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新政变法的内容及改制失败的原因王莽新政变法的内容及改制失败的原因

王莽新政变法的内容及改制失败的原因

王莽利用一切势力手段篡夺汉朝的皇位,建立了自己的新朝,为了缓和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王莽决定实施变法,发动新政,改变西汉一系列的制度。

王莽不但是个野心家,同时是一个儒学巨子。在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后,儒家学者正式从学术领域上升到政治领域。王莽夺权不但为了皇帝的荣耀,同时也有他自己的远大政治抱负,他需要更大的权力来改革当时社会的弊病。可以说,王莽新政是儒学思想在政治领域的一个实践。

经历楚汉战争后建立的西汉王朝,人口稀少,生产凋敝。从惠帝刘盈即位后,宰相曹参把道家清静无为的学说运用到政治领域,即对人民的生产不加干涉,还多次减免赋税,以求增加人口,发展生产。历史上称其为“黄老政治”。黄老政治使汉王朝社会逐渐繁荣,财富大量增加,但其弊端就是贵族和地主在政府不干涉的情况下,大量兼并土地,使占全国绝大多数农民失去生存的依托,沦为佃农或奴隶。黄老政治虽然到汉武帝时彻底结束,但其弊端却一直延续下来。王莽的改革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

政治体制方面

1. 改变官制和官名。王莽对中央和地方的官名、官制屡加改变,连国号也多次变更,且多与《周礼》中的名称相一致,目的是恢复古代官制。如改大司农为羲和,后改为纳言,改少府为共工,大理改作士,太常改秩宗,光禄勋改司中,太仆改太御,卫尉改太卫等。地方官制上,改郡太守为大尹,都尉为太尉,县令为宰,御史为执法。又于天凤元年,置卒正、连率、州牧、部监等官,边郡则置竟尉。

这些变革以周朝的官制为准,存有浓厚的复古意味,官名虽改,工作却不变,徒生由简变繁之弊。斤斤计较于名目之复古,迂腐琐碎,食古不化,不切实际。一般认为王莽是“托古改制”,他的真正目的是改制、篡权,“古”只是一个幌子,只是假托,实际上只求复古,并没革新。

2. 秩禄制与重划行政区。始建国元年,王莽以《王制》及《周官》为据,改秩禄之号,更定官位为公、卿、大夫及士。最低级的庶士为百石,最高级的卿则为中二千石。又按照周朝的制度将官吏的选任制改为世袭制。此外,又以武帝以来之13州不合经籍,遂依《尧典》改为12州。同年又大肆更易宫殿之名,如长乐宫改常乐室、前殿改王路堂;地名和行政区划方面,先据《尧典》正十二州名分界,后又据《禹贡》改为九州。改长安为常安,改洛阳为雒邑等。又把汉时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部、郡、县四级,有一个郡甚至五易其名,官民记不清楚还得在公文上附上旧名。始建国四年又分天下为九州岛,九州岛内有2203县。并依畿服之说,以京畿为中心,自近至远把四夷分为“六服”,目的是令天下回复昔日的“万国”。

由于行政区划的随意改制导致部、郡、县的数量大增,仅县的数量就增加了两倍,官吏的数量也相应成倍地增长,官吏的俸禄和衙门的办公费用也随之增长,这极大地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为了应付迅猛增长的财政开支,王莽创行了许多新税,租税名目繁多,又取之过急,使人民骤然感到租税的负担加重。新朝末年,对人民征敛更甚。史载:“作货布后六年,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猪突豨勇,一切税吏民,皆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绶吏,皆保养军马,吏尽复以与民(传令百姓代养),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繇役烦剧,而枯旱蝗虫相因。”令“关中死人十之六七”。

虽然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对人民横征暴敛,但由于官吏数量增加太多太快,因此财政仍然入不敷出,不得已只好减少官吏的俸禄。王莽登位前,除三公月俸为4至6万外,九卿、州牧、太守等原官阶在二千石以上者,月俸为16000至2万。但王莽即位后,官俸皆改为数千,令官吏生活困难。加之新定的吏禄制度又极为烦碎,常年反复计算也难以核定,官吏往往长时间领不到俸禄而收取贿赂以自供给。各级官吏对老百姓挖空心思地千般敲诈,百般勒索,这又加重了百姓的灾难,下级官吏则更甚。据《资治通鉴》记载:“莽以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禄”,“莽之制度烦琐如此,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以至“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禄,而私赋敛,货贿上流,狱讼不决。”这固然影响变法的推行,亦使官吏对王莽政权极为反感,更严重的是“天下吏以不得禄,并为奸利,郡尹、县宰家累千金”,大大加剧了官场腐败。

3. 重行封建,削去王号。相传周代有诸侯1800,王莽遂依此重行封建,颁行五等爵,滥加封赏,并从中笼络人心。他下诏说“爵从周氏为五。诸侯之员千有八百,附城之数亦如之,以俟有功”。他封其子王临为太子,王安为新嘉辟,孺子婴为安定公。又按哀章的《金柜图》及《金策书》封辅臣11人为公,并封古圣贤之后,如封姚恂为初睦侯。此外,又怀“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观念,认为四夷君长称王有违于经典、缪于一统,遂削其王号,改“玺”为“章”,如“匈奴单于”改 “降奴服于”,“高句丽”改“下句丽”。

王莽之分封,以《尚书》及《诗经》为据,复古之念高于革新之图,这种分封予民无益,徒生滋扰。到始建国四年已经封“公侯以下七百六十九人,附城千五百五十一人”。但“以图簿未定,未授图邑”,有些诸侯只是虚封,结果吏治更加腐败。

削去四夷君长王号实属多此一举,毫无必要地引起四夷君长极大的不满,先后作叛,刺杀汉使。始建国三年匈奴作叛,王莽派12将,率兵30万,分十道讨伐匈奴;高句丽亦因征发问题而作乱;西南夷的句町也因贬号致叛,王莽又出兵讨伐。由于长期用兵,军队长驻于边地,加上管理不善,军队扰民极甚,《汉书·王莽传》载:“是时诸将在边,须大众集,吏士放纵,而内郡愁于征发,民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大都督、大奸猾、擅弄兵权者,皆便为奸于外,扰乱州郡,货贿于市,侵渔百姓”。如此一来,内地、边疆皆成乱局,改革固然无法推行,对社会经济的打击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