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唐开始，中国又进入三百多年的分裂战乱时期，先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的更替和十个地方政权的割据，接着又是宋与辽、金南北对峙，中国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的破坏，建筑也从的高峰上跌落下来，但由于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城市布局、建筑技术与艺术，都有不少提高与突破。 是中国古建筑体系的大转变时期。宋朝建筑的规模尽管一般比小，但曲线柔和、形态细腻、装饰华丽，比唐朝建筑更为秀丽、绚烂而富于变化，出现了各种复杂形式的殿阁楼台。建筑在结构与构造上十分成熟，有了十分完备的体系，掌握了寓装饰与结构为一体的建筑构造与造型技术，建筑细部的装修也趋于细密而繁缛。代表建筑有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福建泉州清净寺、河北正定隆兴寺和浙江宁波保国寺等。其建筑特征是，屋顶的坡度增大，出檐不如前代深远，重要建筑门窗多采用菱花隔扇，建筑风格渐趋柔和。

北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为了加强对宫殿、寺庙、官署、府第等官式建筑的管理，朝廷颁布并刊行了《营造法式》。这是一部有关建筑设计和施工的规范书，是一部完善的建筑技术专书。书中总结历代以来建筑技术的经验，制定了“以材为祖”的建筑模数制。对建筑的功限、料例也作了严密的限定，作为编制预算和施工组织的准绳。这部书的颁行，反映出中国古代建筑到了宋代，在工程技术与施工管理方面已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水平。

宋代的城市不同于唐代城市，已经没有了封闭的里坊与市场，也取消了宵禁制度。宋代都城汴梁城（今河南开封）演变为临街设店、按行成街的布局，完全呈现出一座商业城市的面貌，城市街道比较狭窄，有密集的临街商镝。由于人口较多，建筑密度较大，经常失火，因此城内出现了城市消防系统，如专设的望火楼，在街坊中有军巡铺，铺内置有防火、救火的铁铲、铁钩，一旦发生火灾，军巡铺出动救火，不劳百姓。

辽代时曾在今北京城西南建辽南京城，宫殿位于城内的西南部分。金代在辽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了城市规模，建立了金中都城，宫城位于城中央，略呈与宋汴梁相似的内外三套方城制度。

宋代的砖石建筑水平不断提高，这时的砖石建筑主要是佛塔和桥梁。浙江杭州灵隐寺塔、河南开封繁塔及河北赵县的永通桥等均是宋代砖石建筑的典范。

在园林建设上，宋代改变了汉唐时期大型真山真水式的园林风格，更加注重意境的园林在这一时期开始兴起，规模也大大缩小，园林内以山水景观与亭台楼榭为主。此时，假山的用材与施工技术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建造的东京的艮岳是在平地上以大型人工假山来仿创中华大地山川之优美的范例，也是写意山水园的代表作。艮岳主山寿山，岗连阜属，西延为平夷之岭；有瀑布、溪涧、池沼形成的水系。在这样一个山水兼胜的境域中，树木花草群植成景，亭台楼阁因势布列。汴梁城西侧的皇家园林琼林苑与金明池，苏舜钦的沧浪亭和的独乐园也是典型之作。

在装修方面，这时期建筑上大量使用可开启的、棂条组合极为丰富的门窗，与唐、辽建筑的板门、直棂窗相比，不仅改变了建筑的外貌，而且改善了室内的通风和采光。房屋下部的须弥座和佛殿内部的佛座多为石造，构图丰富多彩，雕刻也很精美。柱础的形式与雕刻趋向于多样化。柱子除圆形、方形、八角形外，还出现了瓜楞柱，且大量使用石柱，柱的表面往往镂刻各种花纹。同时，室内空间加大，给人以开朗明快的感觉。屋顶上或全部覆以琉璃瓦，或用琉璃瓦与青瓦相配合成为剪边式屋顶。彩画和装饰的比例、构图和色彩都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效果，因而给人以柔和而灿烂的印象。

宋代建筑大量使用油漆，由于印度佛教的影响，建筑颜色突出为红色。宋代喜欢稳而单纯、清淡高雅的色调，是受了的理性主义和禅宗的哲理作基础的社会思想所致。

在陵园建筑上，北宋的陵寝制度大体上沿袭了唐初的制度，只是改变了汉唐预先营建寿陵的制度，北宋的陵寝都在皇帝死后才开始建造，而且全部工程必须在七个月内完成。因此，宋代的陵园规模不如唐代。此外，宋代改变了唐代后妃附葬帝陵不单独起陵的制度，而恢复了汉代的规制，后妃单独起陵园于帝陵的西南隅，但规模较小，除太祖庄怀皇后潘氏有陵号“保泰”外，其他后陵都没有陵号。

位于巩县的宋陵形制均坐北朝南，呈正方形，各陵尺度和墓前石刻数目整齐划一。墓室上建造方形三层陵台，每门各有石狮一对。由南门向北的神道两侧排列文武大臣和各种石像。陵园布局和唐陵一样分上宫和下宫，分别为谒拜祭祀和日常供奉起居的场所，所不同的是唐代下宫建筑在陵墓南面偏西处，而宋代建筑在陵墓北面偏西处。

宋代建造陵墓讲究相风水、堪舆（看风水），流行“五音姓利”的说法，把姓氏归于古代五音，再按音选定吉利的方位。比如宋代皇帝姓赵，属于“角”音，利于丙壬方位（北方偏西的方位）。

公元10世纪初到14世纪，中国北方诸民族纷争崛起，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加速了封建化过程。同时又以他们新兴的军事优势，取得了一部分或全部的统治权，其中契丹族建立了“辽”，“党项”族建立了“”，女真族建立了“金”。这些入室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在陵寝制度上，吸收了汉族传统文化，同时还保留了许多民族特色和习俗，是中国陵寝制度史上的重要一页。

辽现存的陵园有两处，一是辽祖州城西的辽祖陵，一是辽庆州城北的辽庆陵。辽葬制的主要形式为石棺葬。石棺内的尸体套有铜丝网罩，死者服饰皆为左衽、捍腰、套裤，显示了辽游牧民族马上生活的特点。例如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的辽太祖陵，一道宽约七十米的山口为陵园的天然门户，两旁是悬崖峭壁，入园门便是四面环山的绝谷。谷内林木参天，清泉漫流，景色佳绝。辽太祖陵墓就坐落在山谷西边的高地上。祖陵原地面建筑十分宏丽，但在金代曾经遭受破坏。现在陵园四周散布着砖瓦、碑石块等。地宫墙身遗迹已暴露地面，享殿略有遗存。在丛林涧沟中还有一具石翁仲，其头部和右臂残缺，身穿箭袖窄袍，腰束带，中结双纽，两手交叉，左手握住右腕，背脊拖出一条长辫，表情自然，衣纹流畅，其雕刻艺术在中原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明显地带有契丹民族的古朴风格。

西夏的陵园坐落在宁夏银川西部贺兰山麓，共有九座帝陵和七十多座贵戚、功臣陪葬墓。由于西夏李氏贵族与唐宋政权交往频繁，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陵园平面仿照宋代大建筑群，强调中轴线左右对称的格式，以象征西夏统治权威。陵园还体现了西夏文化独特的葬制，其表现为墓道底部铺设横木，道口用原木和木板封闭，墓壁建筑有护墙板，以及墓室前有多层宝塔式陵台建筑等。另外，西夏王陵还有一些不同于宋陵的独特风格：宋陵是单城呈正方形，而西夏陵是重城呈长方形；宋陵灵台就是墓室，而西夏陵的灵台位置在墓室前，并非起灵台的封土标志，而是一个高达二十余米的塔式楼阁建筑；西夏陵园内没有附葬的后陵。

西夏王陵每个陵园都是独立完整的建筑群体，占地都在十万平方米以上。四角建有角楼标志陵园界址，由南往北排列有门阙、碑亭、外城、石像生、内城、献殿和灵台。雕龙栏杆、莲花柱础、琉璃兽石勾头、兽面和花卉滴水、白瓷板瓦等建筑材料的大量使用，反映出西夏王陵陵园建筑的宏伟和华丽。虽然西夏著字院推行篆书，但汉字仍在民间和官府通用，这种情况在陵寝制度中也得到反映。例如仁宗赵仁孝的寿陵碑亭遗址有东西两处，东碑亭为汉文楷书，书法遒劲，刻工娴熟，西碑亭为西夏篆书，两种文字并用，说明中原与西夏在政治、经济方面联系密切和文化交融的历史事实。

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最初活动在黑龙江境内的阿什河流域，随着金政治、军事势力的南下，在中都（北京）大房山营建山陵，以后金代帝王均葬于此，现存帝陵遗址十七座。金陵陵园规模宏伟，气势非凡，琉璃瓦殿堂楼阁鳞次栉比，汉白玉的石碑以及高大的石像生错落在苍松古柏之中。可惜以后，大房山金陵连遭兵毁，虽经修缮，但已不复原貌，又被兵匪多次盗掘，现已成为一片废墟。

元代（公元1206—1368年）的中国是一个由蒙古统治者建立的疆域广大的军事帝国，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缓慢，建筑发展也基本处于凋敝状态。元代建筑一度受到外来工匠的影响，并以北方工匠为主，其建筑结构多大胆粗犷，艺术风格也狂放不羁。

由于统治者崇信宗教，尤其是藏传佛教，这时宗教建筑相当发达，从西藏到大都建造了很多喇嘛教寺院和塔，带来了一些新的装饰题材与雕塑，壁画的新手法。过街塔是喇嘛教的另一种建筑类型，以北京的云台最为著名。在云台的券石上和券洞的内壁，刻有天神、金翅鸟、龙、云等喇嘛教纹样及六种文字的经文。这些雕刻都是高浮雕，人物的姿态和神情雄劲，各种图案有着生动跳跃的热烈气氛，与汉族传统风格不同，是元代雕刻中的优秀作品。喇嘛教的雕刻题材和手法给予明清建筑艺术不少影响，尤其是对官式建筑影响较大。

蒙古人属于游牧部落，主要以移动的帐殿与毡帐为房屋。随着蒙古人的崛起，他们也开始建造具有定居性质的都城与宫殿。在入主中原之前，蒙古人曾建有都城哈剌和林。城内的西南部分，是蒙古大汗的宫殿。后来，又建造了位于内蒙古的上都城。随着蒙古统一中国，元统治者在原金中都的东郊离宫万安宫及其山水环境的基础上，营造了元大都城。大都是自唐长安城以来又一个规模巨大、规划完整的都城。明清两朝皇城的规模就是这一时期创建的。元大都将金代离宫中的大面积山水环境括入城市中，滨水营造了宫城与皇城。并以宫殿的中轴线为城市的中轴线，形成了与《周礼·考工记》中的王城规划思想最为接近的“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空间格局。在皇城以北，海子（北方对湖的称呼）以东，设立了中心阁与中心台，形成了全城的几何中心，从而确定了大都城的平面格局。

元大都城的宫殿分大内宫殿、供太后居住的隆福宫，和供太子居住的兴圣宫。三组宫殿建筑群，围绕着海子与太液池，形成优美的山水宫苑环境。皇城以北仍留有大片水面，与通惠河相连，供南北商船聚集交易。

元代大内宫殿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为大明殿，是天子举行登基、正旦等大型礼仪的正殿；后部为延春阁，是天子与后妃起居的后宫。两组建筑均为“工字殿”形的平面格局。殿两旁还有附属的殿堂。宫殿内使用方形石柱，及经过打磨的石地面，并铺有地毯，或挂有壁毯。大内宫殿的后部建有浴池、戏楼等建筑。宫城之后为皇家御苑，西临太液池。

兴圣宫内建有对称格局的园林，以环绕方形水池对称布置成十字脊殿、棕毛殿、畏吾尔殿等，点缀以蒙古人喜欢的白琉璃瓦顶，创造出一种具有异域风格的园林景观。蒙古人尚白，除了在宫殿中使用白琉璃瓦屋顶外，还建造了尺度宏伟的妙应寺白塔，与其东边的宫苑山水相辉映，形成独具特色的元大都城市景观。

另外，元代城市进一步发展了各行各业的作坊、店铺和戏台、酒楼等娱乐性建筑。

总而言之，宋代的建筑风格虽不再有唐代的雄浑、阳刚之美，却创造出了一种符合自己时代气质的阴柔之美，建筑造型更加多样。辽早期从唐和五代各国掠走很多汉人工匠，因而其建筑在风格上受唐代建筑影响很深，在细部上则带有五代时期的一些特征，风格雄壮。宋兴起后，辽中晚期的建筑又受到宋代建筑的影响，但与宋代建筑相比，辽代建筑显得古拙而粗犷。西夏建筑则同时受到西域建筑和汉族建筑的影响，别具特色。金代建筑在宋代建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更多地继承了北宋建筑繁缛、纤细的特点，装饰上比较精密细腻。如山西应县净土寺藻井，山西朔州崇福寺金代大殿的殿门，都是十分精密细巧的金代装饰。其宫殿建筑大量使用黄琉璃瓦和红宫墙，创造出一种金碧辉煌的艺术效果，对以后各代的同类建筑影响深远。此外，金代木构建筑的移柱、减柱等扩大室内空间的结构变革也愈演愈烈。元代由于领土广阔以及宗教信仰和民族风俗等因素影响，产生了一些新的建筑类型，如喇嘛塔、盔形屋顶等。汉族固有的建筑形式和技术在元代也有所变化，如在官式木构建筑上直接使用未经加工的木料等，使元代建筑有一种潦草直率和粗犷豪放的独特风格。

五代陵墓

五代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分裂割据的时期。由于军阀混战，政权更迭频繁，五代前后七十多年共有十三个皇帝，死于非命的就有八个。所以，这个时期在陵寝制度上基本没有建树，陵寝建筑也所剩无几。中原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座较为完整的陵墓群是位于河南新郑县城北郭店的后周皇陵，包括后周太祖郭威的嵩陵、世宗柴荣的庆陵和恭帝柴宗训的懿陵。

后周皇陵是封土的陵冢，三冢并立。嵩陵在郭店南的同家庄，陵园规置简约，有石柱、石人、石兽。据《旧五代史》载：郭威临终前谓柴荣曰：“我若不起此疾，汝即速治山陵，不得久留殿内。陵所务从简素，应缘山陵，役力人匠，并须和雇，不计远近，不得差配百姓。”

懿陵在庆陵之侧。因恭帝被宋降封为郑王，死后又由湖北归葬此地，故陵冢较小，仅高4米，周长40米，实际与庆陵为同一陵园。

十国陵墓

与五代的纷乱局面相比，十国中较为偏安的是南唐、前蜀和吴越。南唐建都金陵（今江苏南京），据长江天险，成为时期封建文化化制度较为完备的地方。前蜀建都于位于长江支游的四川成都。吴越以杭州为都。

南唐最重要的是南唐烈祖李界的钦陵和他的儿子李的顺陵，位于江苏南一京南郊的牛首山下。这两个陵相互毗邻，东依红山，北靠白山，西临山谷，南面是开阔的山坡地。

钦陵和顺陵均封土为陵，陵冢呈圆形，当地百姓称作“太子墩”。顺陵位于钦陵西北，相距五十余米，其北、西面都与山麓相连，隆起不甚显著。二陵的陵园原地面建筑，今均已无存。近年来，在陵园地面废墟上，曾挖掘出精工雕镂的柱础石，可见当时地面建筑的宏丽。钦陵有前、中、后三室，室顶和四面全用青砖叠砌成穹隆状，各室之间有短过道相连。中室放置棺椁，装饰比较讲究。中室和东西便房柱都用石灰粉饰，上面绘满艳丽的牡丹花纹，四壁涂以朱彩。北面壁顶上还横着双龙夺珠和头戴盔胄、身披细甲、手持长剑、足踏祥云的大型武士浮雕像。今浮雕像还残留有敷金涂彩的痕迹朱圣祎不雅照。由此可见，当年地宫建筑十分豪华。顺陵虽与钦陵形制略同，但墓内的结构装饰和绘画艺术已失去南唐初年雄伟富丽的气魄，反映了这位没落君主“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吞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的政治生涯。

前蜀高祖王建永陵，位于四川成都西门外的金河岸边，也就是人们一直所称的“抚琴台”，相传是西汉风流才子司马相如抚琴之处。永陵封土为陵，呈圆形。墓室坐北朝南，分为前、中、后三室，每室都有木门间隔。中室面积比较大，是全墓的主体部分。王建的石棺床在中室的中央，床上有玉板台阶三层，棺椁停放在台阶之上。石棺床的东、西、南三面有二十多幅石刻画，内容为二十多名乐伎弹、跳、吹、击演奏伴舞的形象，是这一时期灿烂的艺术珍品。永陵规模宏大，气势不凡，在五代十国的帝王陵墓中是罕见的。

20世纪70年代初，成都某乡的农民修屋时，在离永陵三百多米的地方挖出一尊石人，可能是永陵园之物。石人完好无缺，用整块青石雕琢而成，重达四千多公斤。他头戴素冠，身佩长剑，造型生动，线条古朴粗犷。帝陵前设置如此高大的石像。在五代十国时期极为罕见，反映了前蜀经济、文化发展的情况。

吴越钱元鹳墓，在浙江杭州玉皇山下。钱元鹳谥文穆，是十国中吴越第二个君主，好懦学，善为诗。据记载，杭州大火，宫室焚烧殆尽，元鹳惊惧病狂而卒，葬在玉皇山下。钱元鹳墓为石冢。由于坟早年曾经被破坏，随葬的器物出土很少，但是在其墓室后的顶部发现了珍贵的石刻星象图，它比世界公认的南宋年间的苏州石刻星象图早了三百多年，而且图的面积整整大了四倍，比较准确地刻画了二十八宿星辰的位置。

北宋八陵

巩县在河南郑州、洛阳之间，南望嵩山少室，北临黄河天险，蜿蜒阻隔，东为巍峨挺拔、群山绵延的青龙山，洛水东西横贯全县，自古以来就被风水先生视为“山高水来”的吉祥之地。所以在尤其讲究风水的北宋，除徽宗、钦宗皇帝外全部安葬在这里，统称“巩县八陵”。

陵园四周柏树成林，纵横如织，故有“柏城”之称。宋时每陵还设有专门负责培育柏苗、种植柏林的“柏子户”。而今，柏树已不复见。陵园布局统一，正中为高宗的陵台，象征着帝王的丰业和尊严。陵台之下为皇堂，是安放皇帝棺椁的地宫，全部用条石镶砌。整个布局给人以方正端庄森严的感觉。陵台到神墙南门中间的空地为献殿的遗址，是举行祭祀大典的地方。可惜诸陵献殿建筑全部毁于元朝。据说，嵩山中岳庙大殿前的铺地石，就取之于这里。

从陵台南神门，神道两侧排列有整齐对仗的精湛石雕，由北往南有：一、宫人与内侍石雕各一对。侍立于南神门西侧的为宫人，眉目细长，双肩消瘦，束发簪珥，拱手而立，女性的特征惟妙惟肖。内侍立于陵台左右，体态微胖，神情拘谨，手持体现他们身份的球仗和拂尘。二、四门石狮各一对。其中尤以神宗永裕陵南门石狮雕像最为精美。三、武士雕像一对。为神道两侧立像的排头兵，虽然历经一千多年的风雨剥蚀，但雕像甲胄的纹饰仍然细腻传神。四、文武朝臣雕像各二对。文臣持笏，武臣拄剑，恭立神道两旁，象征着宫廷百官朝仪。五、蕃使雕像各三对。蕃使为参加北宋皇帝葬礼的少数民族政权代表。蕃使刻像于帝陵之前，始见于昭陵，是中原王朝同周边各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经济联系的反映。北宋后期，尽管民族矛盾激化，帝陵仍立蕃使像于神道两侧与文武朝臣同列恭候，除了不改帝陵规置的原因外，还象征着各少数民族政权要臣服于大宋皇朝之意。六、石虎、石羊各二对。虎是尊严与高贵的标志。羊个性柔顺，形态淑美。自汉晋以来帝陵之前常置石虎、石羊为辟邪之物。此外，还有仗马与控马官石雕二对，角端石雕一对，瑞禽石刻一对，石象与驯象人石雕一对，望柱一对，望柱类同华表，是意求吉祥的柱型石雕。乳台一对，象征着子孙发达、繁衍万世、吉祥如意。

北宋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这就给后妃参与政事提供了方便条件。刘皇后临朝听政长达十一年，死后谥“庄宪明肃”，史无前例。在这之后宋代的其他皇后，谥号都由以前的两个字增加到四个字，反映了皇后的政治地位在封建礼法上得到了承认。北宋后妃政治地位的提高，反映在陵寝制度上，表现为皇后单独起陵。在巩县共有二十一个后陵，建制和帝陵相同，仅仅是规模略逊。

北宋灭亡之后，巩县八陵都遭到了破坏。据传，有一次刘豫从士兵手中得到一只水晶宝碗，盘查出是出自于哲宗的永泰陵，于是组织了“河南淘沙队”，就是皇陵的盗掘队。永泰陵被掘开后，珍宝被洗劫一空，尸骨暴露在外。从此不仅北宋诸陵被挖掘殆尽，甚至连民间冢墓也无一幸免。金灭亡后，元朝控制北宋陵区后，一切地面建筑除石雕外都被“尽犁为墟”，不能不让人心生“南朝还有伤心处，九庙春风尽一犁”之感慨。

南宋六陵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首诗将北宋亡国之君所建的偏安王朝——南宋的苟且偷安，朝政腐败讽刺得淋漓尽致。

南宋九个皇帝中有六个都葬在绍兴，后人称为“攒宫”。南宋的陵园建筑大体沿袭北宋，但是规模远远不如巩县宋陵，既没有高崇的陵台，也没有神道两侧制作精美的石雕，加上千百年来的破坏，现在陵区已经荒烟蔓草了。原有的诸陵只剩下几个土墩头和明代以后所立的碑石，刻有帝名和陵名。

元世祖的时候，江南释教总摄西僧杨琏真伽与演福寺僧允泽等人在宰相桑哥的支持下，率领部众蜂拥到陵前，陵使竭力抗争，不让他们开陵，允泽拔刀相逼，陵使无奈大哭而去。盗贼们打开理宗的棺盖时，一股白气冲出，只见理宗安卧如睡，珠光宝气，萦绕其身。棺中的宝物被抢劫一空后，歹徒又把理宗的尸体倒挂，撬走口内含的夜明珠，沥取腹内的水银。据史料记载，他们得到“马乌玉笔箱”、“铜凉拨锈管”、“交加白齿梳”、“香骨案”、“伏虎枕”、“穿云琴”、“金猫睛”、“鱼影琼扇柄”等诸多珍宝，使南宋六陵遭到了最大的一次洗劫。

金花公主陵

金花公主是金代的章宗皇帝心爱的女儿。章宗皇帝经常带她到现在的横山游玩，后来，金花公主不幸因病去世，章宗皇帝便把金花公主的墓地选定在这横山上。这里怪石嶙峋，还有各种形状的岩洞，横山下的河水质清澈。古人认为死人的灵魂出来游玩，选在这风景美丽的地方是最恰当的。

为了防止盗墓，金花公主的坟墓采取了一种奇特的埋葬方法。章宗皇帝命人在盘山之阴，横山左畔，沮河岸边的红石崖上，凿山为墓穴，将金花公主的棺椁，用四个大铜环，悬挂于洞穴之上，再引沮河的水，流经于棺椁之下。现在，这里利用沮河修建了海子水库，金花公主的墓穴在水库的下面，并没有进行挖掘。在水坝的附近，有一个坟丘，它就是金花公主在地面上的墓。

陵

据史料记载，蒙古贵族实行秘密潜埋习俗，死后不起坟，埋葬之后“以马揉之使平”，然后在这片墓地上，当着母骆驼的面，把子骆驼杀死，淋血在地上，再派千骑士兵守护。到来年的春天，草生长茂盛之后，士兵迁帐撤走。如果皇室要祭祀，就拉着那只母骆驼引路，但见母骆驼悲鸣之处，就算是墓地了。由于墓地上无任何标志，也就无法辨认灵柩的真正所在地点了。

成吉思汗的陵园坐落在内蒙古伊金霍洛旗阿腾席连镇东南面的敖包上。陵墓呈蒙古包式的大殿，雍容大方，巍峨耸立，分外壮观。成吉思汗陵园，别名“八白室”，顾名思义由八间白色的建筑构成，建筑雄伟，具有浓郁的蒙古民族风格。主要建筑有正殿、东殿、西殿、后殿等，以殿廊将各殿连接。正殿是举行祭祀活动的中心，最为壮观。殿前有两根穿云旗杆，旗杆中间安放着一尊塔形香炉，上面缀满铜铃，轻风吹过，铃声清脆悦耳，余音袅袅。殿堂坐落在花斑绚丽的花岗岩石基座上，四周围有雕刻精细的玉石栏杆。殿顶呈蒙古包式的穹庐状，上面用蓝、黄两色琉璃瓦砌出浑厚典雅的云勾浪纹，八角飞檐下悬挂着“成吉思汗陵”五个蒙、汉文金色大字竖匾。殿堂内，成吉思汗巨幅画像悬挂正中央。他银须飘胸，目光灼灼，充分表现出当年的英武姿态。画像两侧竖立着银戈红缨长矛，前面是紫檀色的供桌，上面放着相传是成吉思汗使用过的马刀。殿堂四壁雕饰着山水草畜，地面铺着紫红色的地毯，使殿内气氛格外庄严肃穆。

相传，成吉思汗在率兵远征西夏时死于甘肃清水县。他临终前命令秘不发丧，以免涣散军心。诸将于是把他的灵柩运回蒙古安葬，为了不使外界知道他的死讯，诸将在途中“遇人尽杀之”。

为什么成吉思汗的灵柩安放在鄂尔多斯草原上呢？这里有一个神奇的传说：成吉思汗率蒙古军西征，路过鄂尔多斯草原的时候，见这里碧草茵茵，一望无际，洁白的羊群像天边的云朵，在草原深处飘浮，不时还有鸟鸣鹿奔。成吉思汗被这美丽的景色所陶醉，情不自禁地赞美说：“这里是衰亡之朝夏兴之方，太平盛邦久居之地，梅花幼鹿成长之所，白发老翁安息之乡。如果我死后就把我葬在这里吧！”说完将手中的马鞭投向草地。于是，成吉思汗死后，灵柩被运到当年所赞美过的伊金霍洛旗，隆重安葬。

蒙古族人民为了纪念这位贡献卓越的大汗，每年都要举行几次隆重的祭祀活动。其中最隆重的是每年农历三月十七日举行的“苏鲁锭”活动。“苏鲁锭”蒙语为“长矛”，象征着成吉思汗卓越的军事才能和赫赫武功。相传，有一次成吉思汗在土拉河战斗中被击败，当他跪下给神灵叩头求援时，天上飞来一杆又黑又大的苏鲁锭。他高兴万分正欲伸手去接，可是苏鲁锭却停在半空中，他连忙给神灵许愿，要用一千只绵羊祭奠，苏鲁锭才落下来。以后蒙古人民一直保持了祭奠“苏鲁锭”的风俗。每年农历三月十七日，蒙古人民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祭奠在悠扬的蒙古古典乐曲中开始，先向成吉思汗陵敬酒三巡，高声朗诵赞美成吉思汗的《出征歌》、《苏鲁锭歌》等，然后由主祭人率领大家进入正殿，跪在地毯上，向成吉思汗遗像举行参拜礼。

元大都

元大都即今天的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北端，处于通向东北平原的要冲地带。“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准，北控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观。”战国时，这里已形成城市，辽代在此建陪都。金时依辽城向东、向南建造了金中都。元灭金后，至元世祖时，以中都东北郊琼岛一带水面（今北海）为核心，建造新的宫殿，随后又建成了大都城。

元大都是以宫城、皇城为中心布置的。城的轮廓接近于方形，城市的中轴线就是宫城的中轴线。因为地势平坦，又是新建，所以道路系统规整砥直，成方格网。全城道路分为“千道”和“胡同”两类：千道宽约25米，胡同宽6—7米。胡同都是东西向，前后两条胡同间距约为50步，在两胡同间的地段上再划分住宅基地。这种有规律的街巷布置，和唐以前的里坊，形成两种不同的居住区处理方式。

元大部功能布局从《周礼》出发，三重套城、宫城居中、前朝后寝、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形成向心拱卫政治中心的格局。其在空间艺术上的最大成就在于：有意识地组织全城的空间机理，突破了以往单纯解释礼制、仅重视对政治礼仪轴线进行空间组织的情况。

元大都是自唐长安以后，平地起家新建的最大都城，它继承总结和发展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优秀传统，并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宏伟壮观的城市之一。

艮岳

艮岳是宋代的著名宫苑。艮为地处宫城东北隅之意。宋徽宗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兴工，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竣工，初名万岁山，后改名艮岳、寿岳，或连称寿山艮岳，亦号华阳宫。1127年，金人攻陷汴京后被拆毁。

艮岳位于汴京（今河南开封）景龙门内以东，封丘门（安远门）内以西，东华门以北，景龙江以南，周长约6里，面积约为750亩。据记载，苑内峰峦崛起，冈连阜属，众山环列，仅中部为平地。其中东为艮岳，东西二岭有“介亭”、“麓云”、“半山”、“极目”、“箫森”等五亭。南为寿山，两峰并峙，列嶂如屏，瀑布泻入雁池。西为“药寮”、“西庄”，再西为“万松岭”，岭畔有“倚翠楼”。艮岳与万松岭间自南往北为濯龙峡。中间平地凿成大方沼，沼水东出为“研池”，西流为“凤池”。此外因境设景，还有“绿萼华堂”、“巢云亭”等，寓意得道飞升的有“祈真磴”、“炼丹亭”、“碧虚洞天”等。苑中叠石、掇山的技巧，以及对于山石的审美趣味都有提高。苑中奇花异石取自南方民间，运输花石的船队称为“花石纲”。

艮岳突破秦汉以来宫苑“一池三山”的规范，把诗情画意移入园林，以典型、概括的山水创作为主题，在中国园林史上是一大转折。

金明池

北宋著名别苑，又名西池、教池，血于宋代东京顺天门外，遗址在今开封市城西的南郑门口村西北、土城村西南和吕庄以东和西蔡屯东南一带。金明池始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四年（公元957年），原供演习水军之用。政和年间，宋徽宗于池内建殿宇，成为皇帝春游和观看水戏的地方。

金明池周长九里又三十步，池形方整，四周有围墙，门多座，西北角为进水口，池北后门外，即汴河西水门。正南门为棂星门，与琼林苑的宝津楼相对，门内彩楼对峙。在其门内自南岸至池中心，有一巨型拱桥——仙桥，长数百步，桥面宽阔，桥有三拱，“朱漆栏盾，下排雁柱”，中央隆起，如飞虹状，称为“骆驼虹”。桥尽处，建有一组殿堂，称为五殿，是皇帝游乐期间的起居处。北岸遥对五殿，建有一“奥屋”，又名龙奥，是停放大龙舟处。仙桥以北近东岸处，有面北的临水殿，是赐宴群臣的地方。每年三月初一至四月初八开放，允许百姓进入游览。沿岸“垂杨蘸水，烟草铺堤”，东岸临时搭盖彩棚，百姓在此看水戏。西岸环境幽静，游人多临岸垂钓。宋画《金明池夺标图》描绘了皇家园林内的赛船场景。北宋诗人梅尧臣、和司马光等均有咏赞金明池的诗篇。

金明池园林风光明媚，建筑瑰丽，到明代还是“开封八景”之一，称为“金池过雨”。明十五年（公元1642年）大水后，池园湮没。

独乐寺

独乐寺位于天津蓟县城内西大街，占地10500平方米。始建于唐代，寺内的观音阁和山门重建于辽代，距今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之一。据说安禄山叛唐，就是在此处誓师，他喜独乐，故以“独乐”二字名寺。该寺由山门、观音阁和东西配殿组成。

山门面阔三间，进深两间，为典型唐代风格，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庑殿顶山门。山门上悬挂的“独乐寺”匾额相传是明代严嵩所题。山门内有两尊辽代彩塑珍品，高大的天王塑像两旁，有俗称“哼”“哈”二将守卫。山门台基之上立着粗大的木柱20根，4根角柱柱头微向内收，柱脚略出向外，是我国古代工匠创造的“侧脚”技法，作用是稳定结构，防止建筑外倾。每根柱头之上，累叠着许多形似“斗”的方木块和样子像长拱的曲木。这一组组木构件叫做“斗拱”。斗拱是我国古建筑所独具的特征，它不仅美化建筑，而且可以减少立柱和横梁之间的“切力”。斗拱之上是横梁，梁头承托着檩子，它们通过榫卯，有机地连接在一起，负荷建筑物的全部重量，这种框架式木结构，是我国古建筑称道于世的突出成就。山门屋顶作四面坡形，古称庑殿顶，坡面和缓微曲，檐角如翼如飞，造型别致优雅，这是我国古代建筑中的又一重要特点。独乐寺山门正脊的鸱尾，长长的尾巴翘转向内，犹如雉鸟飞翔，十分生动，是我国现存古建筑中年代最早的鸱尾实物。

观音阁是全寺的主建筑。阁下檐上高悬“观音之阁”匾额，相传为唐代所写。观音阁高23米，木质，面阔五间，进深四间，集我国木结构建筑之大成，是国内现存最早的木结构楼阁。它的突出特点是“斗拱”结构。上下檐的斗拱粗大雄伟，排列疏朗，起着承重作用。整个大阁的斗拱种类繁多，因位置和功能的需要不同，共采用了二十四种结构，和其他构件配合，组成一个优美统一的整体。观音阁看似只有两层，实际是三层——在上下层之间还夹着一个用腰檐和平坐栏杆围绕建成的暗层。阁内中央的须弥座上，有一座高达16.27米的观音菩萨像，是辽代泥塑艺术珍品，又是国内最大的观音塑像。观音像慈目低垂，面露微笑，亲近如在人间。为显示观音法力高强，塑造者在观音头顶上又塑出十个小观音，所以又有“十一面观音”之称。观音的两侧侍立着两尊菩萨，面目丰润，姿态优美。

观音阁除了拥有全国现存建筑时间最早的高层木结构楼阁、体量最大的泥塑菩萨像外，阁中还保存着十分珍贵的元代壁画。壁画高3.15米，长45.35米，总面积约140平方米。内容有人物，有山林，有云水。在人物中有罗汉，有天王，也有村镇市民。在世俗人物中，有的还戴着元代普遍使用的斗笠帽。据此，人们推断独乐寺观音阁的壁画初绘于元代，在明代又重新绘制过。保存这么好，面积这么大的元代壁画，在全国极为罕见。在寺院内，还有长方形壁碑二十八块，横竖皆有，全部是清皇帝手书名家诗。

从辽代重修至今，在这一千多年中，独乐寺经过了无数次狂风暴雨的袭击，也经受了无数次大小地震的考验，依旧安然无恙，令许多古建筑专家都不得不啧啧称赞。

清净寺

清真寺是伊斯兰教寺院，也叫做清净寺或礼拜寺，我国现存最早的清真寺是福建泉州的清净寺。北宋时期，泉州是港口，各国的商人很多，据说穆罕默德有四个得意门徒，其中有两个在泉州一带传教，清净寺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清净寺位于泉州市涂门街，始建于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初名“圣友之寺”。元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耶路撒冷人阿哈玛出资重修，以后又历经修建，但仍保留着创建时的风貌。

清净寺是仿照叙利亚大马士革伊斯兰教礼拜堂的形式建造的，全部用花岗石筑造，主要建筑有寺门、奉天坛、明善堂等。

寺门向南，高20米，宽4.5米，穹顶尖拱形，门洞有10多米长，上方有一个平台，平台四周砌有回字形的砖垛。早先，这个平台上建有一座望月楼和一座尖塔，后来毁于战火。门外壁最高处，有一列古阿拉伯文的《古兰经》石刻。

在寺门的西边是奉天坛，门顶为尖拱形，门楣上刻着古阿拉伯文字。曾经是面积很大的礼拜堂，如今只剩四面的石墙。南边的一面墙开了四个长方形的大窗，各窗之间，有六个尖拱形的壁龛，正中的大壁龛中，刻有七行古阿拉伯文字。两边墙的正中间，还有一个尖拱形的大壁龛，是伊斯兰教的阿訇讲经的讲经台。

奉天坛后为明善堂，是一座两进式中国风格的砖木结构建筑，大门两边是厢房，中间是天井，左右两边有走廊。

寺内保存有许多碑刻，有些碑文记载了宋代和元代修建这座寺宇的时间和经过，有的碑文还详细记载了当时宗教仪式和教徒的活动情况。

奉国寺

奉国寺有中国古代佛教寺院最古老、最大的大雄宝殿，世界最古老、最大、最精美的彩塑佛像群。建筑学家梁思成称辽代寺院为“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有的宝物，奉国寺盖辽代佛殿最大者也”。文物专家杜仙州赞誉“奉国寺大雄殿木构建筑，千年仍平直挺健，是我国建筑史一项极为光辉的成就。辽代七佛像高大庄严，权衡匀整，柔逸俊秀，神态慈祥，极为壮丽。梁架上飞天面相丰颐美悦，色调鲜明绚丽，是国内极为罕见的辽代建筑彩画实例”。主持过奉国寺维修工程的古建筑高级工程师杨烈，曾评价奉国寺大雄殿为“中国古代辽（宋）以前保存至今最为宏大和最为完整的单檐四阿顶木构建筑，建筑规模是中国第一大雄宝殿”。古建筑史学家曹汛说：“大殿九间是佛教建筑顶了天的极限，奉国寺七佛殿九间，全国古刹千百座，独奉国寺大雄殿穷极伟丽。”

奉国寺，俗称大佛寺，坐落于辽宁锦州义县县城内，始建于辽开泰九年（公元1020年），是辽朝自称释迦牟尼转世的圣宗皇帝——耶律隆绪在母亲萧太后（萧绰）故里所建的皇家寺院。

奉国寺始建时规模宏大，金明昌三年（公元1192年）、元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碑刻记载：“宝殿穹临，高堂双峙，隆楼杰阁，金碧辉焕，潭潭大厦，楹以千计。非独甲于东营，视佗郡亦为甲。宝殿崔嵬，俨居七佛，法堂宏敞，可纳千僧。飞楼曜日以离撑，危阁倚云而对峙。旁架长廊二百间，中塑一百贰拾贤圣。可谓天东胜事之甲。”

奉国寺现保存完好的有外山门（重建），内山门，牌坊，东西宫禅院，钟亭，碑亭，无量殿。辽代所建大雄殿是寺院主体建筑，面阔九间，通长55米，进深五间，通宽33米，总高度24米，建筑面积1800多平方米，是中国古代木构建筑遗存最大者。“过去七佛”（毗婆尸、尸弃、毗舍浮、拘留孙、拘那含牟尼、迦叶、释迦牟尼）并列一堂，千年来仍然保存完好。辽代七佛塑像（高度均在9米以上），十四尊胁侍菩萨（高2.5米以上），两尊天王，二十一套石雕供器精美绝伦，殿内更有国内极为罕见的最古老的建筑彩画实例——梁架上的四十二幅辽代彩绘飞天，还有元、明两代所绘的精美壁画——十佛、八菩萨、十一面观音、十八罗汉，明代所塑国内唯一的男像倒坐观音（高3.8米），明代木雕韦驮，金、元、明、清各代所建碑记十七通，清代牌匾数十块，其中清乾隆五年所立：大雄殿（高3.1米，宽1.52米）法轮天地、滋润山河（高2.8米，宽1.78米）是中国最大的透雕牌匾，被誉为中华名匾。

奉国寺集佛教、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于一体，独具绝美天下的古代艺术品，被专家学者称为艺术珍品中的极品。

晋祠

据《史记·晋世家》记载，周武王之子成王姬诵封同母弟叔虞于唐，称唐叔虞。叔虞的儿子燮，因封地境内有晋水，改国号为晋。后人为了奉祀叔虞，在晋水源头建立了祠宇，称唐叔虞祠，也叫做晋祠。

宋太宗赵光义于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3年），在晋祠大兴土木，修缮竣工时还刻碑记事。宋仁宗赵祯于天圣年间（公元1023—1032年），追封唐叔虞为汾东王，并为唐叔虞之母邑姜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圣母殿和鱼沼飞梁。此后，又铸造铁人，增建献殿、钟楼、鼓楼及水镜台等，这样，以圣母殿为主体的中轴线建筑物就次第告成。

中轴线最前端为水镜台，始建于明朝，是当时演戏的舞台。前部为单檐卷棚顶，后部为重檐歇山顶。除前面的较为宽敞的舞台外，其余三面均有明朗的走廊，建筑式样别致，太后曾照原样在颐和园也修建了一座。

从水镜台向西，有一条晋水的干渠——“智伯渠”，又名海清北河。相传春秋末期，晋国世卿智伯为了攻取赵襄子的采地，引汾、晋二水灌晋阳而开凿此渠。后人在旧渠的基础上加以修浚，成为灌溉田地的水渠。

通过智伯渠上的合仙桥，便是金人台。金人台呈正方形，四角各立铁人一尊，每尊高两米有余。其中西南隅的一尊铸造于北宋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经历八百多年的雨雪风霜，迄今仍明亮不锈。

穿过对越坊及钟楼、鼓楼就到了献殿。此殿原为陈设祭品的场所，始建于金大定八年（公元1168年），面宽三间，深两间，梁架很有特色，只在四椽袱上放一层平梁，既简单省料，又轻巧坚固。殿的四周除中间前后开门之外，均筑坚厚的槛墙，上安直栅栏，使整个大殿形似凉亭，显得格外利落空敞。

献殿以西，是连接圣母殿的鱼沼飞梁。全沼为一方形水池，是晋水的第二泉源。池中立34根小八角形石柱，柱顶架斗拱和梁木承托着十字形桥面，就是飞梁。东西桥面长19.6米，宽5米，高出地面1.3米，西端分别与献殿和圣母殿相连接；南北桥面长19.5米，宽3.3米，两端下斜与地面相平。整个造型犹如展翅欲飞的大鸟，故称飞梁。净土宗信奉的阿弥陀经说佛国有七宝池八功德水的表征，鱼沼飞梁即取法于此。

在中轴线末端，是宏伟壮丽的圣母殿。圣母殿背靠悬瓮山，前临鱼沼，晋水的其他二泉——“难老”和“善利”分列左右。此殿是现在晋祠内最为古老的建筑。殿高约19米，重檐歇山顶，面宽七间，进深六间，平面布置几乎成方形。殿身四周围廊，前廊进深两间，廊下宽敞，是我国古代建筑中，殿周围廊现存的最早实例。殿周柱子略向内倾，四根角柱显著升高，使殿前檐曲线弧度很大。下翘的殿角与飞梁下折的两翼相互映衬，一起一伏，一张一弛，更显示出飞梁的巧妙和大殿的开阔。圣母殿采用“减柱法”营造，殿内外共减十六根柱子，以廊柱和檐柱承托殿顶屋架。“减柱法”的熟练使用，说明宋代在建筑上已进一步掌握了力学原理；斗拱和柱高的比例适当，避免了隋唐建筑中用料的浪费，在建筑式样上也更富于艺术性。我国的木结构建筑，经历了一个由隋唐的雄壮坚实到明清的华丽轻巧的发展过程，而宋代建筑正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圣母殿是这个过程的代表作。

圣母殿内共有四十三尊泥塑彩绘人像，除龛内二小像系后补外，其余多为北宋原塑。主像圣母，即唐叔虞和周成王的母亲，周武王的妻子，的女儿——邑姜，设在大殿正中的神龛内。邑姜屈膝盘坐在饰凤头的木靠椅上，凤冠蟒袍，霞帔珠璎，面目端庄，显示了统治者的尊贵和奢华。其余四十二尊或侍奉文印翰墨，或侍奉洒扫梳妆，或奉饮食，或侍起居以至奏乐歌舞等的侍从像对称地分列于龛外两侧，其中宦官像五尊，著男服的女官像四尊，侍女像共三十三尊。这些塑像造型生动，姿态自然，尤其是侍女像更是精品。这些侍女像身材适度，服饰美观大方，衣纹明快流畅。她们的年龄或老或少，面庞或圆润或清秀，神态或幽怨或天真，一个个性格鲜明，各具特色。这组塑像突破了神庙建筑中以塑造神佛为主的窠臼，真实地表现了被禁镊深宫受尽役使的侍从们的精神面貌。在技巧上，相当准确地掌握了人体的比例和解剖关系，手法纯熟，具有高度的艺术表现力，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中的珍品。

晋祠有名的唐碑矗立在“贞观宝翰”亭中，碑文是唐太宗于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亲自撰写的，名为《晋祠之铭并序》，全碑共1203字，旨在通过歌颂宗周政治和唐叔虞建国的政策，以达到宣扬唐王朝的文治武功、巩固自己政权的目的。《晋祠之铭并序》书法飞逸洒脱，骨骼雄奇，笔力遒劲，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块行书碑。

祠区北侧有唐叔虞祠，分前后两院，颇为宽敞。前院四周有走廊，后院东西各有配殿三间，正北是唐叔虞，殿宽五间，进深四间，中间神龛内设唐叔虞塑像。神龛两侧有从别处移来的十二个塑像，多为女性，高度与真人相近。她们手持笛、琵琶、三弦、钹等不同乐器，似乎是一个完整的乐队。

整个建筑群虽然是不同时期建起来的，但集中在一起，布局紧凑，好像都服从于一个精巧的总体设计，既像庙观的院落，又像皇室的宫苑，并不显得杂乱无章和生拼硬凑，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独具匠心。

洛阳桥

洛阳桥原名万安桥，位于福建泉州东郊的洛阳江上，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跨海梁式大石桥。宋代泉州太守蔡襄主持建桥工程，从北宋皇佑四年（公元1053年）至嘉四年（公元1059年），前后历七年之久，耗银1400万两，建成了这座跨江接海的大石桥。

桥全系花岗岩石砌筑，初建时桥长360丈，宽1.5丈，有武士造像分立两旁。建桥九百余年以来，先后修复十七次。现桥长731.29米，宽4.5米，高7.3米，有44座船形桥墩，645个扶栏，104只石狮，1座石亭，7座石塔。桥之中亭附近历代碑刻林立，有“万古安澜”等宋代摩崖石刻。桥北有昭惠庙、真身庵遗址。桥南有蔡襄祠，著名的蔡襄《万安桥记》宋碑，立于祠内，被誉为书法、记文、雕刻“三绝”。

洛阳桥是世界桥梁筏形基础的开端，也是中国建筑的国宝。

广济桥

广济桥又称湘子桥，位于广东潮州镇东，横跨韩江。始建于南宋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潮州知军州事曾汪主持建西桥墩，于宝庆二年（公元1226年）完成。绍兴元年（公元1194年），知军州事沈崇禹主持东桥墩，到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完成。全桥历时57年建成，全长515米，分东西两段，中间一段宽约百米，因水流湍急，未能架桥，只用小船摆渡，当时称济州桥。明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重修，并增建五墩，称广济桥。正德年间，又增建一墩，总共24墩。桥墩用花岗石块砌成，中段用18艘梭船联成浮桥，能开能合，当大船、木排通过时，可以将浮桥中的浮船解开。让船只、木排通过，然后再将浮船归回原处，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座开关活动式大石桥。广济桥上有望楼，为我国桥梁史上所仅见。

广济桥与赵州桥、洛阳桥、卢沟桥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桥，是中国桥梁建筑中的一份宝贵遗产。

卢沟桥

卢沟桥位于北京西南郊的永定河上，是一座联拱石桥。桥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公元1189年），成于明昌三年（公元1192年），元、明两代曾经修缮，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重修建。桥全长212.2米，有11孔。各孔的净跨径和矢高均不相等，边孔小、中孔逐渐增大。全桥有10个墩，宽度为5.3米至7.25米不等。桥面两侧筑有石栏，柱高1.4米，各柱头上刻有石狮，或蹲、或伏，或大抚小，或小抱大，共计485头。石柱间嵌石栏板，高85厘米，桥两端各有华表、御碑亭、碑刻等，桥畔两头还各筑有一座正方形的汉白玉碑亭，每根亭柱上的盘龙纹饰雕刻得极为精细。

卢沟桥以其精美的石刻艺术享誉于世，甚至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行纪》一书，对这座桥也有详细的记载。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本土的七七事变在此发生，卢沟桥更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性建筑物。

佑国寺塔

佑国寺塔坐落在河南开封东北角。因其塔身以褐色的琉璃瓦镶嵌而成，酷似铁色，故而俗称铁塔。铁塔原建于北宋年间的开宝寺内。

由于北宋历代的皇帝常来此游幸，遂以北宋开宝年号命名，故名开宝寺。寺院规模宏伟，殿堂林立，共有280区，设有福胜、上方、永安、能觉等24禅院，并设立礼部贡院，在此考选全国的举子。

铁塔的前身原来是木塔，平面呈八角形，共十三层，高120米，传说是宋代的巨匠喻皓主持建造的。北宋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木塔毁于雷火，皇拓元年（公元1049年）重新修建，即今之铁塔。清朝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黄河泛滥，水灌开封，寺院夷尽，唯有铁塔安然无恙，独存于世。

铁塔用二十八种不同标准的砖制构件拼砌而成。塔身外部砌筑仿木结构的门窗、柱子、斗拱、额坊、塔檐、平座等形式，飞檐翘角，造型秀丽挺拔。塔身的外壁镶嵌有色泽晶莹的琉璃雕砖，内容丰富多彩，有飞天、麒麟、游龙、雄狮、坐佛、立僧、伎乐、花草等五十多种图案，动物和人物造型，工艺精巧，是砖雕艺术中的精品。塔内有螺旋式磴道，将塔心柱和外壁紧密地联成一体，形成了坚固的抗震体系。九百多年来，铁塔历经无数次的地震、水患、兵火，至今仍自岿然不动，称得上是千古杰作。

释迦木塔

释迦木塔位于山西应县城内西北佛宫寺内，俗称应县木塔。应县原是辽国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的近畿。塔是当时崇信佛教的统治者辽兴宗耶律宗真（公元1016—1055年）命令修建的，辽道宗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落成，金明昌六年（公元1195年）增修完毕。历九百多年的风雨侵蚀、地震战火，至今仍保存完好，除其塔基牢固，结构谨严外，历代不断维修也是重要原因，这座当今世界上保护最完整、结构最奇巧，外形最壮观的高层木塔以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高超的建筑技术，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木塔建造在4米高的台基上，塔高67.31米，底层直径30.27米，呈平面八角形。第一层立面重檐，以上各层均为单檐，共五层六檐，各层间夹设暗层，实为九层。因底层为重檐并有回廊，故塔的外观为六层屋檐。各层均用内、外两圈木柱支撑，每层外有二十四根柱子，内有八根，木柱之间使用了许多斜撑、梁、枋和短柱，组成不同方向的复梁式木架。有人计算，整个木塔共用红松木料3000立方，约2600多吨重。整体比例适当，建筑宏伟，艺术精巧，外形稳重庄严。

塔身底层南北各开一门。二层以上周设平座栏杆，每层装有木质楼梯。二至五层每层有四门，均设木隔扇，光线充足，可凭栏远眺。塔内各层均塑佛像。第一层为释迦牟尼，高11米，面目端庄，神态怡然，顶部有精美华丽的藻井，内槽墙壁上画有六幅如来佛像，门洞两侧壁上也绘有金刚、天王、弟子等，壁画色泽鲜艳，人物栩栩如生。二层坛座方形，上塑一佛二菩萨和二胁侍。三层坛座八角形，上塑四方佛。四层塑佛和阿难、迦叶、文殊、普贤像。五层塑毗卢舍那如来佛和八大菩萨。各佛像雕塑精细，各具情态，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塔顶作八角攒尖式，上立铁刹，制作精美，与塔协调，更使木塔宏伟壮观。塔每层檐下装有风铃，微风吹动，叮咚作响，十分悦耳。

木塔的设计，大胆继承了汉，唐以来富有民族特点的重楼形式，充分利用传统建筑技巧，广泛采用斗拱结构，全塔共用斗拱五十四种，每个斗拱都有一定的组合形式，有的将梁、坊、柱结成一个整体，每层都形成了一个八边形中空结构层。科学严密，构造完美，，是一座既有民族风格、民族特点，又符合宗教要求的建筑，在我国古代建筑艺术中可以说达到了最高水平。

妙应寺白塔

至元八年（公元1271），由当时入住中国的尼泊尔著名建筑师阿尼哥（公元1244—1306年）参与设计，在大都城内阜成门建成了著名的藏传佛教（即喇嘛教）建筑——大圣寿万安寺，作为文武百官演习礼仪、做佛事的地方。寺内设有忽必烈及其子真金的影堂，并建造了一座砖砌喇嘛塔。后来寺院毁于火，只剩下塔。明代重建，改名为妙应寺，塔因外涂白垩，俗称“妙应寺白塔”。

白塔初名释迦舍利灵通之塔，建在妙应寺的中轴线上，高50.9米，全部砖砌。塔顶是青铜制巨大宝盖，盖上有小铜塔，盖周垂挂流苏状的镂空铜片和铜铃，徐风吹来，叮当作响。塔顶为金色，塔身涂白垩，金白对比，在蓝天下交相辉映，显得崇高圣洁。

妙应寺白塔是中国早期喇嘛塔中最重要的实例，也是我国保存至今最早、最宏伟的藏传佛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