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史中，有一个相当鲜明的特色，即尽管封建制度是一个典型的专制独裁制度、人治社会，帝王们朕即天下、予取予求，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所以历来有伴君如伴虎之说；臣吏们必须绝对服从帝王的意志，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因言获罪，轻则砍掉脑袋，重则灭族甚至株连九族。然而实际上，几乎历朝历代我们都可以看到，总有一些识高胆壮、抗直有声的士子官吏秉承儒家理想，出于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政治抱负，敢于（当然很多时候是非常技巧而艺术地）挑战帝王的权威，犯言直谏甚至逆批龙鳞，正所谓 文死谏，武死战 。其中许多人真的为此付出了个人及家族生命的代价，却也有许多人终得安然，乃至建功于当时、名耀于青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推名垂千古、几乎家喻户晓的魏征。然则细一思量便不难看出，魏征的成名固然与其性格和胆略有关，更与他遇上了一个相对明智而有识的君主（及难得的贤后长孙皇后）有关。尽管唐太宗也曾恨得牙根痒痒地发誓 早晚要杀了这田舍翁 ，终究还是赏识和容忍了魏征。反之，那些个掉脑袋的谏官们，几乎无一不是遇到了昏庸、刚愎甚至暴戾之主及其黑暗的历史时期，却仍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们的风骨更令我起敬，但他们的悲惨下场也就再自然不过了。遗憾的是，这类悲剧人物在历史上远远多于魏征或张释之、袁盎们。这是由封建制度的本质所决定了的，且不论它。但说到张释之、袁盎，不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故事。虽然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及知名度远逊于魏征，其事迹却也是可圈可点、启人教益的 他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亦是因为遇到了 文景之治 这难得的历史机遇，和汉文帝这样一位少有的仁厚开明之主。
张释之，字季，生卒年不详。中国西汉法律家。汉文帝元年（前179年），他以赀选为骑郎，历任谒者仆射、公车令、中大夫、中郎将等职。文帝三年升任廷尉，成为协助皇帝处理司法事务的最高审判官。他认为廷尉是 天下之平 ，如果执法不公，天下都会有法不依而轻重失当。他严于执法，当皇帝的诏令与法律发生抵触时，仍能执意守法，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他认为 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 。如果皇帝以个人意志随意修改或废止法律， 是法不信于民也 。他的言行在皇帝专制、言出法随的封建时代是难能可贵的。时人称赞 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 。张释之对 文景之治 的实现，是有重要贡献的。
当张释之还在任骑郎时，就敢于在皇帝面前发表不同意见。有一天，他随文帝出游上林苑。经过虎圈时，文帝看见里面有各种禽兽一大群，就召问上林尉，禽兽共有多少。上林尉却支支吾吾，答不出个所以然来。所幸监守虎圈的啬夫能从容应答，一一详陈，文帝大为满意，当即对张释之说，要拜啬夫为上林令。可是张释之却沉默着半晌不出声。文帝又重申自己的命令，张释之才缓缓回答： 陛下不妨想想绛侯周勃和东阳侯张相如人品如何？ 文帝说： 都是忠厚长者。 张释之说： 陛下既知两人为长者，奈何还要任用啬夫？周勃和张相如平时论事都不多语，岂似啬夫快口利言，喋喋不休；试想秦始皇，专好任用刀笔吏，但务苛察，后来便相沿成俗，满朝竞尚舌辩而不得闻过，终臻土崩。现在陛下但以啬夫能言便欲提拔他。臣恐怕将来天下也免不了会浮夸颓蘼下去呢！ 文帝听了此言，觉得也有道理。于是便放弃了超拔啬夫的想法。同时，却将张释之提拔为宫车令。
后来，梁王从其藩国入朝，与太子刘启同车进宫。行过司马门时，没有下车就想进去。恰巧张释之值班，他立刻赶上前去，阻止太子和梁王不许入宫。随即又将此事据实劾奏给文帝。说太子和梁王是明知故犯，应以不敬论处。原来汉初宫中有一条禁令，就是以司马门为最重，凡天下上事或四方贡献，无论贵贱，均在司马门前接收。除天子外，任何人在司马门都得下车。如果违纪，按律应罚金四两。可是张释之这回碰了个钉子，文帝觉得他是小题大做，并不理睬他的奏章。好在此事被文帝母亲薄太后听说了，她很认同张释之的看法，所以召见文帝，责备他纵容儿子。文帝这才意识到自己的不当，并且非但不怪张释之多事，反而更欣赏张释之的品格，为他能守法不阿而再次超拔他为中大夫。而且过了没多久又升他为中郎将。
又一日，文帝带着他的宠妃慎夫人出游霸陵。霸陵是文帝正在修建的陵寝。文帝这天兴致很高，尤其看见自己的陵寝负山面水，形势甚佳，情不自禁道： 人生不过百年，总有一天都要死去。我死以后，如果能用北山之石为椁，再加丝絮杂漆，涂封完密，一定能坚固不破，还有什么人能来盗摇呢？ 随从一旁的臣子们自然都是一片赞同之声。不料，张释之却又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臣以为，如果皇陵之间藏有珍宝，使人艳羡，就使用北山为椁，南山为户，两山合成一陵，中间还是不免会有缝隙可乘；否则，就是没有石椁，又何必担心贼人盗掘呢？
毕竟是明主，文帝虽然有些扫兴，细想却也赞同张释之的看法。因而他非但没有怪罪张释之，不久后，又将他升为了廷尉（最高司法官）。
可是，张释之当了廷尉以后，文帝终于还是被他激怒了。一次是文帝出巡，过中渭桥时，正巧有人经过，御马受惊，差点让文帝摔着。所以当卫士将此人拿住后，愤激的文帝便命人将此人处死。可是张释之却又唱起了反调。他认为此人之罪不足以死，因此断令其罚金。文帝很不高兴，但俩人争议几句后，文帝还是冷静下来，同意处以罚金了事。还有一回则不同了。因为一个盗贼竟将皇帝高庙内座前的玉环盗走。被捕后，张释之判令将其斩首。这回文帝勃然大怒： 贼盗我先帝法物，可谓罪大恶极。不加以族诛，叫朕如何恭承宗庙！ 张释之脱下帽子顿首道： 法律规定仅此而已，我不能越法。试想，假如今后愚民无知，妄取长陵之土，陛下又将以何法惩处？
毕竟文帝宽怀。他又向母后征求意见，也是相当开明的薄太后也表示同意张释之的意见。文帝便不再干预此案，听凭张释之处置了。
至于袁盎（约公元前200～约前150年），其字为丝，亦是文帝时重要官吏。而且，他还是张释之的举荐人。袁盎个性刚直且有才干，被时人称为 无双国士 。而司马迁对他的评价是：袁盎虽不好学，却善于领会贯通；他以仁爱之心为本体，常称引大义，慷慨激昂，言人所不敢言
例如：有一回袁盎也随从文帝游幸，看见文帝让其宠信的宦官赵谈同坐一辆车，于是伏地进谏道： 臣闻天子同车，无非天下豪俊。而今汉虽乏才，奈何令刀锯余人（对宦官的蔑称）同车共载呢？ 文帝恰也虚怀纳谏，随即便让赵谈下车。赵谈虽然心中恨袁盎入骨，却也只好勉强下车。
袁盎抗直敢谏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事例是：有一回文帝与窦皇后及宠妃慎夫人同游上林苑，上林令预先设置了皇帝和皇后的坐席。文帝进去后就与窦太后分坐于左右。慎夫人则准备坐到皇后的边上去，不料袁盎突然抢步上前，毫不和气地将手一挥，不让慎夫人坐那儿，并将她引退到席位右侧，侍坐于一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