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漕运进入了中国历史上的极盛之时，每年调运的漕粮量达到了的记录。其中东南六路的漕粮占总量的绝大部分，北方的漕粮量则日渐减少。北宋时漕粮居高不下的原因，既在于当时东南农业生产的发展和运河的畅通发达，更在于当世中央集权政治的影响。北宋长期维持的巨额漕粮，一方面对稳定中央集权政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开封城市经济也有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则对广大纳漕地区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严重地影响了这些地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
漕运自秦汉兴起后，历千余年演进，至北宋达到极盛之时，运河网密布，管理制度及机构发达，而每年调运到都城的漕粮量更达到了罕见的水平，不仅远过于前代，也为后世诸朝所不及。北宋漕粮数额何以能达到空前绝后的记录，当时的漕粮来自何地，其意义影响又何在？这些问题无疑都是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的。

一 北宋漕粮的数量、来源地及变化

北宋建国伊始，由于广大南方地区尚未纳入版图，所以漕运的范围仅局限于北方地区。此时沟通东京开封与各纳漕区域的水道主要是黄河、惠民河和广济河，所谓“方隅未一，京师储廪仰给惟京西、京东数路而已”，年运漕粮不过百余万石。至宋太祖开宝时，又通过汴河征调淮南漕米数十万石。但总的水平仍不很高，漕粮大体维持年运量一百几十万石上下。宋太宗统一江南后，东南漕运随之勃兴，“岁运米四百万石”，大大超过了北方漕粮量。太平兴国六年，宋王朝开始对全国漕粮确定了年运量标准：“汴河岁运江淮粳米三百万石，豆百万石；黄河粟五十万石，豆三十万石；惠民河粟四十万石，豆二十万石；广济河粟十二万石，凡五百五十万石”。但这一定额标准很快就被日渐扩大的东南漕运量所突破，太宗后期，东南漕粮年运量已达六百万石以上。景德四年，宋中央取至道二年到景德二年间东南漕运“十年酌中之数定为年额，上供六百万石，米纲立额始于此”。与此大体同时，广济河的漕粮运量也增至六十二万石。也就是说，景德时北宋确立的全国漕粮年额为：东南地区六百万石，北方地区二百余万石，总数则为八百多万石。

就北宋一代而言，景德时确立的漕粮年额实际上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事实上，因受各地粮食丰歉情况、河道善恶状况以及有关漕运制度和政局变化的影响，漕粮的年运量也不断出现上下起伏波动的状况，甚至个别地区还出现了停运的现象。以东南地区漕粮的变动情况为例：仁宗天圣初，因江淮荆湖等地和籴粮米过多，而天圣四年江淮地区又出现灾荒，粮食产量大减。于是，当年由主管全国财政的三司勘合后，奏请将东南漕粮减少五十万石，以550万为年额。三年后，负责东南漕运的发运司又以丰年为由，奏请恢复旧额。在真宗和仁宗朝个别年头，东南上供漕粮曾出现过年运800万石的罕见记录。熙宁七年，一度又出现了“江淮上供谷至京者，三分不及一”的现象。而到北宋末，因受腐败朝政和僵硬的漕运“直达法”的影响，东南漕粮又常常降至四五百万石。不过，总的说来，“大约以景?（此为‘景德’之误）所定岁额为准”。在北宋大部分时间里，虽可遇灾酌情减少漕粮数量，但按规定仍须以后补纳。

再以北方地区为例：北方诸河漕粮数量的变动也时有发生，其中尤以黄河承运的漕粮量波动最为突出。由于黄河水道复杂、航运条件差，故漕粮运输的成本一直很高，损粮毁舟的现象从未消失。到真宗时陕西成为对夏战争前线后，考虑到当地军粮匮乏以及黄河漕运的损耗情况，宋政府遂逐渐减少了对京西、陕西漕粮的征调。于是黄河漕运不断萎缩，到仁宗庆历以后，“黄河岁漕益减耗，才运菽三十万石”。仁宗嘉?四年，宋廷下诏废黄河漕粮，“自是岁漕三河而已”。广济河在仁宗以后因河道淤塞问题愈益严重，运量也很不稳定，庆历中，不得不减十万石漕粮年额。治平二年，河道得到了改善，漕粮又达到74万石。嘉?六年，惠民河完成漕粮量比年额减少15万石。治平二年，惠民河漕粮锐减至26.7万石。有关北方漕粮数量的记录仅见于此，北宋后期则记载全无。

通过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北宋时期漕粮中的绝大部分来自东南地区，而北方地区的漕粮不仅数量少、不稳定，而且多属杂粮，如宋人所说：“广济河所运多是杂色粟豆，但充口食马料”，“惟汴河所运一色粳米，相兼小麦，此乃太仓蓄积之食”。故宋人又说：“国家都于汴，实就漕挽东南之利”。

北宋东南漕粮的供应，主要是由当时的东南六路地区提供，即：淮南路、江南东、西路、荆湖南、北路及两浙路。东南六路漕粮又有各自相对固定的数量和运送目的地，以淳化四年为例，据史料记载：当年“统六路年额上供米六百二十万石，内四百八十五万石赴阙，一百三十五万石南京畿送纳。淮南一百五十万石赴阙，二十万石咸平、尉民，五万石太康；江南东路九十九万一千一百石，七十四万五千一百石赴阙，二十四万五千石赴拱州；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万八千九百石，一百万八千九百石赴阙，二十万石赴南京；湖南六十五万石尽赴阙；湖北三十五万石尽赴阙；两浙一百五十五万石，八十四万五千石赴阙，四十万三千三百五十二石陈留；二十五万一千六百四十八石雍丘”。大体上说来，这一数额和地点规定反映了北宋时期东南六路漕粮的负担及输送情况。

二 北宋漕粮居高的原因

北宋时期漕粮数量之大，不仅远过于汉唐时的年四百万石之数，而且为明清时所不及。之所以出现北宋漕粮居高不下的现象，其原因既在于当时东南农业生产的发展和运河的畅通发达，更在于当世中央集权政治的影响。

如所周知，中唐以后，我国出现了经济重心南移之势。至北宋时，东南地区经济更得到了迅猛发展，其中在农业上成就倍出，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为的二倍以上。一时还产生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以苏州为例，北宋中叶，曾感慨地御赐法医向仁宗反映：“臣知苏州日，点检簿书，一州之田系出税者三万四千顷，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石至三石，计出米七百余万石，东南每岁上供之数六百万石，乃一州所出”。北宋广大东南地区发达的农业生产，可以说为当时漕粮的剧增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北宋定都于“天下四冲八达之地”的开封，较之于汉唐长安，避开了漕运线上的三门峡之险，较之于明清北京，又大大地缩短了与东南纳漕之区的距离，故于漕运获得了极为优越的运路条件。所谓“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会天邑”，形成了以开封为中心密布的运河网，特别是其中的汴河与广大东南地区相通，“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如此畅通发达的运河运输系统，可谓漕粮能够长期保持高额水平的又一重要客观条件。

但北宋漕粮高涨的主观条件，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当时集权政治极端化发展的影响。经历中唐五代藩镇跋扈、皇权衰微局面之后，新建的赵宋王朝从开国伊始便厉行强化中央集权的方针。其中在经济上采取的“除藩镇留州之法，而粟帛钱币咸聚王畿”的措施，就必然要借助漕运这一征调手段来完成。在“收兵权”方面实行的“内外相制”的屯兵制度，则造成了京畿重兵云集的结果，也对漕运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在此应当指出的是，北宋建国以来，开封及其周围所驻军队常占天下禁军之半，达二三十余万之众，而兵制为募兵制，于是“举天下之兵宿于京师……而衣食之给，一毫已上皆仰县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于农也”。这些嗷嗷待哺之师的存在，势必对漕粮产生了巨大的倚赖，“则是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宋人甚至不无夸张地说：“所谓宗庙射飨之类，十分不费一分，所费广者，全在用兵，所谓漕运全视兵多少”。此外，加之中央官僚机构的臃肿庞大，官员人数远过于前代，都不能不对漕粮构成巨大的需求，如明人所评价：“所谓官多徒众，此二者国粟所以费之由也”。

正是在以上诸方面客观条件与主观因素的影响下，造成了北宋漕粮长期居高不下的现象，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显著的一页。

三 北宋漕粮的意义及影响

北宋时期长期维持的巨额漕粮，一方面对稳定中央集权政治发挥了重要的物质保障作用，对繁盛一时的开封城市经济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则对广大纳漕地区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严重地影响了这些地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

在中国古代史上，北宋东京人口之众和城市经济之盛，都很富盛名，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必赘言，现仅就其与漕粮的关系稍加分析。关于北宋东京官庶人口的数字，记载颇多而不一，若按通常所说的百余万人计算，就已大大超过前代。宋人说“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虽不免有些言过其辞，但生齿之繁胜于汉唐，是毫无疑问的。有人经过统计，认为东京居民加上驻军及家庭，人口约为一百五十万左右，若除去军人及家属，人口应为一百一十万左右。一百一十万人消费的粮食数量有多少？按宋代一般说法，人均消费粮食：成年人每口每日最少二升，未成年人每口每日最少一升，则成年与未成年人全年口粮分别为7.2石和3.6石。如以五口之家中，成年占三口、未成年占两口为标准，每年全东京居民消费粮食大约有633万多石（1100000人×60%×7.2石+1100000人×40%×3.6石）。除了每日消费的口粮外，还有其他方面的粮食消耗，如酿酒、副食业之类，也就是说，东京城消费的粮食总数还要在口粮之数上进一步增加。

在东京居民中，皇室、贵族、官吏及官营工匠和他们的家属，与军队一起构成漕粮的主要消费者。而其余居民所需粮食，大部分靠商人贩运来满足，所谓商人“自江淮贱市粳稻，转至京师，坐邀厚利”。北宋政府对此一般也是采取鼓励的态度，如：大中祥符初，发运司雇部分客船运粮，真宗就认为：“商贾趋利，若此必阻贸易，又恐都下粒食增价”，下令禁止占用商船。此后又下诏：“听商贾以粮斛从便货鬻，官司勿禁”。但商人向东京市场提供的粮食不可能是一个稳定的常数，它会随着各种因素的作用出现波动、乃至猛跌的情况，而最终影响对京师百姓粮食的供应。从统治者的立场来看，东京作为北宋的统治中心，需要稳定的局面，因粮食紧缺导致民心浮动甚至涣散的问题，是其所不愿看到的结局。因此，宋政府不得不经常向普通居民提供部分漕粮，如宋人所说：“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城士庶以亿万计，大半待饱于军稍之余”。在京师发生粮荒的情况下，廷往往立即抛出大量漕粮，用以赈济和平抑粮价，如庆历元年，“诏京城谷贵，发廪粟一百万斛，减价出粜，以济贫民”；熙宁三年，“诏京师仓储已丰，比闻民间米价稍贵，可发淮南上供新米，令酌中估价，遣官分诣诸市置场，出粜以平物价”。类似记载，不绝于史，成为宋王朝“怀柔”政策的重要措施之一。这方面漕粮的支出数额是无法精确统计的，但伴随着东京人口的增加，其数量也不得不相应提高，当毫无疑问。正是在漕粮的有力支持下，东京粮食供应才得以基本稳定，也就是说，巨额漕粮的存在，客观上有利于开封城市经济的发展，对于维持和增加工商业者、市民的人数有积极的意义，特别是中小工商业者和普通市民从中获益匪浅。宋太宗时，国子博士李觉就上言指出：朝廷通过每年的漕运，使得京城粮价“斗直十钱，此工贾之利，而军农之不利也……游手之民，资以给食”。便很能说明问题。这也反映了中国古代京城有别于西方历史上的城市，具有浓厚的封建政治色彩。所以，到宋室南渡后，开封因丧失了统治中心的地位，漕粮供应从而断绝，繁极一时的东京及其工商业便随之衰亡。

北宋时期，每年漕运粮食七八百万石以上，达到了我国历史上漕运量的最高峰。然而，这一表面鼎盛现象的背后，却掩盖着封建集权国家机器愈益庞大、腐朽的事实。在诸如“腾波云云，靡悍靡激，万舶连樯，舻衔轴接……输粟太仓，陈陈如京”、“千箱所运，亿廪所露。入既夥而委积，食不给而红腐。如坻如京，如冈如阜”之类的赞誉辞句之下，则是北宋政府对广大纳漕地区、特别是东南六路地区农民无止境的掠夺，宋人有诗云：“天寒村落家家忙，饭牛获稻催涤场。燎薪炊黍呼妇子，夜半舂粟输官仓。大儿拓囊小负橐，扫廪倾?不须恶……”。北宋王朝就像一头无法填饱的巨兽，通过漕运吞噬着农民一年的血汗，甚至还造成了“东南财用窘耗日甚，郡县鲜有兼岁之储”的局面。正因为如此，南方尽管水充土肥，物产丰富，但稍遇灾荒，也不免出现饿殍遍野、人烟断绝的惨景。如当时人所指出：“或谓取太多，六路有丰歉。其间一不熟，饥殍谁能掩？”难怪就连北宋封建文人也发出了这样不满的呼声：“世言汴水利，我为汴水忧……舳舻相属进，馈运曾无休。一人奉口腹，百姓竭膏油。民力输公家，斗粟不敢收……我欲塞汴水，吾欲坏官舟。请君简赐予，请君节财求”。

（原文发表于《学术界》1997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