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受命即位，可谓顺利。但此时大宋王朝国力日衰，内外交困，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神宗胸怀大志，想通过变法使国富民强，其在位的18年都在进行着改革。然其意志不坚，缺乏雄心大略，变法几经反复，终未能贯彻始终。至其死也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受命即位立志图新

庆历八年（1048）四月戊寅，神宗赵顼生于濮王宫。祖父仁宗给他取名仲铖。嘉八年（1063），赵顼侍英宗入宋神宗居庆宁宫。英宗继位后，赵顼被授予安州观察使，封安国公。同年九月，加忠武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淮阳郡王，改名顼。治平元年（1064），进封颍王。

少年时的赵顼非常好学，喜爱读书，关心天下大事，以致天晚忘记饮食，父亲英宗曾因此遣内侍劝阻。随着年龄的增长，神宗越来越多地看到国家衰弱不振，对辽国和一再妥协退让，他的心中开始有了扭转这种局面的愿望。

治平三年（1066）十二月，英宗病重，一连几十天不能视朝。辅臣入问起居。韩琦奏道：“陛下久不视朝，中外犹疑，宜早立皇太子以安众心。”英宗默默点头。韩琦便请求英宗亲笔书写手诏。英宗写道：“立大王为皇太子。”韩琦说：“立嫡以长，圣意既属颍王，烦请圣上亲自写明！”英宗又在后批上三字：“颍王顼。”韩琦即召内侍高居简授以御札，命翰林学士起草诏命，正式策立神宗为皇太子。

一个月后，英宗病危，左右大臣急忙派人召太子进宫。太子尚未到，英宗的手忽然动了一下。大臣曾公亮愕然，连忙告知韩琦，恐怕英宗还活着，要派人阻止去召太子。韩琦十分镇静，他果断拒绝了这一建议，说：“如果先帝复生，那就是太上皇。”

身为太子的赵顼被召之时，前景并未明朗，他便对家人嘱咐道：“谨守我的门户，如果皇上已有适当的继位人，我还要回来的。”可他这一去就再没回来，留在宫中做了18年的皇帝。

神宗即位之时，社会矛盾已经比较尖锐。从开国至神宗之时，已有107年，宋初以来就出现的冗官、冗兵、冗费现象愈演愈烈，积贫积弱的政治局面已经形成。宋初制定的一系列制度，即所谓的“祖宗之法”已不适应当风流仙路时的社会现实，必须自上而下进行较大的调整。只有在政治、财政、军事等方面进行一些改革，才能有效地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宋·同姓诸侯王子印这一点，其实仁宗、英宗都已经看到了。但改革必然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将引起既得利益者、官僚权贵的反感和对抗。仁宗时的庆历新政就是由于强大的阻力很快流产了，主持改革的也被迫出京。从那以后，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神宗即位，正是风华少年，血气方刚，有一股锐意求治的胆略。即位之初，他就下求言诏，广泛听取建议，以期真正有所作为，干一番事业。同时，他渴望一个有才识有气魄能够全力襄助他改革的大臣作为臂膀。在这种情况下，多年怀才不遇的脱颖而出了。王安石，字介甫，江西临川人，出身于地方官吏之家。父亲王益为人正直，嫉恶如仇，对他的性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年轻时的王安石才气过人，能文善武，多才多艺。17岁时，他随父亲到了江宁，年方弱冠的王安石以天下为己任，想要做一番大事业。他感悟到光阴易逝，功业难成，于是谢绝了一切庆吊往来的社会应酬，发奋博览群书，钻研治理国家的学问。22岁王安石考中进士，5年后任鄞县知县。在任期间，他兴修水利，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在春天青黄不接之际，他将县属粮仓中的粮食借给农民，给以较低的利息，秋后返还。这种做法既可以让借贷者免去高利贷者的重利剥削，农业再生产得以实现，又可使国库粮仓的粮食得以新陈相易。王安石因此在当时小有名气。后王安石调任舒州通判，看到大地主、大商人对农民的残酷盘剥，社会贫富悬殊，他逐步形成了抑制土地兼并的变革思想。王安石在地方为官多年，亲眼看到当时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到京城开封任三司度支判官的第二年春天，他就给当时的皇帝仁宗写了洋洋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上疏中，王安石指出天下财力困穷，在于吏治败坏，法度败坏。当文臣的不懂武事，而把边防重任交给“奸悍无赖”之人，且恩荫制度下的官吏不学习知识技能，只凭家族关系做官，对于治理之道。当时，他主张改革官吏选拔制度，任用真正有才能之士治理国家。但是人微言轻，王安石的上书没有引起宋仁宗的重视，也没有被执政大臣所注意。

当时，王安石与韩绛、吕公著以及时任颍王府记室的韩维等人相友善。神宗赵顼未即位以前，常与侍臣议论天下大事，很赞赏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后来，韩维任右庶子，又推荐王安石代其为官。神宗于是想见见王安石。登基之初，神宗就立即起用王安石，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不久神宗又召王安石入京，命为翰林学士兼侍讲，让他随时向自己陈述政见。

君臣同心介甫得志

神宗求治心切，非常好学，经常向大臣们征询改革的意见。他立志要做一个那样大有作为的明君，改变真宗、仁宗以来政纲松弛的局面。最初，神宗也曾想取得富弼等元老重臣的支持。熙宁三年，郑国公富弼入朝觐见。神宗念他是先朝老臣，特许可以让他坐轿到殿门前，并令其子上前扶掖进殿。富弼老成练达，久经政务，神宗就向他请教治国安邦的办法。（富弼）对曰：“人主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测，则富弼奸人得以附会。当如天之监人，善恶皆所自取，然后诛赏随之，则功罪无不得其实矣。”又问边事，对曰：“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

神宗听罢，大失所望，遂不再幻想从那些老于世故、因循守旧的老臣那里得到改革的支持。

相比之下，王安石才高学富，久负天下盛名，很多士大夫都对他寄予厚望，希望能由其出来执政，以改变现状。当时，的学生刘安世就说过：“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王安石）不作执政为屈。”司马光在给王安石的信中也称赞王安石：“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命咸被其泽也”，可见，王安石已是众望所归的人物。

因此，第一次召见王安石时神宗就恳切地说：“朕早就了解你的才华和为人，你有什么好的意见和设想，就告诉朕，不要有什么顾虑。”

他然后问道：“你看我们现在应该从哪儿下手治理天下呢？”

王安石答道：“应当先选择正确的策略。”神宗说：“唐太宗何如？”

王安石说：“陛下当以尧、舜为榜样，为什么拿唐太宗做样子呢？尧、舜之道，简明而不繁琐，容易做到而不繁难。但末世学者不知其中的道理，往往认为是高不可攀。”

王安石的一番话，令神宗耳目为之一新。接着，他又问王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间没有大的变动，使天下太平，是用的什么治道呢？”王安石请求神宗让他三思后再予答复。

不久，神宗看到了王安石殚精竭虑的上疏《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大意是说，太祖善于知人，指挥付托，必尽其材。变置施设，必当其务，故能驾驭诸将帅，对外御夷狄，对内平诸侯。他去除苛政，禁止酷刑，废除强横的藩镇，诛灭贪残的官吏，并亲自以简明为天下先，其政令全以利民为目的。其后，太宗光义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宗，无有逸德。所以，大宋王朝能够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

神宗看了很高兴，又向王安石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法，王安石只简略地作了些回答，神宗大为赞赏，夸道：“你说得实在太好了，这都是朕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啊！你能详细地对我说说解决的办法吗？”

王安石说：“陛下，一时也难全讲明白，希望陛下以讲学为事，讲学既明，解决的办法也就不言而喻了。”

神宗欣然同意，于是王安石就为其讲解《礼记》，虽然王安石在讲述中多次非难书中所记，但神宗亦以为然。当天，神宗留下王安石，谈起了用人之道。神宗说：“唐太宗得到魏徵，得，然后才可大有作为。”

王安石答道：“陛下如真能像尧、舜，则必有皋、夔；真能像殷高宗武丁，则必有傅说。至于魏徵与诸葛亮，又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却常患无人可以襄助治理者，是因为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夔、稷、契、傅说之类的贤人，也会被小人埋没掉。”

神宗感叹地说：“什么朝代会没有小人？即便是尧、舜之时，还有四凶存在。”

王安石说：“只有辨别四凶而诛之，才真正是尧、舜的高明之处。若使四凶肆无忌惮，那皋、夔之类贤人又岂肯苟食俸禄以终身？”神宗明白，王安石希望他像尧、舜那样，能诛灭奸凶，使真正的贤人可以安心地辅佐他。王安石要神宗直接效法上古的尧、舜，是为了打起传统的“法先王”的旗帜，在这面冠冕堂皇的大旗下进行实际的改革，以使自己在同守旧派的斗争中处于理论上的有利地位。

经过与王安石的多次讨论，神宗坚定了发动变法图强的决心。不久，他就提升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让他进入最高执政机构，实行变法。接着，他又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的指导机构，让王安石、陈升之负责。王安石素与吕惠卿友善，便对皇上推荐，于是神宗命吕惠卿任条例司检详文字。这样，影响深远的“熙宁变法”（熙宁是神宗的年号）便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了。

推行新法艰难前行

在神宗的亲自督促下，王安石提出并推行了一整套新法。这些新法主要分为富国、强兵和改革科举制度三部分。这些新法全都由神宗和王安石共同制定，是神宗的主要政绩。其中，富国部分包括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和方田均税法。强兵部分包括将兵法、保甲法和保马法。新的科举制度则主张以经义取士，应试者不再考试诗赋、帖经、墨义之类，而以《诗》《书》《易》《周礼》《礼记》为本经，以《论语》《》为兼经，试图改变那种“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的状况。同时，神宗还对太学进行了改革，实行“三舍法”。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向神宗哭诉：“王安石是要用新法搞得天下大乱！”初入学的为外舍生，不限名额。外舍生经过考试升为内舍生，名额200人。内舍生考试合格升为上舍生，名额100人。上舍生中品行优异者可不经考试直接授以官职。

对于改革的困难，虽然神宗有思想准备，但他没想到在改革之初，几乎各项新法都遇到了激烈的反对。御史中丞吕诲竟然气冲冲地在神宗面前历数王安石的十大罪状：慢上无礼、好名欲进、徇私抱怨、专戚害政等等。当时，某地发生了地震，保守派就把这事同新法牵扯到一起，说什么王安石变法得罪了老天爷，老天爷发怒了；有的地方发生旱灾，灾民被迫逃亡，有人就专请画工画了幅《流民图》，作为密件呈送神宗，说：“变法造成了旱灾，只要罢免王安石，停止变法，老天就会下雨。”攻击的人多了，神宗就有些犹豫起来。有一次，他说道：“外面有很多人都在议论，说我们不怕天变，不听人言，不守祖宗之法，你认为是怎么回事呢？”王安石劝神宗不要相信那些谣言，他说道：“灾害不过是自然现象，不是人为造成的；只要自己做得对，不要在乎别人的议论，祖宗的规矩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能死抱着不放。”

与此同时，由于新法本身存在的不足，变法也遭到了一些正直的大臣的反对。原是王安石所引用，任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但他极力阻止青苗法的推行。老将韩琦也上书抨击青苗法。此外，新法中的科举制度也遭到反对。王安石的好友司马光，也公开反对他的新法。保守派大臣们反对新法，王安石早预感，但是他没想到改革派内部竟然出现了分割。这对神宗的打击是格外沉重的。神宗再不像前几年那样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有时甚至不重视他的意见了。王安石对神宗慨叹道：“天下事像煮汤，下面加一把火，接着又泼一勺水，哪还有烧开的时候呢？”但神宗仍在犹豫疑惑。

无奈之下，王安石屡次要求辞职，神宗不允，熙宁九年（1076）六月间，王安石的儿子壮年而逝，王安石悲痛欲绝，无法集中精力过问政事。神宗只好让王安石辞去相位，出判江宁府。第二年，王安石辞去官职，此后神宗再也没有见到过王安石。

亲自操刀壮志未酬

王安石离开朝廷后，神宗继续主持新法，直到神宗去世，整整十年间，新法由神宗一人力行。这一时期的变法已从前期的理财为主转为改革官制与强化军兵保甲为主。神宗对新法作了一些改变，王安石在位时的新法以抑制兼并为中心，神宗的改制则着力于加强宋王朝的国家机器。

神宗当时30岁，正是而立之年，而且经过几年的执政，他也积累了一些实际经验，在政治上渐趋成熟。首先，神宗对官制进行改革，实行三省六部制，并对枢密院、九寺五监、监察机构等进行了适当的改革。宋初设置大量的机构，是为了使宰相宋代武士复原图和各部的权力分散，并相互牵制，以便皇帝能够大权独揽。到神宗时，宋朝已建立百年之久，其统治早已巩固，这时迫切需要建立较为集中统一的行政体系，使皇帝有时间和精力去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新官制更有利于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其基本制度一直实行到宋朝末年，未做大的变动。官制改革后，神宗继续推行新法，采用免役法等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到元丰七年（1084），所收的役钱比熙宁年间多三分之一。神宗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其富国强兵的总目的与王安石是一致的。但在抑制兼并这一点上，他没有王安石坚决，一旦遇到强烈反对，往往中途动摇。神宗既想增加财政收入，又不愿损害上层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结果，只有将负担转嫁到下层人民身上。

自真宗以来，宋对辽和西夏一味妥协，神宗对此慨叹万分。他立志要统一中国。在位期间，神宗亲自主持了两次大的军事行动，一是对交趾的反击战，一是对西夏的进攻。

交趾位于今越南北方地区，从宋仁宗末年以来，不断向宋朝边境进行劫掠。大中祥符三年（1010），交趾李朝建立，不断侵扰广西沿海。熙宁八年（1075）冬，交趾集十万重兵，由水陆两路进攻今广西。水路由辅国大尉李常杰统领，从永安（今越南芒街）渡海攻克钦、廉（今广西合浦）二州。陆路由宋为率领，从机榔猛扑太平（今广西崇左境）、水平（今广西宁明境）二寨，进围邕州（今广西南宁）。宋知州苏缄率兵民守城40余日，最后自焚殉国。交趾破城后，杀害当地居民5.8万余人。其后，宋以郭逵统兵反击，于次年十二月，逐交趾军出钦、廉、邕3州。大中祥符十年（1017）二月，宋军收复广源州（今广西靖西南部与越南交界处），追至富良江，宋军以抛石机发射石子，击毁交趾军战船，大败交趾军，俘获了李朝太子李洪真。交趾王李乾德投降，被迫向宋上表谢过，继续纳贡。宋从此不再受交趾的侵扰。

西夏文字然而神宗对西夏的用兵，形势却大为不相同。熙宁六年（1073），王韶率领宋军进军1800里，占领了宕、岷、叠、洮等州，招抚大小藩族30余万帐。这是自北宋开国以来对辽、夏战争中的空前大胜。元丰四年（1081），西夏惠宗欲将河、洮等州黄河以南的土地还给宋朝。梁太后反对，将惠宗囚禁。延副总管种谔于是上疏宋神宗，认为攻夏时机已到。宋神宗为其所动，决定攻夏。元丰四年七月，宋神宗命李宪为主帅，出熙河路；高遵裕出环庆路，刘昌祚出泾原路，受高遵裕节制；王中正出河东路，种谔出延路，受王中正节制；五路并进，会师灵州（今宁夏青铜峡东）。

这五路将领中，李宪与王中正是宦官，高遵裕是外戚（宋神宗的外叔祖），都是神宗至近的人，不懂得军事指挥。宋神宗如此用人，其结果也就不言自明了。

八月，宋军开始行动。种谔率军9万余攻克米脂城。十月，兵至石州（今陕西横山东北），因军粮不继，又遇大雪，将士冻饿而死之人很多，大军溃败，生还者仅3万。王中正率部渡无定河北行，入宥州（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南），粮草断绝，死亡达2万人，溃不成军。高遵裕率部近9万，十月进抵韦州（今宁夏同心东北），也因军粮不继，扎营旱海等待接济。刘昌祚率蕃汉兵5万，在宋夏边境击退西夏3万兵马的阻击，十一月，先于高遵裕部至灵州城下，前锋几乎夺门而入。但高遵裕为夺头功，不许刘昌祚攻城，白白坐失了良机。随后，高遵裕指挥围城18天，久攻不下。其时，西夏军决黄河以灌宋营，并断了宋军粮道。大批宋军冻溺而死，生还者仅一万三千余人。身为主帅的李宪统兵十余万，在九月收复兰州古城后，却按兵不动，十一月才进抵天都山（在今宁夏海原境）。此时高遵裕、刘昌祚已败，宋代攻、守城器械李宪于是接诏回师。灵州之役，宋军也并非一无所获。宋军在东北方向取得了米脂等四寨，打通了北进横山的通道；在西北方向控制了兰州，扩大了从腹背压迫西夏的范围。但相比之下，宋军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灵州惨败，宋神宗并不服输。元丰五年（1082），延路经略安抚使与副使种谔建议在横山一带筑城，作为进击西夏的前沿阵地。宋神宗即派给事中徐禧与宦官李舜举前往经营。徐禧到后，认为永乐（今陕西米脂西北）可以筑城。沈括与种谔则认为永乐易攻难守，不宜筑城。徐禧不听，八月十五日开始筑城，14天后完工，宋神宗赐名“银川寨”。十余日后，西夏发兵数10万攻打永乐城。当时守城宋军仅3万。沈括建议弃城诱敌；大将高永能建议在西夏军尚未成列时出击；将领曲珍建议在西夏铁鹞子军渡河将半时出击。但是，三人的建议均遭徐禧否决。不久，永乐城水源被西夏军切断。曲珍又建议宋先袭击西夏军最后面的老幼，再遭徐禧否决。城中断水，渴死的人占百分之六七十。九月二十日，西夏军攻破永乐城，宋军几乎全军覆没，徐禧、李舜举、高永能死于乱军之中。

前线的败报传到宋朝廷，神宗悲痛难忍，竟临朝大哭。从此，神宗彻底丧失了先前的雄心，仍旧维持原来对西夏的和议，每年向西夏交纳财物。西北边境军事上的失败，使神宗在精神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夜不能寐，一病不起。元丰八年（1085）三月五日身染重病的神宗去世。在位计18年。

宋神宗即位之初，雄心不已，一心想使国富民强，并且大力支持王安石变法，使国力得到提升，经济得到了发展。但其缺乏雄才大略，魄力不足，不敢沿着变法的路线继续走下去，致使变法中途而废，最终壮志未酬而身先死，不能不令人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