！钱繲又单独与崔仁冀商量，最终决定上表，献出所管１３州１军，凡８６县、５５０６０８户、兵１１５０３６人。宋太宗在乾元殿隆重地接受了钱繲的朝拜和纳土。退朝后，吴越国的将吏僚属才知道这一历史性的事变，１０００多人皆痛哭道：吾王不归矣！［１］（卷１９，太平兴国三年五月乙酉）这一片哭声，是对失去的权势的留恋和对主子的忠诚。吴越国由此消亡。钱繲入朝时，留下其子镇国节度使钱惟治权知吴越国事。当年八月，将兵民图籍、帑廪管钥授与前来接受的知杭州范？，与其弟钱惟演、钱惟灏等皆进京。诏令内侍迎接护于开封近郊，然后宋太宗在长春殿接见了他们，各赐衣带、鞍马、器币。［１］（卷１９，太平兴国三年八月壬申、丙辰）数天后，诏令两浙将钱繲缌麻以上亲属及管内官吏全部送到开封，凡动用船只１０４４艘，沿途以军队护送。［１］（卷１９，太平兴国三年八月丙辰）这是与荆南、漳泉统一后，亲属等原任官员基本留任的做法不同之处。三、巩固统一的善后措施以和平的方式使割据政权归顺于中央政府，只是走完了第一步。如何对待、安排其贵族官员，如何直接实施统治等善后工作，在整个统一过程中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其基本内容是安抚。１、安抚上层宋政府对所有的降王降将都十分优待，对和平统一的割据政府上层尤其待遇优厚，基本是按贡献大小和原来的官职级别给予优待。乾德元年二月收复荆南后，赵匡胤派御厨使郜岳持诏前往安抚高继冲，赐以衣服、玉带、器币、鞍勒马，任为马步都指挥使，［３］（卷４８３，《荆南高氏世家》）重新任命为荆南节度使，［１］（卷４，乾德元年二月庚子）继续留在荆南，但并不多参政。及其纳土，不欲遽易他人，即就命继冲为荆南节度，而用王仁赡为巡检，以参总其兵，则仁赡实预州事，而继冲之节度荆南者，但以系衔而已。至其年六月，竟用仁赡权知荆南。［８］（卷２）王仁赡以军事长官的接收身份兼管地方行政事务，不久便成为名副其实的军政长官。朝廷还任命荆南主要官员梁延嗣为复州防御使，孙光宪为黄州刺史，王昭济为左领军卫将军。对于自杀殉国的李景威，宋太祖认为是忠臣，指示王仁赡厚恤其家。［１］（卷４，乾德元年二月辛亥）管内文武官吏一律依旧担任原职，仍加恩，立功者优其秩。［１］（卷４，乾德元年四月甲申）高继冲不久便将所管辖的粮草钱帛数目上报朝廷，还多次向朝廷贡献金银财宝。《宋史》卷４８３《荆南高氏世家》；《宋会要辑稿蕃夷》７之２。逐步过渡到十月，高继冲上表请求入朝参加南郊大礼，得到批准后举族归朝，改任武宁军节度使。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４，乾德元年十二月癸未；《宋史》卷４８３《荆南高氏世家》。也即他在荆南又待了大半年才离开，足见朝廷对他的信任。在京师期间，朝廷还赐他官宅两所，［９］（方域，４之２２）又封渤海郡侯。［１０］（卷１２）此后他到徐州上任，在那里待了１０年，继冲镇彭门十余年，有惠政。可见他不是挂空名，而是有职有权，并干了些实事。所以，开宝六年底，３１岁的高继冲去世后，当地民众要求将其葬在徐州，但没有得到批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４，开宝六年十一月甲子。《宋史》卷４８３《荆南高氏世家》云：继冲镇彭门几十年，委政僚佐，部内亦治。朝廷为表示哀悼，废朝二日，赠侍中，派宦官主办丧葬，费用由官方支给。［３］（卷４８３，《荆南高氏世家》）陈洪进的地位高于高继冲。纳土后，随即被任命为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这就是所谓的使相，但不赴任，留京师奉朝请。［３］（卷４８３，《陈氏世家》）其子有两位仍在当地任职：平海节度副使陈文显为通州团练使，仍知泉州，泉州衙内都指挥使陈文繿为滁州刺史，仍知漳州。［１］（卷１９，太平兴国三年四月癸未）太平兴国六年封陈洪进杞国公，雍熙元年进封岐国公。及年老，富贵且极，上言求致仕，优诏免其朝请。雍熙二年去世，年七十二。朝廷为之废朝二日，赠中书令，谥忠顺，派宦官主办丧葬，费用由官方支给。［３］（卷４８３，《陈氏世家》）最享受荣华富贵的是国王级别的钱繲。纳土后，宋太宗即赐铁券誓书，给予众多特权：钱氏之家，恐系远房或高曾祖至曾玄孙以下议，杖刃伤遇，死一人至七人者放，七人以上者奏。无居址者，遇所属州军县邑僧寺道观，令自措躬安歇。无官者可以荫资，有官者重跻极品。妄议谗言，奉持减剥，并不如命。钱氏到日，如朕亲行。今给此书，永为照据，与国同休。［５］（卷８２）随即改任为淮海国王，改赐宁淮镇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并将所居住的礼贤宅赐之。当年七月中元节，京城习俗张灯，朝廷令官方在钱繲宅前设灯山、陈声乐以宠之。［３］（卷４８０，《吴越钱氏世家》）宋太宗亲征北汉时，钱繲随行。在太原城下，经苦战后北汉主不得不投降时，宋太宗深有感触地对钱繲说：卿能保全一方以归于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１］（卷２０，太平兴国四年五月甲申）后来改封汉南国王、南阳国王、许王、邓王。去世时年六十，朝廷为废朝七日，追封秦国王，谥忠懿，派宦官护其丧归葬洛阳。史书感叹道：体貌隆盛，冠绝一时善始令终，穷极富贵，福履之盛，近代无比，［３］（卷４８０，《吴越钱氏世家》）可谓实事求是的评价。景德四年，又赐钱繲守冢三户，蠲其徭役。［１］（卷６５，景德四年三月乙巳）对于其亲属和官吏，朝廷均给予妥善安排和任命，以其子钱惟浚为淮南节度使，钱惟治为镇国节度使，孙承佑为泰宁节度使，沈承礼为安化节度使，崔仁冀为淮南节度副使。［１］（卷１９，太平兴国三年五月丁亥）此后，所有官员均与宋朝官员一视同仁，毫无偏见。其子钱惟演，宋仁宗时官至使相就是代表。如此，便稳定、转化了原割据政权的上层。２、安抚民众和平统一的过程都是上层的决策，民间没有直接参与。但朝廷统治新收复地区的广大人民，才是统一的目的。宋政府起初面对的是上层，最终面对的是人民。安抚民众的主要内容是整顿赋役制度，减免苛捐杂税，以赢得民心。五代十国战乱频繁，赋役沉重，和平统一的三地也不例外。因而，宋朝的统一，意味着一场解放。如荆南民困于暴敛。［１］（卷４，乾德元年正月壬戍）乾德元年二月收复荆南后，朝廷四月即下令减荆南等地死罪囚，流以下释之，配役人放还；蠲三年以前逋税及场院课利。［１］（卷４，乾德元年四月甲申）五月，诏荆南军士年老者听自便。［１］（卷４，乾德元年五月丁卯）六月，诏荆南兵愿解甲归田者，听自便，官府负责为他们修葺住宅、给赐耕牛、种子和口粮；愿继续留在军队者，分隶复州、郢州为剩员。［１］（卷４，乾德元年六月乙未）荆南高氏的军队如此便逐渐减弱。七月，减除荆南管内农民当年一半的夏租。［１］（卷４，乾德元年七月己巳）十月，又减江陵府农民旧租之半。［１］（卷４，乾德元年十月癸未）漳泉陈洪进仅是每年向朝廷修贡，就须多厚敛于民，第民赀百万以上者令差入钱，以为试协律、奉礼郎，蠲其丁役。［３］（卷４８３，《陈氏世家》）太平兴国三年四月收复漳泉，五月即赦漳泉管内给复一年，就是免除一年的劳役。随即派左补阙王永、太仆寺丞高象先均平福建田税，每年蠲除伪闽时钱５３２１贯，米７１４００余石，本朝至蠲伪闽之敛，以数千万计。［１１］（卷４，《田赋考》）其中应当包括原属伪闽的漳泉地区。陈洪进曾发漳、泉丁男为馆夫，从事负担之役。统一后转运使仍计佣取直，太平兴国八年有诏除去。宋太宗曾阅览福建版籍，对宰相说：陈洪进止以漳、泉二州赡数万众，无名科敛，民亦不堪。比朝廷悉已蠲削，民皆感恩，朕亦不觉自喜也。［１］（卷２４，太平兴国八年四月壬辰）收到了良好的政治效果，宋太宗十分满意。吴越国的有关情况，又是最典型的：钱氏据两浙逾八十年，外厚贡献，内事奢繧，地狭民众，赋敛苛暴，鸡鱼卵菜，纤悉收取，斗升之逋，罪至鞭背。每笞一人，则诸案吏人各持其簿列于庭，先唱一簿，以所负多少量为笞数，笞已，次吏复唱而笞之，尽诸簿乃止。少者犹笞数十，多者至五百余。讫于国除，民苦其政。朝廷派去两浙接收的权知两浙诸州事范？到任后，随即上报朝廷予以蠲除。［１］（卷１９，太平兴国三年五月丙戍）太平兴国七年，两浙转运使高冕又向朝廷报告了１００多条旧政之不便者，诏令两浙诸州自太平兴国六年以前所欠租及吴越国的无名掊敛，一律撤除。［１］（卷２３，太平兴国七年十二月庚午）吴越国时，募民掌榷酤，酒纀坏，吏犹督其课，民无偿。所积欠者，湖州１３３４９瓶，衢州１７２８３瓶，台州１１４４石，越州２９０４石７斗。淳化二年，诏令蠲除。［１］（卷３２，淳化二年八月丁卯）杭州掌管官仓的吏人叶彦安等１２３人，吴越国时原欠官仓米８４８００４石、盐５０４４６石，淳化三年，诏令全部免除。［１］（卷３３，淳化三年二月甲申）淳化三年，诏杭州民２５４９人共欠钱繲日息钱６８８００余贯并释之。［１］（卷３３，淳化三年八月）淳化五年，诏两浙诸州民原来欠负吴越国时官物计钱１１７５００缗全部免除。［１］（卷３６，淳化五年七月丙寅）最关键的是，两税额普遍减轻了三分之二。两浙田税原来每亩３斗，统一后，朝廷派王永（方贽）负责整顿两浙杂税时，全部改为亩税３斗。回朝后受到擅自减税额的指责，王永驳斥道：亩税一斗者，天下之通法。两浙既已为王民，岂当复循伪国之法？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民皆感泣。沈括《梦溪笔谈》卷９《人事》１，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１９９７年影印本；《宋史》卷３１２《王？传》。如此再三再四地蠲免赋税、积欠，充分说明吴越国割据时的赋役确实极为沉重，而不是掌握了话语权的宋政府所做的政治宣传。由于吴越国的官员全部被送到开封，所以宋政府要派出庞大的队伍率兵赴两浙各地接收。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９，太平兴国三年五月丙戍：吴越归顺的第二天，即命考功郎中范？权知两浙诸州事，（宋朝历史 www.lishixinzhi.com）左赞善大夫侯陶、著作佐郎崔继宗检阅两浙诸州钱帛，刑部郎中杨克让充两浙西南路转运使、宗正丞赵齐副之，祠部郎中河南刘保纁充两浙东北路转运使、右拾遗郑骧副之，右卫将军太原侯纃按行两浙诸州军储、刍茭、粮廪，左赞善大夫孟贻孙通判两浙事。又如《宋史》卷４６６《李神福传附弟神佑传》载：钱繲归朝，命神佑往按府藏之积；江少虞《事实类苑》卷３１《藏书之府》载：两浙钱繲归朝，遣使收其书籍，悉送馆阁；《宋史》卷４６６《张崇贵传》云；钱繲纳土，命驰往阅城防储纄之数。他们均负有安抚职责，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如翟守素为两浙诸州兵马都监，安抚诸郡，人心甚悦，即以知杭州。［３］（卷２７４，《翟守素传》）阎象在苏州也是如此：吴越纳土，被命领禁兵千人，至苏安抚军民，遂知州事。能知其风俗，而揉以善政。或摩以渐，或革以宜。推凡上之所欲施，宽凡民之所不堪，恩涵泽沛，民以苏息。［１２］（卷３９）很快改善了局面，赢得了民心。以上较大幅度地或临时、或永久地减轻了当地人民的负担，缓解了社会矛盾，改善了生产关系。得到实惠的人民群众自然会拥戴宋政府，民心归附，统一的成果由此得到巩固。另外，宋政府还对原割据地区具有特殊意义的地名做了更改，最典型的是吴越的衣锦军。钱繱是杭州临安县人，割据封王后，为炫耀乡里，将临安县升为衣锦军，辖１县名安国。太平兴国四年，宋政府改衣锦军为顺化军，安国县恢复旧名。次年，干脆除废了顺化军，仍为临安县。《宋史》卷８８《地理志》４；欧阳纅《舆地广记》卷２２《两浙路》上。消除了畸形的地方行政建制和钱氏的不当影响。杭州其他一些五代时的地名也做了相应更改。［１３］（卷２）３、镇压反抗和平统一不意味着没有抵制。割据者在一方经营数十年，利益关系盘根错节，一旦背靠的大树迁移，利益遭受损失，发生些骚乱是正常的。吴越国的首都杭州，就出现过类似事件。吴越钱氏归朝后，杭州曾人心反侧，构辞一方。吏按得其状，无远近欲以召捕之。杭州长官李运深知如何处理关系重大，十分谨慎：二浙首乡文邦，今遽诛数郡之众，恐非天子所以仁拊之意。只是下令将１０余名主谋的首犯处死，于是蒙活者以万众。［１４］（卷５１）这一事件涉及的人员上万，范围波及数州，但似乎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武装抵抗。地方政府也没有把事态扩大，本着朝廷以安抚为主的方针，采取了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的政策，既体现了宽大为怀的政策，又表明了严惩分裂的立场，从而稳定了局势，度过了地方感情的适应期。四、实现和平统一的原因及意义１、实现和平统一的原因宋初三地的和平统一，在中国古代史上是仅见的，产生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但在当时八个割据政权中，为什么仅有此三地呢？除了本文开始时展示的情况外，似还有以下几点具体的综合原因。其一，宋朝与其没有政治分歧，没有正统之争，只有权力大小之争。这三个割据政权均承认宋朝中央政府的地位，纳贡称臣，采用宋朝的年号，所谓奉正朔。也即原本就有中央与地方的上下等级关系，具有一定的向心力。而后蜀、北汉、南汉均称帝与宋朝分廷抗礼；南唐也曾称帝，宋朝建立后虽改称江南国主并奉正朔，但在宋军讨伐时，于开宝七年十二月下令去开宝之号，公私记籍，但称甲戌。［１］（卷１５，开宝七年十二月）表明与宋朝的决裂与宣战（唯有湖南周氏因内部问题与此不同，情况特殊）。和平统一的三个割据政权，也没有一统天下或永久割据的想法。典型如吴越王钱繱时，曾有江湖术士告诉他一个立国千年的方法：王如广牙城，改旧为新，有国止及百年。若填筑西湖，以为公府，当十倍于此。钱繱听了并不以为然，笑道：岂有千年而无真主者乎？坚持即于治所增广之。［５］（卷８２）按照他的意思，一定会有能够统一全国的真命天子出现，而这个真命天子并不是他或他的后人，也即吴越早晚会被统一，因此并不抱长远幻想。其二，宋朝与其实力悬殊。以辖地而论：赵匡胤即位初有１１１州，而荆南只有３州，漳泉只有２州，吴越也不过１３州１军，而所谓的１军其实只是杭州的１个县。［３］（卷８５）以人口而论：赵匡胤即位初有２５５４７４６户，而荆南只有１４２３００户，漳泉只有１５１９７８户，吴越也不过５５０６８０户。［１５］以兵数而论，宋太祖一朝有兵约３０余万人，［１６］（卷１，《余话》）荆南约３００００人，［１］（卷４，乾德元年正月庚申）漳泉１８７２７人，［１］（卷１９，太平兴国三年四月己卯）吴越１１５０３６人。［１］（卷１９，太平兴国三年五月乙酉）况且，入宋以后，他们多处于衰落时期。如荆南，自其节度使高保融时，性迂缓，御军、治民皆无法，高氏始衰。［１］（卷１，建隆元年八月甲午）继冲继任后，甲兵虽整，而控弦不过三万；年谷虽登，而民困于暴敛观其形势，盖日不暇给，取之易耳。［１］（卷４，乾德元年正月庚申）两浙的吴越，其人比诸国号为怯弱及世宗平淮南，宋兴，荆、楚诸国相次归命，繲势益孤，始倾其国以事贡献。［１７］（卷６７）当时有个段子，揭露的就是其怯弱：世以浙人孱懦，每指钱氏为戏。云繲时有宰相姓沈者，倚为谋臣，号沈念二相公。方中朝加兵江湖，繲大恐，尽集群臣问计云：若移兵此来，谁可为御？三问，无敢应者。久之，沈相出班奏事，皆倾耳，以为必有奇谋。乃云：臣是第一个不敢去底！［１８］（卷下）他们自知根本不是宋朝的对手，不敢抵抗。他们的目的，无非是长保本宗族的富贵，拼死抗争肯定会一无所有，主动归顺只是失去了独霸一方的权利，仍能保证富贵无忧。其三，宋朝的制度比割据政权宽松优越。制度的力量非常强大，并具有长效机制。在经济方面，改革五代十国繁重的赋役制度和财政制度，大力发展生产，国初尽变五代烦细之赋，至天禧而方宽；［１９］（卷７）宋承唐、五季之后，太祖兴，削平诸国，除藩镇留州之法，而粟帛钱币咸聚王畿。严守令劝农之条，而稻、粱、桑、纆务尽地力。至于太宗，国用殷实，轻赋薄敛之制，日与群臣讲求而行之祖宗立国初意，以忠厚仁恕为基。［３］（卷１７３）前文所列举的诸割据政权沉重的苛捐杂税及其宋政府的减免，就是实例。而吴越归顺时，尚有许多荒地没有得到垦殖：初，吴越归国，郡邑地旷人杀。［２０］（附录，《张方平行状》）可见其发展生产不力。在政治方面，则惩五代藩镇专恣，颇用文臣知州，复设通判以贰之。［３］（卷１６１）彻底改变了武人专权的暴政，选用文人担任地方官，并设通判以监督、牵制长官，防止专权。毫无疑问，宋朝的统一是先进取代落后，使之融入全国先进的社会制度，大幅度地促进了原割据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２、和平统一的模式与意义宋初和平统一的三地，具体实施的情况各不相同，是三种模式。一，荆南模式：虽然动用了军队，但兵不血刃，在武力威胁下不战而降。接收时，所有大小官吏原地留用，仅派军事官员接收；二，吴越模式：没有直接的军事威胁，但朝廷做出过明确的归顺要求，最终主动归顺。接收时，所有官员全部解除职务，进京另行安排；三，漳泉模式：既没有任何军事威胁，朝廷甚至也没有做出明确的或暗示的归顺要求，自觉纳土。接收时，官吏原地留用。共同点则是，在和平统一之前，史料中都未见双方谈判过程，也即没有讨价还价和许诺。而是被统一方主动提出、朝廷接受的单向直接交流。原因在于朝廷占据着绝对的政治军事优势，掌握着真正的主动权，而且也不急于收复，只是在政治上感化他们，最终以和平方式政治解决问题。宋政府英明的统一战略和高超的政治手段，为国家的统一和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前所未有的伟大贡献，在分裂时期提供了和平统一的可行性，值得充分肯定。同时，荆南、漳泉、吴越三地的领袖，顺应时代潮流，做出明智选择，牺牲了部分一己之利，避免了当地横遭战祸，也为历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样值得肯定和赞扬。元人方回在一首描述杭州的诗中云：回首太平三百载，钱王纳土免干戈。［２１］（卷１０）即代表了后人的怀念与评价。参考文献：［１］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Ｚ］。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２］张舜民。画墁录［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３］宋史［Ｚ］。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４］江少虞。事实类苑［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５］吴任臣。十国春秋［Ｚ］。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１９８６。［６］钱俨。吴越备史［Ｚ］。四部丛刊本。［７］魏泰。东轩笔录［Ｚ］。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８］程大昌。演繁露续集［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９］徐松辑。宋会要辑稿［Ｚ］。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７。［１０］曾巩。隆平集［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１１］马端临。文献通考［Ｚ］。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重印十通本。［１２］王鏊。姑苏志［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１３］周淙。乾道临安志［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１４］王郹。华阳集［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１５］程民生。宋代户数探研［Ｊ］。河南大学学报，２００３，（６）。［１６］王明清。挥麈录［Ｚ］。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１７］新五代史［Ｚ］。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１８］庄绰。鸡肋编［Ｚ］。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１９］周南。山房集［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２０］张方平。乐全集［Ｚ］。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２１］方回。桐江续集［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ＺＫ）］原载《史学集刊》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宋初和平统一战略及实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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