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始终是皇帝中的楷模，重用贤才，广施仁政，尤为著名的是善于纳谏--这种“从谏如流”的品质，现代高官都不容易具备，何况“家天下”的封建帝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已成为千秋功业的代名词。李世民，在史册里就是光辉灿烂的“正面形象”。“”的强大、繁盛，有口皆碑，有目共睹;可惜，但凡血肉之躯，都有难以逾越的局限性。

晚年的李世民一点一点“变坏”了，肉眼凡胎的生物性暴露无疑。

一、堵上耳朵，踹开诤臣，拎着鞭子办事儿

《新唐书》《旧唐书》都记载了长孙氏，曾怎样拐弯抹角地哄骗盛怒之下的李世民。因为多嘴多舌，处处制肘，皇帝感到不舒服，甚至在背地里恼羞成怒，一边骂街，一边动了杀机。若非乖巧的文德皇后拽出“明君贤相”的“高帽儿”来拍马屁，恐怕魏征早就做了刀下鬼了。

由此看来，李世民并非心甘情愿地“纳谏”;骨子里却满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货色。常说“屁股决定意识”--有什么地位，就是什么脾气。有多大权力，就有多大的兽性。皇帝主宰世间升沉，他们才不愿意找几个自以为是、指手画脚的“干爹”供着呢。

李世民身边能够直言的大臣不下三十多名，尤其是魏征，先后写了十多万字的意见书，涉及事务多达两百多件。即便如此，仍不免热脸贴上冷屁股，魏征明显地觉察 到，皇帝变了，“渐恶直言”。

贞观十二年三月，李世民亲御两仪殿，魏征毫不客气地说:“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黾勉听受，而意终不平，谅有难色。”这些话，李世民根本就听不进去，他变本加厉地以我为中心。

他一意孤行，建飞山宫，刚开始就警告群臣:“若不为此，不便我身。”并且为自己狡辩道:“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翻译过来，无非是说，老百姓都是贱骨头，应该给当牛做马。这简直是强盗逻辑，明摆着，叫满朝文武乖乖地闭嘴。

谏臣官拜门下省侍中。贞观十九年，李世民怀疑刘洎背后褒贬自己，便抓了个“谋执朝衡”的罪名，逼刘洎自杀了。

二、大兴土木，穷奢极欲，自己都觉得过分

最耗费民脂民膏的无非两件事:一是大型土木工程，二是连年战争。如果战争不可避免，倾举国之力征讨，也没什么不合适。但是，大兴土木，只为一人声色犬马，就属于贪暴行为了。李世民恰恰乐此不疲。他亲自抓基建，在长安、洛阳等地，营造规模宏大的宫殿。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四月，李世民嫌京城闷热，便在临潼骊山顶上修筑了翠微宫。三个月之后，又指责宫室小气，辱没了大唐威仪，便重修了玉华宫。一句话，耗费白银数以亿计。位于东都的“洛阳宫”本是隋炀帝吃喝玩乐的地方，李世民遂接管过来，“营造不已，公私劳费，殆不能堪”，连同“飞山宫”在内的庞大建筑群，豪华气派，极尽奢靡。

整座工程，都是黄金白银乃至能工 巧匠的生命堆起来的。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下诏，明令太子所用之物，其他部门不得限制。口子一开，鼎铛玉石，暴殄天物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无上限消费，怎么能不浪费呢?

这 些讨人嫌的烂事儿，连李世民自己都觉得过分。648年，即其临终前一年，他亲自为太子撰写了《帝范》十二篇，其中明确写道:“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 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也，勿以为是而法之。”显然，皇帝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本 人可以倒行逆施，对儿子就要说实话了。他希望李治，不要效仿自己，做个贤明的君主，必须有节制、有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