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诫子书》中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其中，“淡泊名利，宁静致远”之言一直流传至今，成为文人墨客静心修养的境界，亦成为某些政客们附庸风雅的装饰之物。 但事实上，此类豪言壮语也许只能作为墙上之装饰品，似乎没有几人能达此超然境界。试看实际生活中，送礼者一边把“信封”私下塞进抽屉里，一边望着墙上的字幅大赞、高风亮节，此类现象不亦多乎？ 此种现象，要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知道了，只怕也只能自愧弗如。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我不为五斗米折腰，清贫一生，才弄了个隐居桃花源、淡泊名利的好名声。谁曾想到，你们这些家伙竟然“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一面，挥金如土，一面还“谦逊”地接受别人馈赠的高帽子，似乎更要立个贞节牌坊就好。难怪有人慨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了。 确实，这个世界很复杂，这个世界很现实，真要做到“淡泊名利”确实很难，要做到超然于物外确实很难。 传说皇帝民间私访，见市肆街巷人流熙攘，不知其所为，遂问随行刘墉： “这些人如此忙碌，究竟所为何事？” “无外‘名利’二字。” 刘墉一代名相，应答皇帝无懈可击又言简意赅，真是一语中的。 确实，追逐名利似乎乃人之本性。古人云：“食色，性也。”名利其实是人“食色”的引申和升华，应该是无可厚非的。名利的本质是利，没有利，人就不能很好地实现“食性”的要求。 在谈到人的本性时说：“人的本性一要吃饱，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因此，人们追逐名利乃正当要求，正所谓：“世人熙熙，皆为利来，世人攘攘，皆为利往”。人如果连一般的名利都不需要了，也就没有什么追求了，那么他的心也就死了。古语云：“哀莫大于心死。”这种人还活在这个世上有何追求、有何意义呢？可以说，不追求名利的人是难以想像的。故此，追求一定名利还是可以理解并应该肯定的。 但是，问题常常出在追求名利的度上，一些人往往难以把持住自己追求名利的尺寸，把握不住那度，所谓欲壑难填，以至于越陷越深，损人利己不说，甚至危害国家、危害社会，那就另当别论了。 也正是缘于把握不住这种追求名利的度，有些人为了某个支配权不惜动用任何可能的手段，以达到其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甚而至于，得益于人的进化和高智商，所想出的损招比动物更残忍、更巧妙、更隐蔽、更高级。人一旦发展到这种地步，那也完全深陷于名利的漩涡了，估计最终也没有什么好下场的，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他自己，利欲熏心，失去了他人之为人的起码道德。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这是说，老虎这种看似凶狠无比的猛兽，也有做老虎的底线，也有温柔的一面。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老虎也可能吃小虎崽。据报道，2006年8月2日，漳州动物园母老虎妞妞产下3只小老虎。8月5日，母虎吃掉了其中一只小老虎。2007年3月28日，在宜昌市动物园，两只小老虎死在了母老虎的口下，其中较大的一只连尸骨都不剩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动物园把它饿成这样，按理，这老虎无论怎样也不会吃自己的幼崽，除非是影响到了其生存。 对于人而言，当争权夺利上升到生存的高度，影响到个人的成功与否，“虎毒也食子”之类的行为那就不会是少见了，纵使发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哀鸣也唤不醒半点良知。历史上有名的“玄武门之变”基本上就体现了这一点—— 建立不久，和皇太子李建成之间，就为争夺皇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本来，唐朝的建立，李世民出力最多，功劳最大，他又网罗了尉迟敬德、秦叔宝、等这些著名将领，广泛结交知名人士。所以，他的势力无人能比。李建成在太原起兵之后，也统领一支军队，打过一些胜仗，虽然没有李世民那样雄厚的实力，但是，他有太子这个合法的身份，使得一大批皇亲国戚聚集在他的周围；他长期留守在关中，在京城长安一带有坚固的基础，甚至宫廷的守军（玄武门的卫队），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他还把齐王李元吉拉拢过去。总的来说，李建成和李世民是旗鼓相当。 唐高祖武德九年的一天，李世民上朝去控告李建成和李元吉，揭发他们在后宫胡作非为。高祖大吃一惊，说：“竟有这样的事？” 李世民说：“不但如此，他们还几次想谋害我。如果他们得逞，儿就永远见不到父皇了！” 高祖说：“你讲的事情，关系重大，明天我要亲自审问！” 当天夜里，李世民就调兵遣将，准备为了自己的生存权利而大开杀戒了。 公元626年7月2日，李世民亲自率领长孙无忌等人，埋伏在玄武门附近。守卫玄武门的将领叫常何，原来是李建成的心腹，但已经被李世民收买过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走到临湖殿，发现情况异常，立即掉转马头往东宫跑，只听有人喊：“太子、齐王，为什么不去上朝？”李元吉回头一看，正是对头李世民，他急忙取弓搭箭，一连向李世民发了三箭，都没射中。李世民对准李建成回射一箭，李建成从马上摔下来，断了气，李元吉急忙向西逃去，被尉迟敬德一箭射死。 三弟兄火拼的时候，唐高祖正带着大臣、妃子在海池中乘船游玩。忽然看见尉迟敬德匆匆赶来，高祖就问：“你来这里干什么？” 尉迟敬德说：“太子、齐王叛乱，秦王恐怕惊动陛下，特派臣来护驾”。 高祖大吃一惊，忙问：“太子、齐王现在何处？” 尉迟敬德说：“已经被秦王杀死了”。 高祖十分难过，吩咐游船靠岸，回头对裴寂等人说：“想不到会有今天这样的事发生，你们看怎么办？” 萧和陈说：“建成、元吉本来就没有大功，秦王功德盖世，深得人心，理该立为太子”。 高祖说：“我本来也是这样想的”。 尉迟敬德忙说：“外面还没有完全平静，请陛下降旨，要各路军队都接受秦王指挥。”高祖立即派人传旨才结束了这场政变。 三天之后，唐高祖宣布立秦王为太子，国家大事，一律由太子处理。这年八月，唐高祖被迫让位，自称太上皇。李世民当了皇帝，就是。第二年，改年号为贞观。历史上把这次政变，叫做“玄武门之变”。 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宫廷政治斗争中，兄弟相残，骨肉反目，兵刃相见，血流成河的现象那是不绝如缕，司空见惯。 所以，历史上这些名利场上的人们，当把争权夺利上升到生存高度，他们基本上连人之为人的基本道德准则也不复存在了。不过，其下场我们也都有目共睹，身前身后之名，背负的那是历代唾弃，万世骂名，倘若其在九泉之下有知，只怕也会想不通——巨贪和坤，富可敌国，最终是抄家被杀；，被人称为奸臣，终究无法消散他的英雄本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历史上，此类名利中人都在名利的诱惑下，失去自我，失去良知，跌入名利的深渊不能自拔，往往是失去自由，失去生命，与愿望的初衷背道而驰。 鉴此，对于名利这个身外之物，我们还是多份淡定的好。只要淡泊名利，心如明镜，方能坐的正，行的端，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淡泊名利了，就无须粉饰自己，恭维他人，巴结上司，笼络帮伙，能言他人不敢之言，做他人不敢做之事；淡泊名利了，就无须为蜗角功名、蝇头小利去煞费苦心，辛苦奔波，上窜下跳，苟且钻营；淡泊名利了，就不为尘事所扰，不会脸厚心黑，猥琐自私；淡泊名利了，就会有“为一大事来”的胸襟，“不带半根草去”的气魄。 正所谓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所言：“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此言可谓精当，自当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