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边肖给你带来外国人眼中的明朝！我希望它能帮助你。

曾德昭是天主教耶稣会牧师，葡萄牙人。他于1613年到达中国南京，并于1636年返回欧洲。他在中国生活了23年，跨越万历、天启和明朝崇祯。

在中国期间，他完成了一本书《大中国记》，记录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那么，在葡萄牙人的眼里，中国是什么样的呢？正如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在明政府极其黑暗和腐败的高压统治下，人民是否生活在极度的困境和痛苦之中？

曾德昭笔下的明朝仍然相当富裕和繁荣，这在各个方面都是惊人的。如果把他写的《明朝的中国》和1793年英国信使马寅恪写的《清朝的中国》相比较，我们会发现明朝的中国比清朝在所谓的康乾盛世要富裕得多，文明得多，而且在各方面都要优越得多。

马银妮记录的中国南港是如此的恶心和丑陋，但是曾德昭写道:“我在一个港口呆了8天…当一个沙漏时间过去了，只有300艘船向上航行！这么多船装满货物真是奇迹，这对乘客来说很方便。船只有篷罩来保持清洁。有些船装饰有图片，这些图片似乎是用来娱乐的，而不是用来运输的。”

曾德昭还在《大中华历史》中写道:“这个国家的财富值得钦佩。除了丰富的谷物和生活所需的一切，他们还向外国人出售东方所有最好最贵的商品。”

商品贸易的繁荣是这样的:“中国大多数最好的商品都是从广州运到各个地方，这是中国最开放、最自由的贸易场所。更不用说其他人运送的各种货物了，只有葡萄牙人运送到印度、日本和马尼拉的货物，大约有5300箱各种颜色的丝绸，如丝绸、天鹅绒缎子和半缎子等。和2200块金锭，每块重12盎司。此外，货物包括瓷盘、镀金器皿、糖、中国木材、麝香...即使它被列在一个长列表中，也不能被命名。”

关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曾德昭写道:“到处都有许多长寿幸福的人，也可以看到许多精力充沛、精力充沛的老人。他们的房子设计良好，易于居住，干净舒适。他们种植许多蔬菜供常年食用。他们到处都有很多肉，甚至在小村庄和城镇也是如此。一年四季最常见的食物是猪肉，牛肉卖的时候没有骨头。他们几乎没有鹿肉，也不太喜欢。中国人特别喜欢花。它们非常漂亮，但是它们不同于我们的花。我们有，他们也有。他们一年到头都在花园里种花。”

明朝时，中国人口超过1亿，有人说有2亿人。葡萄牙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小国，曾德昭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这让他很震惊:“中国人真多，我在那里住了22年。当我离开时，它和我第一次到达时一样令人惊奇。事实确实如此。这绝不是夸张。不仅是城镇和公共场所(有些地方，如不用力推甚至无法通行)，甚至在大街上，也有一大群人，很像欧洲的节日或群众集会。”

曾德昭对中国民族也有深刻而中肯的描述。他觉得中国人缺乏创造力，但他们是高技能的工匠。他说:“中国人是非常有才华的工匠。尽管他们很少发明，但他们能出色地模仿他们发现的新事物。”。

他说，“他们注重利用一切，不丢弃看似无用的东西。当中国人看到来自欧洲的产品时，即使它们并不精致，他们仍然会发出赞叹之声。这种谦逊的态度确实值得钦佩。”

曾德昭批评中国人做生意时的背信弃义:“中国人天生擅长做生意，不仅从一个省做生意到另一个省，还能赚大钱，甚至在同一个城市做生意。富有的商人有着良好的信用和守时，但是他们做生意的方式非常熟练和奸诈，这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所没有的。”

他举了一个例子:“由于人的本性和整个国家的国籍，买卖双方都倾向于欺骗，而且他们经常使用令人惊讶的手段。他们会取出鹧鸪胸肉，填充其他东西，并缝合肉的开口，所有这些都非常聪明。在真正的熏肉中，他们添加了一些非常相似的木头制成的东西，很容易欺骗那些看到它并认真对待它的人。喂肥老马并把它们作为强壮的马出售也很常见。更重要的是，这些马被涂上了美丽的斑点，它们的行为就像是天生的。他们也选择在黄昏和光线暗淡的时候出售，这使得很难发现这种欺诈行为。由于这种欺诈行为，即使是有经验的澳门人也很难识别。”

然而，曾德昭认为中国人非常重视“温柔、礼貌、谦虚、健谈”的道德。他特别称赞中国人的孝道。“在中国，没有什么比尊敬父母更值得基督徒效仿的了。不幸的是，他们唯一缺少的是信仰的基础。

曾赵毅也相当详细地描述了中国的取士制度。他形容学者为“学士”，学者为“大师”，举人为“医生”。他还雄辩地解释了中国人重视阅读的原因:“因为学位和职位带来的名利取决于这些考试，这也是人们充分关注的唯一目标。总之，如果有名利的结合，那一定是这个。”

他准确地分析了中国人的学术观点。他知道天、地、人是三才，他也看到中国儒家思想重视人，即伦理。他还描述了中国的科学和艺术，并提到了音乐的五大法则、诗歌的格式、度量衡、天文学、修辞学、算术等等。

从一个外国人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我们可能对中国明朝的情况有更深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