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法是一种维护私有权世代相传的法律制度，它是“以私有制为前提”，“以非常确定的物质关系为基础的”。继承法所以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因为继承权 与财产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继承权之所以具有社会意义，只是由于它给继承人以死者生前所有的权利，即借助自己的财产以攫取他人劳动成 果的权利。” 以前的历代继承制度，都是以宗祧继承为前提而兼及财产继承。至，由于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私有权观念的深化，作 为维护私有权转移的继承法也必然发达。宋代的继承法虽然承袭了不少的法规，但它又有自己的时代特点。虽然宗祧继承对财产继承的原则、继承人的范围、继 承权的取得、遗产的分配等仍然发生着影响，但在某些方面财产继承已成为继承的主要内容，而且宋代继承法规的完备也是前代无以伦比的。本文试就宋代财产继承 方面的法律进行探讨，不妥之处，请加指教。

一、遗产继承和共产分析

中国封建社会，历代封建国家都把家庭作为统治 的社会基础。所以都提倡累世同居，不主张财产分散。因此，维护家族共有财产制度成为封建立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宋承唐制，在《宋刑统》中就明确规定：“诸祖 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用法律的强制力严格禁止子孙分家析产。《名公书判清明集》（下简称《清明集》）中也说：“准法，父母在不许别 籍异财者，正欲均其贫富，养其孝弟而已。”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家庭一般不分异家产，只有在父祖亡殁之后，大家庭无法继续维持时，才会发生子孙分家析产的 问题，而这时的分家析产却又往往和遗产继承7昆在一起而成为同一个内容。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多是一些世代相传的大地主、大官 僚士大夫家庭，而在江淮以南的其他地区和贫民百姓之中，却并非如此。我们从宋代的一些诏令和官僚士大夫的上章中足以看出这一点。宋太祖乾德六年（968） 六月十一日的诏令中说：“近者西川管内及山南诸州相次上言，百姓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孙别籍异财，仍不同居。”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一月癸丑的 诏令中也说：“川峡民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者，前诏并弃市，自今除之，论如律。”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五月十一日太常博士王告亦说：昨通判桂州， 按伪刘时“凡民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始娶，便析产异爨。”大观三年（1109）五月十九日臣僚们又说：福建路风俗赳烈，“家产计其所有，父母生存， 男女共议，私相分割为主，与父母均之……建州尤甚，曾未禁止。”我们从《元典章》承继条中也可以看出南宋时江南地区的这种情况。至元二十五年（1288） 正月，中书省据王良辅陈言：“新附江南地面，多有所生儿男娶妻之后与父母另居……今新附地面循习亡宋污俗尚然不悛。”这说明在江南广大地区，父母在子孙别 籍异财的现象是很普遍的，虽然宋廷多次严令禁止，但宋代始终并未能改变这种状况。在这些地区，儿女分家析产和对父祖的遗产继承，则又成为两个不同内容的问 题。所以对宋代的家产分析和遗产继承，不能简单的混在一起。

在不曾分家析产的共有制家庭中，遗产的内容主要指共有财产中的田产、房 屋、邸店、牲畜、家具及锅碗瓢盆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它既是家族成员的共有财产（由家长掌管，子孙无权随意消费和处分），也是父祖死亡之后诸子继承的对 象。对于父祖以外的其他家庭成员的私有财产，法律不准许作为共有财产进行分析和继承。宋《户令》中规定：“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这一规定，实际上法律 承认了在共有制大家庭中子孙私有财产的存在，但从妻族所得的随嫁财产，必须“并同夫为主”，由其丈夫自由支配。另外，凡是父祖“愿以田宅充奉祖宅响祀之费 者，亦听官给公据，改正税籍，不许子孙分割典卖”。这一部分作为响祀的田宅，自然也不在分析和继承的范围之内。

父母在，子孙已分家析 产的人户，其遗产的内容就只有父祖在析产时留下作为养老的田宅了。对于这一部分田产，父祖有任意处分的权利，但多数情况是在父母亡殁之后用做丧葬之费，如 有剩余，诸子才可再次进行分配。这就是子孙分家析产之后遗产继承的内容。这种情况，自然在江南地区比较普遍。

二、遗产继承的一般原则

宋代遗产继承中遵行的一些原则，不少在中唐以后已经出现，但它与高度发展了的宋代封建经济相适应，又表现出自己的时代特点。

（一）诸子均分，女得其半的分配原则.自汉以后，在财产继承中，一直采取了“诸子均分”的原则，《宋刑统》引《户令》中规定：“诸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 弟均分。”即对父祖财产继承，不分嫡庶、不分长幼，即使是“遗腹之男”，都平均分配。而对“其未娶妻者，别与聘财；姑姊妹在室者，减男聘财之半”。而刘克 庄在一个判例中说：“在法，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合得男之半。”并说田县丞身后财产，“依诸子均分之法，县丞二女合与珍郎共承父分，十分之中珍郎得五 分，以五分均给二女”。这里显然不是指的聘财的一半。从一些判例中可以看出，这个新的遗产分配原则，在南宋时的江南地区是被广泛承认和执行了的。这证明宋 代在室女的遗产继承地位是大大提高了，它打破了以前把宗祧继承作为取得财产继承权前提的限制。但它也并没有完全摆脱掉宗祧继承的影响，正是由于女子仍然没 有宗祧继承的资格，所以在财产继承中只能得到男子的一半。即使如此，女子毕竟获得了继承祖业的权利，比起把女子从继承中完全排除出去，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 步。

在财产继承中，宋代法律强调了子女对父祖应尽的义务。《清明集》书判中讲：“父之所以生子者，为其生能养己，死能葬己也。”“生 既不能养，死又不肯葬，父子之道固如是乎？人伦天理至此灭矣”。从封建伦理道德出发，对一些不尽生养死葬义务的子女，都被剥夺了继承权。如王有成“昨因不 能孝养父母，遂致其父母老病无归，依椟女婿，养生送死皆赖其力”。因此官府根据“其父之遗嘱，其母之状词，官司之公据”作出判决：“子不能孝养父母而依椟 婿家，则财产当归之婿。”并令王有成对其父母在女婿家所用的“衣食之奉，殡葬之费，咸仰给焉”。这个判决，不仅剥夺了王有成对其父母财产的继承权，而且责 令其偿还父母衣食殡葬之费，从经济上又对他进行了惩罚。又如“文卿姓祝，不父其父，而欲认姓毛人为父……三十年间不与父同居，不与兄弟相往还，此何等父子 也”。而文卿却“妄求其产业”，因此“勘杖一百”，“如欲姓毛，一任其便，但不可求分别人物业耳”。这两个判例说明，在宋代北京富家女胡雅捷财产继承中，如果子女对父母不 能尽生养死葬的义务，就没有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