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趣的历史系列带给你的是唐人对法律的欣赏和宋人对意义的欣赏？从苏轼、颜真卿看梁耀的书学！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和边肖一起看一看。

一个

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2年)，53岁的梁勋终于在庞大的清帝国国家机器中获得了官职，成为了一名学者，然后从教学职位上升为知县。然而，他的旅程太艰难了。1744年，34岁的他刚刚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从34岁到53岁的近20年里，他把自己的黄金岁月都献给了科举。但是仍然没有好的结果，每次他在孙山出名，他都很失望。

为什么他不做的时候不做？恐怕不行。《清稿》称为“北梁”，与梁并称“南北梁”。

那他后来是怎么当上县长的呢？

这都要归功于一个人，他是乾隆十一世的儿子，也是精通书法的成太子。梁耀的科举考试并不顺利，他无法在北京站稳脚跟，所以他已经50多岁了，靠在北京卖文字谋生。他碰巧遇到了太子成，太子看到他的书法与众不同，就问起这件事，并哀叹人才被埋没，于是他很快向他的父亲乾隆皇帝报告。

乾隆喜欢会写书法的人，所以他给了他26年的进士，并请他做知县。他的工作地点是湖北省巴东县。巴东县当时很穷，基本上是个穷县。恐怕在这个国家爬上去当个官员比升天还难。另外，郭亮根本不是一个适合在官场混的人。他不会讨好或贿赂他的上司，其次，他天生懒惰和健谈，他“天性安静，不势利”。

不久，季梁从巴县辞职，理由是他母亲年事已高。

二

元丰八年，宋哲宗即位。年轻的皇帝还不能处理政府事务，所以那个时候的老太太和太后终于有机会踢那些整天嚷嚷着要求政治改革的人。司马光上台后，立即被用来镇压王安石，开始了新一轮的新旧党争。

然而，这一切对当时仍住在常州的苏轼来说，确实是一个转折点。不久，旧党认定苏轼是自己人，被新党镇压，于是立即招募他回朝鲜。后来证明，苏轼不是新党，也不是旧党，但当时他在翰林一路晋升学士，知道圣旨，知道礼部的贡品。

在回朝鲜的路上，我去了石全树叔叔家。石叔叔知道苏轼喜欢书画，便趁机拿出自己珍藏的吴道子画。苏轼喜出望外，立即欣赏了题字后的画，从而在书画史上留下了著名的《后吴道子图》。

苏轼在题词中指出，任何文化艺术的发展都是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形成的，绝不是一个人的独立创作。指出吴道子的画之所以如此优秀，是因为他“在法度上有所创新，在豪放之外提出了奇妙的理由”。但更重要的是，他指出，他心目中最好的书法家不是王羲之，而是颜真卿:

君子是学，百工是艺，这是从汉代到唐代三代人一直在准备的。因此，诗歌是关于，文学是关于朝鲜的撤退，书籍是关于严，绘画是关于吴道子。然而，随着古代和现代的变化，世界的能力已经结束。

为什么苏轼认为颜真卿是他心目中最好的书法家，是“天下无难事”的代表？

三

公元1771年，年近60岁的梁勋终于告别了令他厌恶的官场，回到家乡赡养母亲。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西平定张培芳以周知的身份去寿州，并亲自去亳州邀请梁书做寿州的“李勋书院” 迪恩，季梁从此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

这种教学已经持续了十多年，在这十年中，他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他在任期间的贡献。他不仅教学生儒家经典和历史，还专门教书法。他自己的书法水平很高，可以毫无保留地教给学生。因此，当时在寿州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书法家，寿州也被称为书法之乡。

除了实际的教学实践之外，梁耀在教学过程中总结古代文艺的经验和思想，把自己的理论观点编成了一本书，即《金城斋文姬录》。

在《论学习书籍》一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论断:

晋人仍崇尚韵脚，唐人仍崇尚律法，宋人仍崇尚意...

因为这句话，季梁的一生也为后人所熟知。

人们之所以说“晋人尚有韵”，是因为晋人的书法是中国书法的开端，而晋人正是摆脱了汉族狭隘僵化的经学理想，投入到情感的怀抱中。因此，有一种说法是“晋人还有韵”。

但是，为什么说“唐人仍然掌握着法律，宋人仍然掌握着思想”？

四

从公元1086年到1087年，在元佑年间，苏轼没有过上平静的生活。在过去的两年里，新党和改革派的领袖王安石终于走向了西方。然而，他的去世并没有让已经分裂的政府变得更加和谐。相反，在政党和亲信之间有许多争议。

朝臣最初因政策执行的性质而分化，现在则由地方血亲组织起来，分裂为三个政党，即说、蜀、罗，三个政党的阶段重叠，历史上称之为“罗蜀党争”。

新领导人司马光显然无法说服公众，文职领导层内部也有很多讨论。此时，苏轼仍不改其直言不讳的本性，与司马光争论不休，成为司马光下一个要纠正的对象。然而今年，司马光追随他的宿敌，这使得朝鲜更加混乱。

可以说，苏轼的一生既没有融入新党，也没有得到旧党的认可，他的个性和一些脱离当时人民的思想使他处于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

早在袁锋的《八年铭》中，就已经预言了苏轼必然遭到拒绝的命运。

五

在中国书法史上，颜真卿是一个特殊的人，因为他处的时间节点非常特殊——安史之乱，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例如，生于盛唐的杜甫，在乱世中成了诗人，最后以诗人的身份在外国去世。安史之乱使他留下了一首笔法深刻的《诗史》。

对颜真卿来说，安史之乱不仅意味着一个繁荣时代的结束和一个繁荣帝国的崩溃，也是一个文化开始转向和情感理想破灭的时期。

安史之乱初期的盛唐，往往是中国古代社会无尽繁荣的顶点。它就像天堂一样存在于世界的心中。当无尽的荣耀和精彩的繁荣展现在这些儒生面前时，即使是迂腐的儒生也不得不暂时放下理性的头脑，投身到这奢华的感官盛宴中。

但是，自始至终，有一个人对这一切都很警惕，特别是史思明和安禄山，那个人就是严振清。

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所有的人都从盛世的幻觉中惊醒。就连皇帝也开始了他逃往西南的计划，这完全是出于恐慌。整个帝国就像是给安史之乱和史思明展示了一个最柔软的地方，无论安史之乱到哪里，都没有人能够阻挡他们。

然而，颜真卿在安史之乱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一直在玩宫廷游戏，秘密加高城墙，疏通护城河，招兵买马，并在住宅内的雨棚里储存干草。从表面上看，安禄山因为每天和客人喝酒而瘫痪了。

果然，唐玄宗大叫:“河北二十四郡无忠臣无恶？”当时，颜真卿已经举起了第一个勤奋的国王的旗帜，这让玄宗喜出望外。“我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清，但我所做的就是这个！”

颜真卿之所以能够预测到这种叛乱的发生，完全与他的理性推测有关。他果断的战略规划使他在安史之乱和史思明的监督下保存了自己的力量，为后来粉碎和镇压安史之乱中的起义军奠定了基础。

颜真卿不仅是这样做的，他的书法也是这样做的，他的书法以其极其严格的法度而闻名。唐代崇尚法度的书法风格由来已久，尤其是颜真卿。当大多数人被繁荣的新世纪的景象所蒙蔽时，颜真卿仍然是理性的，这是唐代书法所提倡的法度。梁耀在《书评》上说的“唐人仍在执法”，就是这个意思。

到了颜真卿时代，中国书法风格的发展已经逐渐完善和成熟，书法风格也已经完备，但风格和面貌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作为一个标杆，颜真卿独立创作了与后世迥然不同的颜体书法。他的书法与以前苗条、温柔的欣赏风格相反，是以肥胖和阳刚为基础的。

六

让我们回到八年前的元丰，回到《吴道子》后的苏轼题字。他对吴道子的欣赏有一句非常有趣的话:“法中求新，大胆出妙理”，它实际上指出了两种矛盾的艺术创作倾向，一种是受法的约束，另一种是风格和个性。

追求法度会使艺术僵化乏味，追求个性会使法度迷失，而吴道子正是这样一位既有法度又有个性的画家。如果看一下对历代书画的评价，这种说法的反对意见是“唐人尚法，宋人尚意”的反对意见。但吴道子只是调和了这种对立。

但阎振青不是吗？

颜真卿的楷书作品在他一生的书画创作中，大多是严谨而诚实的。正如人们所说，鲁公“和关羽一样强大”。然而，他的生活中并不缺少自由自在的书法，比如向侄子献祭的手稿和争夺席位的职位。

七

但这一切似乎与梁的判断相矛盾。为什么唐代颜真卿的书法作品中还有一些可以视为书法的作品？

其实，就石而言，他并不是某一方的人。一群采用新旧政策的人可以定义和约束他。苏轼与新党、旧党格格不入，不是因为他的人格问题，也不是因为他不懂人情世故，而是因为他迎合和被贴上标签，违背了他的本性和追求。

他喜欢吴道子，不是因为他的画有规律，也不是因为他的画有创新，而是因为它们可以相互融合，而且它们不局限于规律或个性。这是一种特殊的存在，一种反标签的绘画。

这也注定了他要承受几乎所有从未有人承受过的压力，他受到了双方的攻击，并被两个派别排挤出去。

然而，梁耀对中国历代书画发展的评价只是做了一个总结，并没有从书法家的个性和具体情况出发，而只是在总体的时代风格上做了一些显著的区别。总的来说，这是相对粗糙的，但总的来说是到位的。

作为对后来的书评家梁训的事后总结，当时的人们无从知晓，所有的艺术行为都没有在严格的艺术理论总结下进行，界限也不那么清晰。因此，宋人可能不必“尊法”，而唐人则从不“尊意”。

用一般的概括来简单地定义和限制古人的艺术创作是非常危险的。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尤其是那些徘徊在各种标签之外的个体书商，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这也是他们让我们的后代着迷的地方。

而试图摆脱官场桎梏的梁书，或许更能体会到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