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双星 繁荣的文化得益于宋代发达的教育，而宋代教育发达最明显的表示就是书院的兴盛。著名学者胡适在《书院制史略》中说“在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唯书院是赖，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所可惜的，就是政变，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要知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

纵观几千年中国文化史，宋代书院可以称得上是“史上最牛大学”。人们常说宋代四大书院，不过哪4个说法纷纭。就像今天讲哪几所学校是世界一流大学，肯定是说法不一。比较重要的说法有：

南宋大诗人范成大说徂徕、金山、岳麓和石鼓是四大书院。

南宋大学者吕祖谦讲嵩阳、岳麓、睢阳和白鹿洞是四大书院。

宋元之际大学者马端临认为白鹿洞、岳麓、石鼓和应天为四大书院。

到了，著名学者全祖望提出嵩阳、睢阳、岳麓、白鹿洞是北宋四大书院；岳麓、白鹿洞、丽泽和象山为南宋四大书院。

应该说，宋代有很多著名书院，像石鼓书院、徂徕书院、茅山书院、华林书院、丽泽书院、象山书院和白鹭洲书院等都是其中的翘楚。从两宋数百所书院中挑出4所有名的出来很容易，但是要让所有人达成共识却很困难。不过关于四大书院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这4所书院对宋代文化以及宋以后的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可能有所缺漏，但是这4所书院确实很有代表意义。

位于商丘的应天府书院和位于登封的嵩阳书院，是中原大地上两颗耀眼的明星。在北宋文化史上，它们的地位不可撼动。

从人才培养来看，应天府书院无疑是北宋书院中首屈一指的。

分裂动荡的时期，作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的中原，官学遭受破坏进而庠序失教的状况较全国各地更为严重。民间的文化力量却极为坚韧，私人创办书院和学舍之风便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作为应天书院前身的南都学舍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立。

南都学舍由当时宋州热心教育的知名人士杨悫创办，并且得到了当地最高军政长官将军赵直的鼎力相助。杨悫悉心培养了一位杰出弟子，叫做“戚同文”。杨悫死后，戚同文为了报其教育之恩，在赵直的帮助下筑室教书授徒，学生有百余人。宋初的著名人物许让、宗度和王砺等进士皆出其门，一时间声震朝野。

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归德改称“宋州”，北宋政权为选拔急需人才，实行开科取士。南都学舍的生徒参加科举考试，登第者有五六十人之多。文人和士子慕戚同文之名不远千里而至宋州求学者络绎不绝，出现了“远近学者皆归之”的盛况，南都学舍逐渐成为一个学术文化交流与教育的中心。

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戚同文去世。虽受赠礼部侍郎，但南都学舍的工作却一度中断。

宋仁宗初年，北宋著名文学家晏殊任应天知府。任职期间，晏殊对书院教育极为重视。他大力聘请名师任教，使应天书院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宋仁宗庆历3年（公元1043年），又将应天书院改为南京国子监，与东京（汴梁）国子监和西京（洛阳）国子监并列为全国最高学府。

与应天书院有不解之缘，学成于应天书院的他，后又授学于这所书院。促成并见证了应天书院的最辉煌时期，使京东之学风一时大振。

那是在宋仁宗的时候，范仲淹因母亲去世，遂辞去了兴化县令的职务在应天居丧。晏殊特聘服丧在家的范仲淹主讲于应天书院，范仲淹欣然受命，“日于府学之中，观书肄业，敦劝徒众，讲习艺文，不出户庭”。

有一个故事足以成为教育史上的佳话，范仲淹主持应天书院的时候，有个姓孙的穷秀才乞讨着前来拜谒他，范仲淹就给了他1000文钱。第2年，这位孙秀才又来了。范仲淹又给了他1000文钱，并问他为啥不安心读书，而要汲汲于道路？孙秀才戚然动色，说：“母老无以养，若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

范仲淹一听，觉得他是块读书的好料，说：“我听你说话，从言语之间觉得你不是乞客，这两年匆匆忙忙风尘仆仆能得到什么呢？严重地荒废学业。我现在给你补一个学职，一个月可以得到3000文钱，你能安心学习吗？”

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大喜过望的孙秀才从此就跟随范仲淹学习《春秋》。孙秀才是一个吃过苦的人，学起习来那也是，颇有范仲淹当年之风。又过了一年，范仲淹服丧期满。离开睢阳到京城上任，孙秀才也辞去学职回家去了。

又过了10年，范仲淹听说山东泰山脚下有一个叫“孙明复”的先生。道德高尚，以传授《春秋》而闻名天下。原来，孙明复就是当年跟随范仲淹学习《春秋》的孙秀才。不久，孙明复就被朝廷召到太学任教。对于这件事，范仲淹感慨道：“贫之为累亦大矣，徜因索米至老，则虽人才如孙明复者，犹将汩没而不见也。”

由于名师任教，整饬学风，四方学者纷纷慕名前来就学。范仲淹凭借自己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忧国忧民的言行，赢得了学生的拥护和爱戴。应天书院在全国的地位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一时“人乐名教，复邹鲁之盛”，俨然为中州一大学府。北宋中叶的政治与文化名流如孙复、胡瑗、石延年、韩琦、富弼、文彦博及蔡襄等都是从这里走出，为这所书院赢得了无上的荣光。

《诗经》中说：“嵩高维岳，峻极于天。”嵩山少林，威震天下。不过嵩山不仅仅是佛教名山，三教均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少林寺、中岳庙和嵩阳书院鼎立而三。

著名学府嵩阳书院坐落在气势磅礴的嵩山南面，书院是文化的圣地，然而在五代之前它却是佛教和道教文化场所。早在北魏孝文帝太和8年（484年），这里就修建了嵩阳寺；而隋唐的时候，又改为嵩阳观；到了五代后周的时候才建成了书院。崇尚文治，太宗至道3年（997年）赐名“太室书院”，还赐给《九经》；宋仁宗景2年（1035年）赐名“嵩阳书院”。

离嵩阳书院不远的地方是在历史上具有盛名的崇福宫，它是朝廷“设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的场所。其实就是闲官，但这些闲官对嵩阳书院的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为能够担任此闲官的通常都是名臣大儒，是学术界的风云人物，而领崇福宫的官职之后通常就会在嵩阳书院讲学。

宋代到嵩阳书院讲学的大师有范仲淹、、张载，以及杨时等，《资治通鉴》的一部分是司马光在这里编定的。在这些名师之中，对嵩阳书院的发展最具历史意义的是二程兄弟的到来和讲学。

如果说范仲淹是应天书院的灵魂人物，而二程则是嵩阳书院的核心人物。

二程曾经在嵩阳书院讲学多年，当时各地的学者慕名而来。多的时候甚至有数百人，可见他们的学术号召力之强。治平3年（1066年）程颐在嵩阳书院用理学的观点讲授《论语》、《》、《大学》和《中庸》，将这四书作为学生学习儒家思想和探寻本意的基本教材，后来朱熹编辑的《四书集注》就是程朱理学最为著名的代表之作。

程颢讲学循循善诱，后人说“先生之门，学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贤愚皆获其益。如群饮于河，各充其量”，而程颐颇为严格，“平生诲人不倦，故学者出其门最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总而言之，名师出高徒。他们的弟子后来遍布全国各地，将他们的学术思想广泛传播。到了南宋，经过朱熹和张等人的努力，理学在南宋后期成为正统学说并统治后宋中国数百年。

靖康之变后，中原的书院风光不再。无法再担当文化传承的重任，但是它们曾经在文化史上的重要作用一直为后世所铭记和颂扬。

岳麓书院

五代战乱，文教不兴。然而民间却孕育着文化的力量，那就是民间书院的萌芽。宋初天下走向太平，形成了兴办书院的热潮，岳麓书院应运而生。

不过要说起岳麓书院的源头，还得提到两位和尚，一个叫智；另一个连名字都没留下来。他俩虽说是和尚，但对儒学很推崇。于是就在岳麓山下找了块地方，建了几所房子，购买了一些书籍。当地的读书人有地方住，有书读，然后就有了一个学校的雏形。

开宝9年（976年）的时候，潭州太守朱洞把这个僧人办的学校扩建了一下，岳麓书院诞生了。后来的潭州太守李允则在真宗朝继续扩建，又请朝廷赐了很多书。大中祥符5年（1012年），周式任岳麓书院山长，他是见于岳麓书院史志记载的第一位山长。

山长这名字听起来就有一种高逸且位尊的味道，却又显得很亲切。山长是书院的主持者，不是一个官职，这在官本位的中国实在是难得。山长一般由那些德高望重、学识渊博且热心教育的人物来担任，周式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他是位很优秀的教育家，一下子就把岳麓书院办成了国内知名院校，自己也成了教育界的名人。

宋真宗一直很关注岳麓书院，听说周式学问好，办学办得不错。于是召见了他，还让他当国子监主簿，留在宫中讲学。对于一般削尖脑袋往上爬的利禄之徒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是周式不干，他坚持要回岳麓执教。

周式的坚持让宋真宗大为感动，于是答应让他回山，还赐给他一些书籍。并亲笔题写了“岳麓书院”的匾额，这下岳麓书院的名气更大了。

不过，真正使岳麓书院在教育领域有了不可撼动的地位还是在南宋，这是岳麓书院的鼎盛时代。

乾道元年（1165年），岳麓书院也迎来了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张。张对于岳麓书院的贡献，就好比之于北大，梅贻琦之于清华，张伯苓之于南开。张并没有当山长，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老师胡宏都没有担任这一职务，而自己又怎能轻易居于此位呢？于是他以教授的身份代行山长的职责。

张在上任伊始，就写了一篇《岳麓书院记》。指明教育宗旨不是为了科举考试升官发财，也不是让一帮闲人饱食终日言不及义，而是要“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这种精神恐怕也是今天所需要的大学精神。

张不主张学生为了应付科举考试而死读书，而是要让学生到了这里之后得以传道授业解惑。他要把儒家经世济民的大道传播天下，要通过老师与学生相互问难论辩的方式来答疑解惑，类似于今天所讲的以素质教育取代应试教育。

张还有一项贡献就是他把岳麓书院办成研究型大学，把它建设成高水平的学术基地。所以他邀请很多学界名流前来讲学交流，比如朱熹来与张会讲，成为教育史上的盛事。湖湘学子闻风而来，潜心学术。最后以此为主要基地，著名的湖湘学派得以壮大。就像今天常说的哈佛学派、剑桥学派和清华学派一样，在学术界有着极高的地位。

总而言之，张主持下的岳麓书院充满着现代教育精神，他是南宋岳麓书院的首位功臣。

绍熙5年（1194年），任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的朱熹到了潭州。他以治教为重，关心书院的建设和发展。他在短暂的任期中还到岳麓书院讲学，并且为岳麓书院制定了学规，即《朱子书院教条》。《朱子书院教条》为书院规定了教育方针、培养目标、修身治学准则，以及日常作息安排。这是岳麓书院第1次有了正式的学规，朱熹是南宋岳麓书院的第二功臣。

岳麓书院在张和朱熹二人的悉心关照之下，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德高学硕之才和忠肝义胆之士。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以教育为终生职业，到各地讲学、主持书院并传播理学。而在南宋即将灭亡的时刻，他们用自己的义举上演了历史上极为悲壮的一幕。

南宋末年，强悍的蒙古大军挥师南下。德元年（1275年），元猛将阿里海牙兵围潭州城，却遭到了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李芾的顽强抵抗，岳麓书院的老师尹谷担任他的参谋。岳麓书院的文弱学生毅然放下手中的书本，荷戈登城，与强悍的蒙古兵展开激烈的肉搏。

这固然是场以卵击石的战斗，但是战争中南宋军民，尤其是岳麓师生表现出来的意志令人感动。在援兵久久不至的情况下，尹谷和家人诀别说：“吾以寒儒受国恩，典方州，谊不可屈，若辈必当从吾已耳。”然后全家纵火自焚。尹谷死后，“诸生数百人往哭之”。而城破之时，大批学生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南宋遗民诗人郑思肖在诗中深情地吟道：

举家自杀尽忠臣，仰面青天哭断云。

听得北人歌里唱，潭州城是铁州城。

这种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是他们在岳麓书院中熏染出来的，后人赞誉为“南轩先生（张）岳麓之教，身后不衰”。

白鹿洞主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的东南方向，景色清幽，风光秀丽，是一所花园式的顶级学府。

在有名的书院之中，白鹿洞的资历应该算是最老的。唐德宗的时候，学者李勃在这里隐居读书，他养了一头白鹿自娱。白鹿跟着他渐通人性，据说能够到城里面给主人买笔墨纸砚，很是神奇，李勃于是被称为“白鹿先生”。由于书院地形奇特，像个山洞一样，所以被称为“白鹿洞”。后来李勃当了大官，就在这里广植花木。使得这里成为风景名胜，学士文人纷纷来访。

后来南唐先主李知诰创办了白鹿洞国学，亦称“庐山国子监”。从而成为高等学府，九经教授李善道为首任掌门人。因为是个洞，所以称“洞主”，听起来比山长更为野性，后来的词人皇帝李和都对庐山国学爱护有加。

宋开宝年间，宋军攻占江州（今九江）。太平兴国2年（977年），江州知州周述将白鹿洞的办学情况向朝廷报告，并恳请赐书。宋太宗就把国子监刻本九经赐给书院，还让人一直送到洞里面去，这是白鹿洞书院历史上的第1次皇帝赐书。由于得到皇帝的青睐，所以遂扬名天下。

不过，历史真是难料。皇年间，由于兵火书院竟被毁掉了，从此荒废了百余年。直到一个伟大人物来到这里，它才重现生机，并迅速地再次成为顶级学府。这个伟大人物就是朱熹。

那是南宋淳熙6年（1179年），朱熹担任知南康军的职务。他亲自到书院的遗址查看，山清水秀，四面环合，实在是个讲学著述的好地方。热心教育的朱老师追忆历史，不胜感慨：“现在佛寺道观不计其数，修得都是富丽堂皇。而儒者旧馆就这么一处，又是时候的名胜古迹，并有太宗皇帝的钦赐经书。竟然一旦荒废之后没人管了，实在令人寒心。”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把白鹿洞书院给恢复起来。

不过，这事进行起来可真不简单。朱熹给朝廷上奏章打报告，竟然没有人理他，还有好些人嘲笑他。不过朱熹不愧为大教育家，颇有办事的魄力。一年不到就将书院修复完毕，并举行了开学典礼。他自己担任洞主，还亲自授课。他当时赋诗一首：

重营旧馆喜初成，要共群贤听鹿鸣。

三爵何妨莫萍澡，一编讵敢议明诚。

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元从乐处生。

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

朱熹为白鹿洞书院付出了自己的心血，这个书院是他一生最成功的事业之一。他修建房屋，购买学田。聚集图书，延聘师长。招收生徒，制定教规。事必躬亲，无微不至，遂使得白鹿洞书院成就了不朽的声名。

关于朱熹办白鹿洞书院，还有两件事不得不提。

一是朱熹制定的白鹿洞学规，内容如下：

1.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2.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3.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愤窒欲，迁善改过。

4.处事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5.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

可不要小觑这个学规，《白鹿洞书院教条》不但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而且成为南宋以后中国社会700年书院办学的基本精神，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而至今在日本的一些学校还要诵读这些学规，在中国反倒被人们淡忘了。

二是请陆九渊讲学。陆九渊在学术上是朱熹的死对头，但是朱熹以博大的胸襟，邀请陆九渊前来讲学。时间是在淳熙8年（1181年）2月20日，二人相见，气氛融洽。湖光山色，陶醉不已。陆九渊遂就《论语》中的“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

陆九渊是天才的演讲家，加上他深厚的思想底蕴，讲得且滔滔不绝。沉郁顿挫的音调回荡在听讲的学生心中，痛快人心的语句直逼人的心灵。听得人汗出泪下，实在是太激动太感动太震撼了。二月份的时候南方的天气还很寒冷，而朱熹也是听得汗水涌动，最后竟然拿起扇子扇了起来。

演讲完之后，朱熹当场起身离席说我应当和学生们一道坚守理念，不忘记陆先生的训导。他后来请陆九渊把这讲义写下来，刻碑立在书院之中。又为讲义写了一篇跋，说这篇讲义明白晓畅，恳切诚挚。而且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听的人没有不悚然动心的。

陆九渊到底讲了什么，让朱熹和那么多的学子激动和感动？下面就是陆九渊的讲义：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此章以义利判君子小人，辞旨晓白。然读之者苟不切己观省，亦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读此，不无所感。窃谓君子于此，当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志乎义，则所习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志乎利，则所习必在于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故学者之志，不可不辨也。

科举取士久矣，名儒钜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场屋之得失，顾其技与有司之好恶如何耳，非所以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没于此而不能自拔，则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向，则有与圣贤背而驰矣。推而上之，则又惟官资崇卑、禄廪厚薄是计，岂能悉心力于国事民隐，以无负于任使之责哉？从事其间，更历之多，讲习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顾恐不在于义耳。诚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为小人之归，其于利欲之习，怛焉为之痛心疾首，专志乎义而日勉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笃行之。由是而进于场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学，胸中之蕴，而不诡于圣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其得不谓之君子乎？

陆九渊在这里其实是给走在科举道路上的士子们指点迷津，洛阳seo牛广为什么这样说呢？科举制度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体制，名儒钜公皆由这一途径而产生。但是科举考试的成败取决于考生的考试技巧和考官的好恶，与考生的道德素质没有关系。这样一来，儒家经典不就只是敲门砖了吗？既然如此，读圣贤书的真正意义又在什么地方呢？但倘若不参加科举，又怎么能够完成治国平天下的使命呢？

宋代有很多大儒批评科举，认为这种体制让天下士子唯利是图，败坏风气。因此处于这样一种体制之下的学子很是苦恼，但是没有解脱之道。

陆九渊说区分君子和小人，主要看一个人的志向。要是一个人通过参加科考而做官，为的是一展平生所学，从而安邦治国，拯斯民于水火之中。为天下苍生尽心尽力，这就是君子，符合圣人之道；要是一个人总是想着俸禄高低，想着如何升官，那么他虽然读着圣贤书，志向和行为都是与圣贤背道而驰，是实实在在的小人。

陆九渊通过对“志”的强调，区分了君子和小人，这样就把科举与儒家的人生理想结合起来了。士子们平日的苦恼涣然冰释，怎能不激动呢？而这一点也是朱熹平时没有讲到的地方，所以很是感动。

一个这样伟大的洞主，一条著名的学规，再加上这样一次绝无仅有的演讲，白鹿洞书院名声永远不会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