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湖之会，史上最强 套用当下一句流行语，鹅湖之会是史上阵容最为强大的学术研讨会。出席这次研讨会的著名学者有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心学创始人陆九渊，以及著名学者陆九龄，此外还有刘清之和赵景明等学者及诸学者弟子2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由著名学者吕祖谦主持，吕祖谦生于绍兴7年（1137年），浙江金华人。他出生于文化世家，家学渊源深厚，人称“东莱先生”。东莱先生威望很高，当时的人把他和张及朱熹并称为“东南三贤”。东莱先生待人诚恳，气量宏大。各个学派都很敬重他，因此可以说是学术界德高望重的人物。

这次会议也是由吕祖谦召集的，他和朱熹关系密切，经常一起切磋学问。而陆九渊参加考试的时候，吕祖谦是考官。他对陆九渊十分欣赏，两个人交往非常密切。当时朱熹和陆九渊之间的学术分歧已经很明显了，吕祖谦要召集他们开这个会，就是为了调和一下二人的观点。

会议时间是在淳熙2年（1175年）6月5日；会议地点在鹅湖寺。鹅湖寺位于南宋的信州，今天的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是一座并不太大的寺庙。鹅湖寺在鹅湖山脚下，鹅湖山三峰挺秀，山中有荷叶田田的碧湖。传说东晋的时候有两只鹅自空而降，生了数百只小鹅之后飞走了，所以就称之为“鹅湖”。

上文已经介绍了朱熹，这里着重介绍一下陆九渊。陆九渊是江西金溪人，生于1139年。比朱熹小9岁，比吕祖谦小2岁。他天生就是个哲学家，4岁的时候他就问他爸爸“天地何所穷际”，对宇宙问题展现出奇特的兴趣。不过他爸爸笑而不答，于是他就的冥思苦想。13岁的时候他读书读到“宇宙”两个字，书上的解释是“上下四方曰宇，往来古今曰宙”。他恍然大悟，原来宇宙是无穷无尽的，而人和天地万物都处于无穷之中。他提笔就在纸上写了一段深邃的哲学话语：

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

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

陆九渊也是一名豪侠，他锐意抗金。从长辈那里得知靖康年间的国耻之事，就立志学习武艺，他认为男儿优游无事是一件可耻的事情。进士及第后，声名远播，四方学者都来向他求学。和朱熹勤于著述相反，他不著书。学生问他为何不著，他回答说“六经注我，我又何需注六经？”他认为一个人纵然一字不识，也能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所以他讲课最重要的就是告诉学生发明本心，这个本心是什么呢？我们看了下面这个故事就明白了：

陆九渊34岁的时候，富阳主簿杨简前来向他问学：“如何是本心？”

陆九渊向他背诵的话：“恻隐，仁之端也；羞恶，义之端也；辞让，礼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这就是本心。”

杨简说：“您所背诵的这些，我儿时即已晓得。毕竟如何是本心？”陆九渊又背诵了一遍孟子的话。

杨简仍然不醒悟，再问，陆九渊还是这样回答。

这日恰好有人因为卖扇子的事情讼于公堂，杨简断其曲直后，又向陆九渊请教“如何是本心”的问题。

陆九渊说：“听你适才判断卖扇讼案，是者知其为是；非者知其为非，这就是你的‘本心’。”

杨简顿时省悟，领会到人心自善、人心自灵、人心自明及人心自神，本无所不通，他后来成为陆九渊最有名的弟子之一。

淳熙元年（1174年），陆九渊拜访了吕祖谦，两个人相互切磋了一下学问。第2年，吕祖谦和朱熹一起编了一本理学入门书《近思录》。编完之后朱熹送他到了鹅湖寺，然后他们约陆氏兄弟来相会。

陆氏兄弟应约而来，路上陆九龄写了一首诗，吟给弟弟陆九渊听：

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蓁塞，著意精微转陆沉。

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心。

弟弟听了对其中几句很不满意，于是一路上他就想好了一首和诗。

到了鹅湖寺，学术讨论会正式开始。吕祖谦问陆九龄最近在做什么学问，陆九龄就诵读了这首诗。当他读到第4句的时候，朱熹一听，啊，陆九龄已经上了陆九渊的船了。

原来，这哥俩儿本来思想学术有些差别。但是为了开这个会，之前二人统一了思想，一致对外。当然陆九渊比较厉害，所以把哥哥的思想统一到自己这儿来了。

接着陆九渊朗读了自己的和诗：

墟墓兴衰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

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辩只今。

这下火药味就很浓了，哥哥诗的最后一句话说咱这是朋友之间互相切磋；弟弟则说咱就要分个高下。不光如此，还得辨个真伪。

朱熹一听“支离事业竟浮沉”，脸色大变。听完全诗，心里就已经很不爽了，这是为何呢？

原来，陆氏兄弟主张道在本心，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发明本心，而朱熹主张要格物致知和读书穷理。陆九渊说自己的发明本心，是悠久博大的简易功夫，而朱熹的读书穷理是最终走向沉沦的支离破碎的事情。高下自分，真伪自明。陆九渊自信满满，豪情盖天，朱熹自然心里很不痛快。

双方之间起了大争论，吕祖谦虽说是主持人，不过态度偏向于朱熹这一边，最终双方没有达成统一意见。

古语云：“尊德性而道问学，极高明而道中庸。”但是尊德性和道问学谁先谁后呢？陆九渊主张尊德性为先，朱熹以道问学为重。陆九渊主张先发明本心而后才读书，朱熹说人只有广泛阅读然后才能走向简约。陆九渊要和朱熹辩论，说尧舜之前的人连书都没有读的，那又该怎么办呢？

吕祖谦后来评论这俩人说：“朱熹英迈刚明，工夫入细；陆九渊坚实有力，但是又欠开阔。”

这不是一次胜利的大会，也不是一次团结的大会。两派互相辩论，没有达成共识，最后不欢而散。

但这依旧是意义重大的大会，因为这次大会尽情展现了两个重要学派之间的学术分歧，深刻地影响了后来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

这次会议之后，朱熹和陆九渊都对自己的思想学说进行了反省。

3年之后，朱熹到南康军赴任，陆九龄去拜访他。朱熹追忆当时辩论的情景，做了一首和诗：

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

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出远岑。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两个人后来还有几次当面交流，尽管鹅湖之会上两个人不欢而散，但是后来的学术友谊却是越来越深。绍熙2年（1191年），陆九渊在荆门逝世，朱熹率门人往寺中哭之。既罢，良久说了一句：“可惜死了告子。”

出位抗辩，壮哉叶适

淳熙15年（1188年），大学者朱熹遭人参劾。

参劾朱熹的人叫做“林栗”，福建福清人，绍兴12年进士。当时官居要职兵部侍郎，深得孝宗皇帝赏识和信任。他攻击朱熹的理由很是奇特，他说朱熹这个人没什么学问，只不过是剽窃了张载和程颐的一些学术成果。打着道学的旗号，妄自尊大。学着纵横家的姿态，招摇撞骗，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朱熹是南宋最有名的学者，竟然被认为不学无术，林栗为何这般仇视朱熹呢？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这一年，朱熹被任命为江西提刑。上任之前，他需要到临安面圣，然后去赴任。

朱熹刚到临安，林栗就来拜访，要和他讨论《易》和《西铭》。林栗的著作在此之前朱熹已经读过，感到实在不敢恭维。所以他地说出自己的意见，认为林栗的学说不得要领。朱熹说《易》的象数问题到了邵雍那里才说明白。

林栗说：“我的著作就是想攻击邵雍的观点。”

朱熹说：“邵雍康节先生不是轻易能够攻击的，侍郎需要斟酌。如果不改自己的观点，恐怕会被有识之士笑话。”

林栗恼羞成怒，说了一句：“就是要人笑！”

在这个问题上俩人已经无法再进行讨论了，他们转而讨论《西铭》。朱熹说林栗没有读明白，对宗子认识有误。

林栗说：“宗子如何就是嫡长子？”

朱熹觉得这是常识问题，实在不想讨论，讽刺道：“侍郎以礼学名家，难道连这都不知道吗？”

林栗无言以对，二人不欢而散。

朱熹见了孝宗，给他讲了“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的大道理，孝宗不是很喜欢。不过朱熹见又名常宁站长网完孝宗之后，就被任命为兵部郎官，即要他当林栗的下属。

朱熹不干，当然不想干，但朝廷的命令是不可以违抗的。于是他就说自己得了严重的脚病，请求能够休假一段时间。不过林栗早就让手下人拿着郎官的大印催着他去赴职，朱熹坚持不去。僵持了一天，林栗就告到皇帝那去了。

林栗参劾朱熹，完全就是利用权势来打压他。他说朱熹不赴职是对朝廷心怀不满，说他不学无术，扰乱社会，完全就是无中生有的中伤。倘若朱熹是不学无术，那谁又敢说是有学有术？

但是林栗不光上了劾章，还将自己的奏章到处宣扬，闹得朝中沸沸扬扬。朱熹只好上了一道札子，请求奉祠回避。

摄于林栗的权势，满朝官员竟然一片沉默，无人为朱熹申辩。当此之时，有一人挺身而出痛斥林栗的歪理邪说。维护正义，主张公道，这个人就是叶适。

叶适字正则，浙江温州瑞安人，淳熙5年（1178）进士第2名（榜眼）。《宋史》上说他“志意慷慨，雅以经济自负”，是一个有胆识，有担当的人物。不过他的思想跟朱熹有很大的差异，叶适被称为“事功学派”。即讲求功利，认为无功利一切都是空言；朱熹恰恰相反，他认为一切事情首要的是道义。但求有义，不问有利。

这两个人是学术思想上的对头，叶适批评朱熹。认为他学问虽然精微深博，但是也只是空言。高谈性命，忽略了功业；朱熹也认为叶适的议论跟自己的学说差异太大，容易走入异端，有着需要商榷的地方。

叶适当时的官职是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品级很低。不是言官，也没有责任出来发言。然而此时叶适毅然出场，为朱熹辩护。他写了《辨兵部郎官朱元晦状》一文，上书孝宗。

在这篇文章中，叶适阐明自己要为朱熹辩护的原因：“盖见大臣以下，畏栗凶焰，莫敢明辨。积在厉阶，将害大体尔。”然后据实力争，仗义执言，指出林栗所述完全是造谣中伤；同时指出朱熹聚徒讲学，是为国家计，为人才计。“臣闻朝廷开学校，建儒官，公教育于上。士子辟家塾，隆师友，私淑支持于下，自古而然矣”，所以林栗给朱熹扣上那么多政治帽子完全就是不对的。

他指出林栗此举最大的危害在于给朱熹的学说扣上“道学”的帽子，以伪学之类的罪名来打击学者。这种做法“利害所系，不独朱熹”，危害的是整个学术群体。

叶适的发言激起了很多官员的正义心，他们也纷纷上书指责林栗的行为。孝宗本来是袒护林栗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只好将他外放，这件事情总算是了结了。

叶适的这种精神是值得赞许的，他的忧虑并非，而是深有远见。因为几年之后一场大规模的政治风暴席卷整个学术界，极大地摧残了学术生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元党禁”。

庆元是宋宁宗的年号，1195年宁宗登基。韩胄与赵汝愚都是拥立有功，但是二人嫌隙日深。后来韩胄将赵汝愚排挤出去，一人当政，独揽大权。他把那些持反对意见者都称为“道学之人”，斥道学为“伪学”，禁毁理学书籍。后来还制定了伪学逆党籍，名列党籍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凡与他们有关系的人，也都不许担任官职或参加科举考试，前后共6年之久。

名列党籍的人既包括朱熹这样的理学家，也包括叶适这样的事功学派。大学者几乎无一幸免，对南宋学术造成了极大程度的破坏。

往事已矣，但是却给我们沉重的问题去思考。《辨兵部郎官朱元晦状》这篇文章理应流传千古，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即要想维护一个健康正常的社会环境，必须坚持这样一个原则。即虽然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我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叶适是在维护一个良好的学术生态，他认为学者有权利来创新学说，并向前来求学的人传播自己的学说。实际上就是在维护学者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维护学术的尊严。

宋末著名学者黄震曾经评论道：

水心（叶适）非言官，又所学与晦翁不相下，非平昔相党友者。一旦不忍其诬，出位抗言，廷斥不少恕。此当与汲长孺面责公孙弘、张汤者同科。呜呼，壮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