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的故事:刚直廉明中兴名相――宋传宋的故事:刚直廉明中兴名相――宋传

宋的故事:刚直廉明中兴名相――宋传

一、勇斗张氏兄弟
宋(663~737),邢州南和(今属河北南河)人,生于唐高宗龙朔三年。其父玄抚,曾官卫州司户参军。宋自少刻苦好学,博学多识,工于文辞。为人耿介超俗,有大节。二十岁左右中进士,授上党尉,后又升任监察御史、凤阁舍人,为官正直,颇受的赏识,张易之、张昌宗为武则天皇帝的内宠,,专横跋扈。宋不畏权势,不顾安危,与二张反复进行斗争。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张易之诬构宰相魏元忠,他赂贿凤阁舍人张说作伪证,要张说到御前作证,说魏元忠说过反叛的话。同为凤阁舍人的宋对张说:“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是名义气节,不可只图个人苟生,陷诬好人。即便因此被摘官流放,他的功德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倘有不测之祸,我准备叩请天子赦免,要死与你一起去死。努力为之,万代瞻仰,在此举也。”张说听了很受感动,廷辩时如实上奏、夜魏元忠免受陷害。不久,宋调任御中丞。
这时武则天年事已高,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更加横行专断。朝中大臣都惧怕二张,不敢直呼其职,而称张易之为五郎。张昌宗为六郎。宋对二张毫不畏惧,二张反而有些怕他,一次,武则天大宴群臣,二张位居列卿三品,在上座。宋官阶六品,在下座。易之讨好宋,虚位作揖说:“公是朝中第一人,怎么倒坐在下座?”宋王说:“我才劣位卑,卿说我为第一,这是为什么?”无官侍郎郑善果平时对二张毕恭毕敬,问宋:“公怎么叫三郎为卿?”宋说:“以官街而论,正当为卿,你又不是他家的奴仆家奴,哪里有叫他为郎的呢?”宋的话使郑善果面红耳赤,也使二张狼狈不堪。从此,张易之兄弟对宋更是怀恨在心,处处因事中伤宋,但因为武则天知其情,宋得以免罪。长安四年(704),二张因武则天病情日益加重,非常担忧,暗中密谋对策。此时有人发觉二张有异常举动,告发二张谋反,但武则天不予理睬,更不追问。其时,许州杨元嗣告发张昌宗召术士李弘泰看相,李弘泰说他有天子相,还劝他在定州建造佛寺,使天下归心。
因为涉及谋反大事,这次武则天派凤阁侍郎韦承庆、司刑卿崔神庆和御史中丞查明报。韦、崔二人惧怕二张的权势,又想讨好武则天,谒力为张昌宗开脱,说张昌宗已将弘泰的话告诉皇上,不可加罪。宋质问说:“谋反这样大事,不是自首可以宽有不问的,臣请交有司审理以明国法,”他还对武则天说:“易之等大蒙驱使,分外承恩,臣必知言出祸从,但激于大义,虽死不悔,”武则天听后很不高兴,宰相恐怕宋得祸,急忙拉了宋出去。宋说:“圣主在此,不烦宰相增宣敕命!”宋始终不放过二:张,对武则天说:“倘不收狱,恐要为乱天下,动摇民心。”武则天没办法,只好收张易之、张昌宗入狱。过了不久,又将他们特赦放出,为了缓和矛盾,令易之兄弟到宋家谢罪,宋拒不会见,说“公事可以公办,若私下会见,法是不讲私情的。”他对二张恨得咬牙切齿,对左右的人说:“我后悔不先敲破这两个小子的脑袋而让他们为乱朝政。”宋对二张的斗争,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因而得到朝臣的支持。左拾遗李邕上奏武则天,说 所奏,非谋自身私利,而在安定国家,然而,武则天就是不听。
为了避免矛盾,武则天派宋到扬州当按察,宋说:“审理州县案件,是监察御史的职责。”后又诏令宋按察幽州都督届突仲翔。宋又产辞说,“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得轻易出京。仲翔犯的是贪赃罪,如今要臣前去,必有害臣之心。”随后,又下诏为李峤副使,出使陇蜀。宋又辞掉这个差使,说:“优右没有变故,臣以御史中丞为李娇之副,朝廷还无先例。”宋为治二张罪,三次违诏,不肯奉诏前行。本来,张易之兄弟想借宋出京的机会,向武则大劾奏,予以诛杀。此计不成,他们又生一计,在宋家举办婚事时,刺杀宋。宋知道了阴谋,就乘坐卑微的车躲到别处歇宿。刺杀的计划无法实现。宋对二张的斗争,虽然没有取得结果,但却使二张处于极为尴尬的地位,朝臣对二张的所作所为,极为痛恨。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情加重,二张守在武则无身边处理国事,大臣无法近前。宰相张柬之经过紧张密谋,联合禁军将领,杀死了张易之。张宗昌兄弟,迫使武则天让位子太子李显。中宗李显复位后,宋任支部尚书兼谏议大夫、内供奉,随时讨论朝政得失。不久,又改任黄门侍郎。
二、抗拒中宗旨意
中宗是个昏庸的皇帝,不理朝政。大权掌握在皇后韦氏和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手中。宋和武三思之间,又开展了尖锐的斗争。神龙二年(766)京兆人韦月将上书中宗,告发武三思“秽乱宫掖”,武三思闻知后,暗使手下人将他以大逆不道治罪,中宗听信谗言,下旨处斩韦月将。
宋以为案情不实,请求下狱关押审理。中宗大怒,他说:“朕已决定斩首,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宋说:“人家告韦后与三思有私情,陛下不加过问就问斩,臣恐有人会私下议论,请查实后用刑,”中宗愈加发怒,宋面无惧色,说:“请陛下先将臣斩首,不然不能奉诏。”中宗无奈,才免韦月将极刑,发配岭南 后来又将他处死。不久,中宗下诏宋噱为检校并州长史,没有成型,又任为检校贝州刺史,宋被挤出了朝廷。贝州在河北省南部,栗坡到达时,河北暴雨成灾,百姓饥馁,武三思的封地在贝州,三思不顾百姓死活,派人向封户强征租税。出于对百姓的爱护,宋抗拒交纳租税 武三思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宋从贝州调到杭州、扬州做刺史,后又迁任洛州长史。当时,韦后、武三思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大子李重俊不是韦后所生、因而引起他们的忌恨,欲废太子,立韦后女儿安乐公主为皇太女,李重俊忍无可忍,于景隆元年门)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柞共谋,矫发羽林军,发动宫廷政变,杀死武三思及其同党。但昏庸的中宗,不察大局,听从韦后和安乐公主,挫败了李重俊的政变,李重俊兵败被杀。
从此,韦后和安乐公主更加有恃无恐,中宗成为傀儡。韦后一心想效法武则天做女皇。于是于景龙四年(710),将中宗毒死。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韦后眼看就要实现女皇之梦了,不料中宗的弟弟李旦的儿子联合姑母太平公主发动政变,杀死了韦后和安乐公主。相王李旦复位,任命宋为检校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他和同朝为臣,二人同心协力,辅佐睿宗,锐意改革中宗以来的弊政。中宗时期,外戚和诸公主于预朝政,政治腐败,贪污成风;卖官鬻爵,乌烟瘴气。只要出钱三十万,不论何人都给官做。他们不经中书、门下批准,直接由皇帝降墨敕授予。当时人称为“斜封官”。这些斜封官大都是富豪商贾,他们不会理政,但搜刮百姓却是心狠手辣。姚崇和宋上疏睿宗,请求罢免斜封官,进忠良,退不肖,当时共罢免斜封官数千人,整个朝野为之一振。宋还从整顿吏治制度着手,恢复三铨制度,在候选的上万人中,选了二千人,宋琼选拔、考核官员,不畏权贵,不拘私情,赏罚公平,为当时人所称誉。
三、犯颜太平公主
睿宗也是个低能的皇帝,他的妹妹太平公主,由于睿宗复位出了力,权势日重,她广交朋党,积极扩大势力,严重威胁了太子李隆基,景云二年(711),她邀集宰相于光范门内,要求更换太子李隆基,在场的人无不惊慌失色,但宋却镇定自若,他高声说;东宫太子大有功于天下,真宗庙社稷之王,公主乃何忽有此议广为确保太子地位,宋和姚崇密报睿宗、提出三条对策,一是把宋王李成器、幽王李守礼出为刺史。二是把歧王李隆范、薛王李隆业的统领羽林军的大权交出来,由太子直接掌握。三是把太平公主及其丈夫迁往东都。李睿采纳了这三条意见,还命太子监国,凡六品以下官员及徒罪,均由太子处置 这些措施对巩固太子的地位和势力,无疑是起作用的。
太平公主不甘心灭亡,她加紧反扑,在她的鼓动下,掀起了一股反对罢“斜封官”的浪潮,还把矛头直接指向太子李隆基,李隆基受到极大压力,为了保存自己,他违心上奏睿宗,说姚、宋离间他和姑姑,兄弟之间等皇族关系。于是睿宗就罢去姚,宋宰相职务,贬宋为楚州刺史。
此后,调动极其频繁、先后任甲州则义,魏州、兖州、冀州刺史,河北按察使,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最后转任广州都督,在广东,他教老百姓烧砖瓦建瓦房,把茅草屋改成了砖瓦房。当地老百姓歌颂他的功德,在他离开广州时立“遗爱碑”,纪其爱民之情。712年,睿宗传位给太子李隆基,自己当了太上皇。
玄宗虽当了皇帝,但太平公主的势力仍然很大,仍然对他构成威胁,尤其是朝中宰相,多数依附于她 开元元年(713),有人密告玄宗,公主将欲作乱,玄宗召集岐王李隆范、薛王李隆业和宰相郭元振等人商议,决定,调兵三百余人,一举杀死太平公主党羽,太平公主间变逃脱,后被赐死家中。至此,宫殿内的不断的政变才告一段落。是个的帝王,他决心革除弊政,使家重新立起来。开元之初,他任用姚崇为宰相,整顿吏治,开创了开元之治的繁荣局面;姚崇免去宰相后他又采纳姚的建议,任命宋做宰相。
四、辅佐贤主玄宗
开元四年(171)十一月;任用宋为交部尚书兼黄门监,他派宦官杨思勋前往广州迎接,宋态度凝远,沉默寡言,一路上竞未与杨思勋搭过一次话,杨思勋对此颇为不满,回来告诉玄宗。殊不料玄宗对宋的为人更加肃然起敬。宋为相,志在择人,因才授人,使百司各任其职。他看到括州员外司马李邕、仪州司马郑勉,才略文采俱佳,但思想和性格上有不少毛病,宋感到“若全引进,则咎悔必至,若长弃捐,则才用可惜”。于是,根据各人的才器、能力,分别拜任渝州刺史和硖州刺史。
大理卿元行冲,在人们的心目中,才行兼备,但上任之后,却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于是调其为上散骑常侍,他选拔官吏,出自公心,对人对己无一例外,对自己的亲属也不例外。他有个堂叔叫宋元超,在吏部选拔官吏时,特别说明自己是宰相宋的叔父,想借此得到重用,宋知道后,马上给吏部去一函,说宋元超表明了他和自己的关系,就不应再予任用。宋用人,不论皇亲国戚;一视同仁、歧山县令王仁深,是玄宗称帝前的藩邱故吏,唐玄宗特降墨敕令授五品官,宋上疏以为不可,他说:“故旧思私,则有大例,除官贵历,非无公道。仁深向缘旧思,已获优改,今若再蒙超奖,遂于诸人不类,”他请求由吏部轮选考核,按制度办事。玄宗只得听从宋的意见,收回成命。宋的宠臣大常卿姜皎,也是玄宗为藩王时的故交,在诛杀太平公主时又立过大功。玄宗对他宠遇有加。姜皎的弟弟姜晦,也沾哥哥的光,当上了吏部侍郎。宋为此事对玄宗说:“皎兄弟权宠太盛,非所以安之。”玄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把姜皎改任散官,放回田园,姜晦也改任为宗正卿。为了避免朝廷大臣的独断专行,避免君王的听信谗言,他提出恢复贞观年间的对仗奏事制度的建议。贞观年间,皇帝临朝,设仪仗、中书、门下及三品官奏事,或御史弹劾百官;都对着仪仗。高宗以后,这一制度逐渐被疏废,大臣奏事多待仪仗下殿;谅官、史官退朝之后,成为密奏,所奏之事,他人不得而知,产生了许多弊病。
宋提议恢复对仗奏议,有利于公开和监督。唐玄宗批准了恢复这一制度:“自今事非的须秘密者,皆令对仗奏闻,史官自依做事。”作为宰相,宋敢于犯颜直谏,唐玄宗很敬畏他,常常趋从于他。开元五年,宋随同玄宗巡幸东都,路过崤谷(今河南陕县),山高路窄,难以行走。玄宗十分恼怒,要罢免河南尹李朝隐和负责旅途事务的知顿使王治等人官职。宋进谏说:“陛下正当壮年,如今才开始出巡,以道路没有修好而处分二臣,这样整治,以后恐会产生弊端。”玄宗认为很有道理,就免去二人之罪。当时社会风气趋向奢华,讲求厚葬。宋为官,力戒此弊。王皇后的父亲王仁皎死于开元七年(719),哥哥王守一,是当朝的驸马都尉,王守一请求玄宗为其父建造高三丈一尺的坟基。唐玄宗答应了。许多大臣虽有议论,却不敢上奏。只有宋无所畏惧,他和同朝宰相上疏玄宗,指出厚葬和薄葬是伦与奢的大事。俭约是美德,奢侈是大害。僭越礼法予以厚葬,前贤引以为戒,所以古人只挖墓穴埋葬而不再修坟。
玄宗完全接受了宋的劝谏,按宋的尺寸,建造坟基,还称赞宋说:“朕常想端正自身,以纲纪治理天下,对皇后有偏心啊!但别人感到为难,只有公等才能讲这样的话。”还特意赏给宋彩绢四百匹。开元八年(720)正月,宋和同朝宰相苏奏请禁恶钱。
恶钱是民间铸的私钱,铸造时掺进杂质,质量低劣。恶钱的流行,使贫者日贫,奸豪者岁增。他俩建议“切断天下恶钱,行二铁四累钱,不堪行用者,并销破复铸。”但因为触犯了铸钱富豪的利益,引起他们不满,他们纷纷上奏反对。于是,唐玄宗罢了宋、苏的宰相职务。宋任开府仪同三司,不再握有实权。被罢相以后的宋,一如既往,仍直言敢谏,刚正不阿,处理事务十分果断。
罢相后的第二年,玄宗任命他兼任京兆留守,并要他接替河南尹王信处理权梁山的谋反案。宋对案件进行复查,发现权梁山说称办婚事,筹集款项,县吏要贷款的人连坐。宋接手后,经过了解和审讯,把几个头头定了罪,其余一概不问,迅速断了案。开元十二年(724),玄宗东巡泰山,宋留守京师。玄宗将出发,对宋说:“卿是国家元老,要有一段时间离别,有什么好主意告诉朕?”宋一一直言相告。玄宗亲写制法回答说:“卿所进言,当书写后置放左右,进进出出可随时现看反省、以为终身之诫。”后来,宋兼任吏部,开元十七年门29),玄宗拜任宋为右丞相,玄宗在尚书省宴请百官,席间赋《三杰诗》一首,并亲自书写,赐给宋张说等三人。开元二十年(73)宋年已七十三岁,年老体弱,请求辞职,退居洛阳东都私宅。开元二十五年(737)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赠大尉,溢文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