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志节――为末代王朝殉节者,以宋为最_《李国文说宋》宋朝的志节――为末代王朝殉节者,以宋为最_《李国文说宋》

宋朝的志节――为末代王朝殉节者,以宋为最_《李国文说宋》

在《清史稿`忠义十》的最后,有两位殉清者,均为文人,对以杀戮起家的爱新觉罗王朝来说,为其在终结之日,增添了一点儒雅韵味。
按道理,这样一个统治中国近三百年,入主中原的异族王朝,在其谢幕之时,总该有几位的决策之士,执掌国政的机枢之流,为王朝走到这一步承担责任才是。没有一个王爷或者大臣,为之上吊服毒,抹脖自尽,也没有一个都督或者总兵,为之举枪自杀,饮弹身亡。谁也想不到,补上忠义这一课,主演这出末日节烈的挑大梁者,却是两位既非翰林,也非学士的一般文人:一为其文不着的梁济(为近人梁漱溟之父),一为其名不大的,属于比小人物大一点,比大人物却小得多的中不溜秋之辈。因之,王朝闭幕,曲终人散,如此草草了事,不免有点凄凉。

古人言,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看来,大清王朝混得有点惨,竟找不出一位不怕死的忠臣,只好由两位不怕死的文人顶缸了。

这两位以死效忠大清王朝的文人,首先其选择的自杀地点和自杀方式,就不令人振奋。梁之沉于北京西城积水潭,王之溺于颐和园昆明湖,与之投汨罗江,与老舍之跳太平湖,如此不约而同,如此殊途同归,不禁让人感叹中国文人之无奈。一个人想死,方法多种多样,为什么都要选择赴水而逝、饮恨而亡一道呢?其实,大义凛然的这两位,完全可以殉出来一个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效果,然而,从屈原起,到老舍止,中国文人所以只能这样窝囊地死,因为长就的骨头生就的肉,借给他胆子也不敢闹出什么大动静,于是,只有采取赴水这种多为弱者所用的手段。想想,也颇悲哀。其次,他们殉节所选择的死亡时间,也不免太晚,大有黄花菜已凉的感觉。通常,国亡时殉国,城破时殉国,拒降新朝殉国,复辟失败殉国,这两位之死,梁为公元1918年,斯时已七年;王为1927年,斯时民国已十六年了。离王朝终结那天,相距七八年,十几年,时过境迁,已无任何耸人听闻的意义。

我翻了一下王国维自沉后的《奉天时报》,大篇幅介绍的是京剧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在北京前门外新民戏院演出时装戏《摩登伽女》,轰动京城。王国维的殉国义举只字未提,与数年前梁济从积水潭捞起来的情景大致相似,整个社会无声无息,全体公众了无反应。因为大清王朝被推翻,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你若对这些“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小市民,问他王国维何许人也,梁济何许人也,肯定是大晃脑袋,一问三不知。

显然,对这两位很晚的死,冠之以“殉”,已无任何意义。

但《清史稿》却定性这两位为殉国之士,为义民,那个以末代皇帝为招牌的小朝廷,还装模作样地赐谥追褒,这当然是一种黑色幽默。其实,当人们已经淡忘脑后曾经拖着的那根辫子的时代,二位才扑通一声跳进湖里,除了个人具有作秀意义之外,那些曾经做过大清王朝的臣民,如今又成为中华民国的百姓,照旧吃他的炸酱面,照旧喝他的二锅头,正如闻一多诗《死水》所写那样:“这是一泓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跳了,也就跳了,死了,也就死了,人们对这两位跳水者和他俩尽忠的前朝,已无任何兴趣。这个近三百年的王朝,如此快速地不得人心,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不过,遗老们编撰的这部《清史稿》,还是给二位留下了几行记载:

梁济,字巨川,广西临桂人。十一年举顺天乡试,嗣后为内阁中书十余年,不迁。三十三年由内阁侍读署民政部主事,升员外郎,在部五年,未出缺。逊位诏下,辞职家居,岁戊午,年六十,诸子谋为寿,止之不可,避居城北隅彭氏宅,先期三日,昧爽,投净业湖(即积水潭)死,时十月初七也。遗书万余言,倦倦者五事,曰民曰官曰兵曰财曰皇室,区划甚备。

王国维,字静安,浙江海宁州诸生,少以文名,弱冠适时论谋变法自强,即习东文,兼欧洲英德各国文,并至日本留学。壬戌冬入南书房食五品俸,屡言事,皆褒许。甲子冬遇变(即冯玉祥率军逼宫逐溥仪一事),国维誓死殉,驾移天津,丁卯春夏间时局益危,国维悲愤不自制,于五月初三日自沉于颐和园之昆明湖。家人于衣带中得遗墨自明死志,曰“五十之年,止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云云。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隆裕下诏逊位,民国开始纪元,这两位殉清“义士”,为什么没有马上就杀身成仁呢?我想:首先,梁、王在清廷这架统治机器里,自忖乃微末之士,非显赫之流,在前朝文武眼中,不过小八腊子罢了。那些王爷宗室不殉,那些高官勋爵不殉,那些阁老大员不殉,那些将军藩镇不殉,一向谨慎行事的这两位,不能不考虑,抢这个效忠就义先行者的死誉,会不会有出风头之嫌?其次,我不敢武断这两位抱苟活之心,存侥幸之意,打算在新朝另求发达,但看一看,试一试,等一等,不急于即刻殉国之念头,肯定是有的。最后终于走到这一步,其实已不完全是初始的以死明志,而是夹杂以对新朝的彻底绝望,以及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个人烦恼。也许,死为最好的解脱,遂一头栽进湖里,给自己画了个句号。

在中国历代王朝最后覆灭的时刻,总有或多或少慷慨激昂、高风亮节、视死如归、英勇赴义的殉节者出现,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有许多可钦可佩的人,但在这部《清史稿》中,殉节者之少,少得令人尴尬。最后一章《忠义十》,记录这个王朝末日的殉节者,也只有张传楷,直隶青县诸生;孙方楷,山东益都人;王乘龙,福建龙溪人;赵彝鼎,江苏江阴人;施伟,江苏高淳诸生;李泽霖,广东香山诸生;胡穆林,湖北江陵诸生,以及杭州望江门更夫某等,以殉节者身份进入这部官方史册才得区区八人,真是可怜得很。

而且这其中最堪玩味者,第一,没有一个天子脚下之人舍命亡身,为爱新觉罗王朝殉难。难道京城之人,由于太过于聪明世故,而装聋作哑?第二,没有一个满洲人后裔为其祖先的江山变色痛不欲生。难道,提笼遛鸟的八旗子弟果然养尊处优以致身心俱废,百无一用,也就彻底颓废,而假作痴呆?这就是清人赵翼在《廿二史记》卷三十《元末殉难者多进士》中指出的“元代不重儒术,延yòu中,始设科取士。顺帝时,又停二科始复,其时所谓进士者,已属积轻之势矣,然而末年仗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在赵翼所抄录的殉难者名单中,除了一个蒙古籍进士外,全是汉族的读书人。看来,作为外来的统治者,元末、清末,殉难者寥,死节者少,也是情理之中事。

明末,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明十七年(1644)三月,攻陷北京,朱由检在煤山自缢身亡,痛哭失声者,悲愤莫名者,张皇出逃者,从死殉国者,整个北京城顿成地狱,绝对是世界末日来临的景象。而宣统三年(1911)大清帝国宣告结束,京城内外,若无其事,士农工商,毫不在意。除了龙旗换成五色旗外,店铺照常营业,戏院仍旧客满,饭馆依然满座,八大胡同的姐姐们,一如往常地送往迎来,花枝招展。而在清人谷应泰所编的《明史纪事本末》卷八十的《甲申殉难》一章中,这个月却是北京城建城以来最血淋淋的死亡之年。

其中那些惨绝人寰的细节场面,令人不忍卒读:

一、怀宗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丁未,贼李自成陷京师,帝崩于煤山,大学士兼工部尚书范景文死之。初,贼犯都城,景文知事不可为,叹曰:“身为大臣,不能从疆场少树功伐,虽死奚益?”十八日召对,已不食三日矣。饮泣入告,声不能续。翌日城陷,景文望阙再拜,自经,家人解之,乃赋诗二首,潜赴龙泉巷古井死,其妾亦自经。

二、户部尚书兼侍读学士倪元璐闻难曰:“国家至此,臣死有余责。”乃衣冠向阙,北谢天子,南谢母。索酒招二友为别,酹汉寿亭侯像前,遂投缳。题几案云:“南都尚可为。死,吾分也。慎勿棺衾,以志吾痛。”因诏家人曰:“若即欲殓,必大行殓,方收吾尸。”乃缢死。三日后,贼突入,见之,颜色如生,贼惊避他去。一门殉节,共十有三人。

三、左都御史李邦华闻难,叹曰:“主辱臣死,臣之分也,夫复何辞!但得为东宫导一去路,死,庶可无憾已矣。势不可为矣。”乃题阁门曰:“堂堂丈夫,圣贤为徒,忠孝大节,矢死靡他。”乃走文丞相祠拜,再拜,自经祠中。贼至,见其冠带危坐,争前执之,乃知其死,惊避去。

四、左副都御史施邦yào闻变恸哭,题词于几曰:“愧无半策匡时难,但有微躯报主恩。”遂自缢,仆解之复苏,邦yào叱曰:“若知大义,毋久留我死!”乃更饮药而卒。

五、大理寺卿凌义渠闻难,以首触柱,流血破面,尽焚其生平所着述及评骘书,服绯正笏望阙拜,复南向拜讫,遗书上其父,有曰:“尽忠即所以尽孝,能死庶不辱父。”乃系帛奋身绝吭而死。

六、刑部右侍郎孟兆祥,贼犯都城,奉命守正阳门。贼至,死于门下。妻何氏亦死。其子进士章明,收葬父尸亟归,别其妻王氏曰:“吾不忍大人独死,吾往从大人。”妻曰:“尔死,吾亦死。”章明以头跄地曰:“谢夫人,然夫人须先死。”乃遣其家人尽出,止留一婢在侧。章明视妻缢,取笔作诗。已,复大书壁曰:“有侮吾夫妇尸者,吾必为厉鬼杀之。”妻气绝,取一扉,置上,加绯服。又取一扉置妻左,亦服绯自缢。嘱婢曰:“吾死亦置扉上。”遂死。

七、左中允刘理顺,贼人城,理顺题于壁曰:“成仁取义,孔孟所传。文信践之,吾何不然。”酌酒自尽。其妻万氏,妾李氏及子孝廉并婢仆十八人,阖门缢死。贼多河南人,至其居,曰:“此吾乡杞县刘状元也,居乡厚德。吾军奉李将军令护卫,公何遽死也!”数百人下拜,泣涕而去。时谓臣死君,妻死夫,子死父,仆死主,一家殉难者,以刘状元为最。

八、太常少卿吴麟征,奉命守西直门。贼势急,同守者相继避去。麟征遗友人书曰:“时事决裂,一旦至此,同官潜身远害,某惟致命遂志,自矢而已。”丁未城陷,徒步归,贼已据其邸,因入道左三元祠。时传天子蒙尘,有劝公南归,不应。同官来,招之降贼,怒挥之户外,遂自经。家人救之苏,泣而请曰:“明日待祝孝廉至,可一诀。”麟征许之。先是,祝孝廉渊以奏保刘宗周被逮留京师。渊晨至,麟征酌酒,慷慨与别,曰:“自我登第,时梦见隐士刘宗周题文信国《零丁洋诗》二语于壁,数实为之。今老矣,山河破碎,不死何为!”相对泣数行下,因作书诀家人曰:“祖宗二百七十年宗社,一旦而失。身居谏垣,无所匡救,法应褫服。殓时用角巾青衫,覆以单衾,藉以布席足矣。茫茫泉路,咽咽寸心,所以瞑予目者,又不在乎此也。罪臣吴麟征绝笔。”书毕,投缳死之。渊为视含殓乃去。

九、协理京营兵部右侍郎王家彦,贼犯都城,奉命守德胜门。城陷,家彦自投城下,不死,折臂足。其仆掖入民舍,自缢死。贼燔民舍,焚其一臂,仆收其遗骸归。

十、左谕德马世奇,是日方蚤食,闻变,曰:“是当死。”家人曰:“奈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遂作书别母。侍妾朱氏、李氏盛服前,世奇曰:“若辞我去耶?”二妾言:“主人尽节,吾二人亦欲尽节。”

约数百有名有姓的明末英烈,都在思宗吊死煤山后的几天里殉难,或全家老少,或姻亲戚友,或主仆共命,或数代同堂,皆地走向死亡。史臣谷应泰叹曰:“怀宗宵旰临朝,唏嘘毕命。公主胸,妃后并缢。引经死社稷,遗诏爱百姓。自古亡国正终,未有若斯之烈者。……考其时,阖门同死者:中允刘理顺、新乐侯刘文炳、惠安伯张庆臻、宣城伯卫时春、驸马巩永固、金吾高文采是也。父与子俱死者:少司寇孟兆祥、儒生张世禧是也。母与妻子俱死者:枢部郎成德、金铉是也。妻妾从死者:大学士范景文、左谕德马世奇、简讨汪伟、御史陈良谟、勋丞于腾蛟是也。独身效死者:大司农倪元璐、中丞施邦yào、廷卫凌义渠、少司马王家彦、太常卿吴麟征、庶子周凤翔、给谏吴甘来、御史王章、陈纯德、吏部郎许直、兵马姚成、中书宋天显、滕之所、阮文贵、百户王某、知事陈贞达、经历张应选、毛维张是也。闻难饿死者:长洲诸生许yǎn是也。凡此诸臣者,无论道术素许,至性勃发,位列三阶,荣邀一命,莫不椎心扼吭,追路相从。”

接下来,谷应泰曰:“若乃袁景倩之父子,并歼石头;万里之夫妻,同趋止水。甚者一门伏剑,阖室自焚。虽祖宗豢养之恩,亦怀宗拊循之效也。……又若李国桢斩衰送葬,绝命陵前,王承恩扶服煤山,雉经亭下。以至菜佣汤之琼恸哭梓宫,触石而我的灿烂人生吻戏死,抑何尽节之多也。呜呼!石河西,尽有吾君之痛;风车云马,犹闻杀贼之声。予盖读怀宗之君臣,而叹其亡国之正也。”

朱由检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不大被责备的亡国之君,甚至连李自成,连都讲他的好话。虽然我们知道明朝年后注定亡国的命运不是他所能改变,但是,他的性格上的缺陷,诸如猜忌怀疑、刻薄寡恩;他的政策上的失误,诸如措置失当、用人多变,也加速了明亡的步伐。然而他上吊煤山,着实震撼了中国人,所以,shěng不掩德,“吾君之痛”成为全体中国人之痛,这也是明末殉难者前赴后继之众、杀身成仁之多的缘故。而在宋末,出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壮烈的殉难场面,已不是由于最后三位幼主的感召力了。这也让我们真正理解中国人的节烈观,帝王不过是一个国家的符号,数以十万计的大宋臣民,与末代皇帝叫帝的九岁孩童,一齐在珠江口外的崖门跳海殉难。说到底,已经不是为了这个帝,而是这个国家、民族、江山、社稷,才值得有血性的中国人为之同生共死。

赵翼在《陔余丛考》的《六朝忠臣无殉节者》中考证,宋以前诸朝,做臣子的有点类似公司雇员,你是老板,我忠诚于你,你不是老板,我就不必忠诚于你。也有个别的效忠者,至死不渝,忠诚于旧老板,但绝大多数很自然地向新老板表忠心,人们也都视作正常。“直至有宋,士大夫始以节义为重,实由儒学昌明,人皆相维于礼义而不忍背,则《诗》、《书》之有功于世教,匪浅鲜矣。”所以,他的结论便是,历代殉国者,以宋朝为最。

据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南宋末年,为了抵抗南下的元军,从长江流域节节败退到南海之滨的大宋王朝,守土将士、郡县官吏、志士仁人、普通民众,其尽忠报国之心,其切齿咬牙之恨,其不屈不挠之志,其宁死不降之贞,一直战斗到这个王朝的最后一天。

公元1272年,“襄阳被围五年……民兵部辖张顺、张贵俱智勇……顺等转战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黎明,抵襄阳。城中久绝援,闻顺等至,踊跃过望,勇气百倍。及收军,独失顺,越数日,有浮尸逆流而上,被甲胄、执弓矢,直抵浮梁,视之顺也,身中六箭,怒气勃勃如生。”

公元1273年,“樊城被围四年,城陷,荆湖都统制范天顺仰天叹曰:‘生为宋臣,死为宋鬼!’即所守地缢死。部将牛富率死士百人巷战,元兵死伤者不可计。渴饮血水,转战而进,遇民居烧绝街道,富身被重伤,以头触柱,赴火死。裨将王福见之,叹曰:‘将军死于国事,吾岂宜独生!’亦赴火死。”

公元1274年,“元兵进薄新城……元总管李庭攻破外堡,诸军蚁附而上,都统制边居谊度力不支,拔剑自杀,不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犹力战,悉死焉。”

公元1275年,“元兵攻池州……通判赵卯发知事不济,乃置酒会亲友与诀,谓妻雍氏曰:‘城将破,吾守臣,不当去,汝先出走。’雍曰:‘君为忠臣,我独不能为忠臣妇乎!’卯发笑曰:‘此非妇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请先君死。’卯发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资与弟侄,仆辈悉遣之。元兵薄城,卯发晨起,书几上曰:‘国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妇同死,节义成双。’遂与雍氏同缢死于从容堂。”

公元1275年,“元军攻饶州,知州唐震发州民城守。时元遣使来取降款,通判万道同微讽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负国耶!’城中少年感震言,杀元使者。已而元军登陴,众绵散。震入坐府中,元军执牍使署降,震掷笔于地,不屈,遂死之。”

公元1275年,“初,特进、奉祠江万里,闻襄、樊城破,凿池芝山后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及闻警,执门人陈伟器手曰:‘大势不可支,余虽不在位,当与国为存亡。’至是元军执其弟知南剑州万顷,索金银不得,支解之,万里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镐相继投池中,积尸如叠。”

公元1275年,“江淮招讨使汪立信,闻师溃,江、汉守臣望风降遁,叹曰:‘吾今日犹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宾僚与诀。……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抚案者三,以是失声三日,扼吭而卒。”

公元1275年,“常州告急,文天祥遣部将尹玉赴援……玉收残卒五百人,复鏖战,自夕达旦,杀元军人马,委积田间,玉复手杀娄十人,力屈,被执,元人恨之,横四枪于其颈,以棍击杀之,其部下皆死,无一人降者。”

公元1275年,“元阿珠攻扬州,既筑长围,于是城中食尽,死者枕藉满道,而李庭芝志益坚。”“戊寅,元阿喇罕破银林东坝,戍将赵淮兵败,与其妾俱被执,妾死之。阿珠使淮招李庭芝,许以大官,淮佯诺,至扬州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尔为男子,死则死耳,毋降也!’阿珠怒,杀之。”

公元1275年,“元将宋都木达进逼抚州,都统密佑率众逆战进贤坪,元兵呼曰:‘降者乎,斗者乎?’佑曰:‘斗者也。’麾其兵突进,至龙马坪,元军围之数重,矢下如雨。佑身被四矢、三枪,犹挥双刀,率死士数十人斫围南走,前渡,桥板断,被执。……宋都木达欲降之,系之月余,终不屈。复令其子说之:‘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于市,第云密都统子,谁不怜汝!’怡然解衣请刑,遂死。”

公元1275―1276年,“李芾至潭州,元游骑已入湘阴、益阳诸县,城中守卒不满三千,芾结峒蛮为援,缮器械,峙刍粮,栅江修壁。及元兵围城,芾慷慨登陴,与诸将分地而守,民老弱皆出,结保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义勉将士,死伤相藉,人犹饮血乘城殊死战,有来招降者,辄杀之以徇。”“潭州被围,湖南安抚使兼知州李芾,拒守三阅月,大小战数十合。至是元阿尔哈雅射书城中曰:‘束下以活州民,否则屠矣。’不答。阿尔哈雅与诸将画地分围,决隍水以树梯冲。阿尔哈雅中流矢,创甚,督战益急,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诸将泣请曰:‘事急矣,吾属为国死可也,如民何!’芾骂曰:‘国家平时所以厚养汝者,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复言者,吾先戮汝!’”“春,正月,丁卯朔,元兵蚁附登城。知衡州长沙尹谷寓城中,时方为二子行冠礼,或曰:‘此何时,行此迂阔事?’谷曰:‘正欲令儿曹冠带见先人于地下耳!’既毕礼,乃积薪扃户,朝服,望阙拜已,即纵火自焚。邻家救之,火炽不可前,但遥见烈焰中,谷正冠危坐,阖门少长皆死。李芾命酒酹之,字谷曰:‘尹务实,男子也,先我就义矣!’因留宾佐会饮,犹手书‘尽忠’字为号,饮达旦,诸宾佐出,参议杨霆赴园池死。芾坐熊湘阁,召帐下沈忠,遗之金,曰:‘吾力竭,分当死,吾家人亦不可辱于俘,汝尽杀之,后杀我。’忠伏地kòu头,辞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诺。取酒,饮其家人,尽醉,乃遍刃之。芾亦引颈受刃。忠纵火焚其居,还家,杀其妻子,复至火所,大恸,举身投地自刎。幕僚陈亿孙、颜应焱、钟蜚英皆死。潭民闻之多举家自尽,城无虚井,缢林木者相望。”

翻开南宋王朝最后几年的历史,每一页,每一面,都渗透着鲜红的血、辛酸的泪。这里流淌着的每一滴血,这里跌落下的每一颗泪,都在告诉我们,什么叫节烈,什么叫忠贞,什么叫爱国,什么叫中国人。

公元1279年的3月14日,南宋末代皇帝帝的最后一天。先败于辽,后败于金,再败于元,前后坚持了三百一十九年的大宋王朝终于覆灭的这天,元将张弘范兵分四路,包围住已逃亡到海上的南宋朝廷以及十数万军民。崖山之役后,与这个小皇帝共同赴难,殉国者达十万人之多,明末义民,瞠乎其后,元末清末的那些赴死者,包括梁济、王国维者,真是不值一哂。如今,我们读明人陈邦瞻撰《宋史纪事本末》的“二王之立”末段,尽管时隔七百三十多年,犹能感受到帝国末日那天,那敌酋压境、难逃虎口、大海茫茫、无路可走、命悬一发、生死绝杀的恐怖气氛:

(张)世杰遣小舟至帝所,欲取帝至其舟中,旋谋遁去。(陆)秀夫恐来舟不得免,又虑为人所卖,或被俘辱,执不肯赴,秀夫因帝舟大,且诸舟环结,度不得出走,乃先驱其妻子入海,谓帝曰:“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yòu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负帝同溺,后宫诸臣从死者甚众。世杰乃与苏刘义断维夺港,乘昏雾溃去。余舟尚八百,尽为(张)弘范所得。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余万人。

这是何其骇人的惊悚场面,数达十万人之多的殉国者共同赴海而亡。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最惨痛、最残酷、最血腥、最英烈的国殇。

次日,彤云密布,天色昏暝,海面上一片浮尸,随浪起伏,崖门外生者呐喊,魂兮归来。“元卒有求物尸间者,遇一尸,小而衣黄衣,负诏书之宝,取宝以献弘范,弘范亟往求之,已不获矣,遂以帝崩报,年九岁。杨太后闻之,抚膺大恸曰:‘我忍死间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耳。今无望矣!’遂赴海死。……飓风大作,将士劝世杰登岸,世杰曰:‘无以为也。’登舵楼,露香祝曰:‘我为赵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祀耳。今若此,岂天意耶?’风涛愈甚,世杰堕水溺死。”

史臣陈邦瞻曰:“宋虽起于用武,功成治定之后,以仁传家。然仁之弊失于弱,中世有欲自强以革其弊,用乖其方,驯致棼扰。建炎而后,土宇分裂,犹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后亡,岂非礼义足以维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结黎庶之心欤!所可恨者,嗣主昏庸,奸臣接迹,驯致大命以倾,虽有善者亦未如之何。区区奉二王为海上之谋,固无救于亡,然人臣忠于所事而至于斯,其亦可悲也夫。”

虽然,宋朝已是昨天的历史,但宋朝的志士仁人不会因国灭帝亡而终结其精神上的向往。同样,也不会因版图变色,江山易主,而转变其信仰上的忠诚。或许,更主要的,与异族文化格格不入的宋朝文人,其不变的主旨、坚守的信念、明确的疆界、清浊的分野会维持相当长一段时期。虽然,经过岁月的淘洗,时光的磨蚀,疼痛会消失,记忆会淡化,但是,这种对于中国人精神熬煎的民族灾难,却是铭刻在心的。所以,我们能够随意地谈到清末民初的梁济和王国维,无论如何,他们的死不会触动我们的切肤之痛。然而,对于宋末元初的文天祥、谢fāng得之殉难,却不能不怀着极大的崇敬之心,肃然待之。自1840年鸦片战争,列强侵略我国以后,中国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精神上得以自强自尊的遗产,究竟还剩下多少?所以宋亡以后的这两位爱国志士所表现出来的志节,也许是我们仅存不多的强心剂了。

文天祥(1236―1283),号文山,江西吉水人。崖山破后,元将“张弘范等置酒大会,谓文天祥曰:‘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将不失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贰其心乎!’弘范义之,遣使护送天祥赴燕。道经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犹生,乃复食。十月,至燕,馆人供张甚盛,天祥不寝处,坐达旦,遂移兵马司,设卒守之。既而丞相孛罗等召见于枢密院,天祥入长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礼,可赘跪乎!’孛罗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项,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天祥今日忠于宋氏,以至于此,愿早求死!’”“先是,天祥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楼,足不履地。……王积翁欲令宋官谢昌言等十人请释为道士,留梦炎不可,曰:‘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就这个卖国贼的这句话,文天祥被押至柴市受刑。“天祥临刑,从容谓吏卒曰:‘吾事毕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据清朱彝尊《日下旧闻考》载赵弼《文信国传》:“公至柴市,观者万人。公问市人,孰为南向,或有指之者,公向南再拜,索纸笔为诗曰:‘昔年单舸走维扬,万死逃生辅宋皇。天地不容兴社稷,邦家无主失忠良。神归嵩岳风云变,气人烟岚草木荒。南望九原何处是,关河暗淡路茫茫。’”

谢fāng得(1226―1289),号叠山,江西弋阳人。“元至元二十五年(戊子,1288)夏四月,时程钜夫至江南访求人才,荐宋遗士三十人,fāng得亦在列。……既而留梦炎亦荐之。”这大概就是汉奸和具有汉奸倾向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一种强迫症了。这也是有了汉奸,必有狗腿子,有了卖办,必有假洋鬼子一样,卖国求荣者,恨不能中国人都与他一块同流合污;崇洋媚外者,恨不能中国人都与他一起摇尾乞怜。谢fāng得不想陪这个留梦炎作落水狗。“fāng得复遗书梦炎曰:‘江南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春秋以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吕饴甥、程婴、杵臼厮养卒,不可得也!……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惨矣,王伦一市井无赖,狎邪小人,谓梓宫可还,太后可归,终则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伦且无之,则江南无人才可见也。今吾年六十余矣,所欠一死耳,岂复有他志哉!’”“元至元二十六年(己丑,1289)夏四月,福建参政魏天yòu……逼之北行,fāng得以死自誓。自离嘉兴即不食,二十余日不死,乃复食。既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积数月,困殆。是月朔日,至燕,问太后所及瀛国所在,再拜恸哭。已而疾甚,迁悯忠寺。……留梦炎使医持药杂米饮进之,fāng得怒,弃之于地。不食五日,死。”

文天祥之死,为“元至元十九年(壬午,1282)十二月,杀宋丞相文天祥”。这时,宋亡三年。

谢fāng得之死,为“元至元二十六年(己丑,1289)夏四月,福建参知政事魏天yòu执宋谢fāng得至燕,不屈,(绝食)死之”。这时,宋亡十年。

对这两位爱国文人来讲,他们所爱的家园早就沦为异域,他们所爱的故国早就山河变色,然而,他们至死也不放弃这一份爱,不割舍这一份精神依托,甘愿为这个不存在的故国,为这个失去的家园,走向死亡而无怨无悔。国之安危,民之存亡,无不与这些文人的生命史、创作史息息相关。他们之所以敢于洒热血,抛头颅,以身报国,慷慨赴死,如先生所写“灵台无计逃神矢……我以我血荐轩辕”那样义无反顾地不惜牺牲生命,其实,是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感召之下,中国文人作出的必然选择。其优秀分子,其杰出人物,在家国多难之际,都会迸发出一种高尚的爱国情操。

爱国文人用血写成的篇章,永远是中国文学史最辉煌的一页。

同样,爱国对每个中国人而言,就是基于内心深处的一种对国家的认同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人的报国情怀,便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

因为我们这个民族遭遇到太多太多的灾难,每一次异族入侵,都是大地血洗、生灵涂炭、山河变色、神州陆沉;每一次强敌来犯,都是奸淫烧杀、掠夺洗劫、铁骑践踏、赤地千里。当民族矛盾压倒一切,当生死存亡就在眼前,张扬着爱国情操的中国人,就会挺身而出,就会前仆后继,这也就是宋朝之所以在其北宋靖康年间,南宋德yòu年间,涌现出那么多不屈不挠的爱国志士,演绎出那么多可歌可泣的高蹈志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