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脱的《宋史》中有蔡京传。不过，这位的都总裁官，毫不客气地将蔡京打入“奸臣”之列。 称蔡京为奸臣是否合理，不容易用一句话讲清楚。好在本文所关注的焦点是蔡京之贪，而不涉及蔡京之“奸”，可以不必顾及怎样是奸，奸与环境的关系，等等。

提起蔡京之贪，人们在感情上恨恨不已。确实，一个人，倘贪、奸占据一方，就已经失却了道德品格，“人将不人”了，应该受到全国人民的口诛笔伐。蔡氏竟然既奸又贪，岂有不被唾骂之理？然而，我们倘

若再追问一句：蔡京贪了多少？人们未必能回答出来。称严嵩贪污受贿，官方有严嵩被抄家时的家产名录，说为巨贪，有一份《查抄和家产清单》。可是，我们仅知道蔡京贪，至于贪多少，如何贪的，毫无所知。

也就是，只有结论，没有证据。谁了解证据？是皇帝还是监察部门？天知道！总之平民百姓不清楚。当年陈东指斥蔡京为“六贼”之首，并不是完全因为蔡京贪墨，与国家危殆的形势大有关系。皇帝将蔡氏贬出京城，也不完全因其贪贿，同时皇帝并未抄其家没收其财产。

这给鉴别清浊出了一道难题。说到底，牵扯到谁能知情的问题。对一些问题，在当局允许议论的情势下，老百姓可能议论纷纷，但因不知情，极容易捕风捉影，情感宣泄代替理性分析。这不能怪老百姓缺乏理性。因为信息流向是背向平民的，除了神仙或谍报人员，谁能了解真凭实据？只有同僚和帝王比较清楚蔡京的所作所为，可在党争激烈的朝堂，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极其明显，宋神宗当朝是一伙大臣，宋哲宗当朝又是一伙大臣，轮到的时候，本想平息党争，走不偏不倚之路，特意改元为建中靖国。可是积重难返，经过数十年党争的薰染，朝臣或多或少存有党争的痕迹，最后，宋徽宗时期的党争激烈程度与前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蔡京上下盘桓，徽宗时期最厉害。

如此环境，蔡京便像得水之鱼，十分活泼。蔡京是什么样的人呢？

《宋史》曰：蔡京“天资凶谲，舞智御人”。就是说，这个蔡京，聪明能干，工于心计，善于玩弄权术。

人的品质是重要的，除了战争时代之类提出过“唯才是举”，百年老店裁员1.2万人建立了稳固政权后的帝王，一般把“德才兼备”置于更重要的地位。不过，一个官员最后究竟成为什么样子，和是否“工于心计”不是一对一的关系，起作用的因素很多。一句话，个人品格不是永远靠得住的。

蔡京未登官场之时，定无劣迹，否则科举的资格审查这一关也难通过。事实上，做了官以后也是无什么瑕疵的，一直到宋神宗去世，蔡京都是一个有能力又称职的官员。以木兰陂水利工程为例，没有蔡京的努力，筑成也难。虽然《宋史》说：蔡京“托言灌田而决水，以符兴化之谶。”元代林亨的《螺江风物赋》却赞美此事：“丞相为陂，千顷之神渊跃龙。”一事兴起，仁智各见，是正常状态，关键在于老百姓是否获得了利益。当时蔡京只是钱塘的县尉，林亨称“丞相为陂”，大概与后人述某人贫贱时旧事却呼其显贵后之名，同一理。

蔡京展现投机取巧、无孔不入的钻营手段，是宋神宗去世、旧党还朝以后。此时他已在官场历练多年，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尤其对北宋王朝的党争，不仅适应，而且积极投身其中。他是变法派，不停地整人，也不停被别人整。然而，他为官几十年，人们不知道他究竟贪污了多少，宋王朝也没有衡量清浊的标准。当然有考绩之类，但那些官员皆为蔡京所选任，能奈他何？

于是人们至今也不知道他是贪墨还是清廉。于是人们至今还在乱猜。于是人们更不知道蔡京何时变得贪贿了。于是人们常觉得蔡京从来不怎么样。于是人们慨叹：用人要“德才兼备”。却对本有德，因疏于监督变成无德现象懒得研究。于是人们常引用的是《鹤林玉露》中的文字：“有士大夫于京师买一妾，自言是蔡太师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辞以不能。诘之曰：‘既是包子厨中人，何为不能作包子？’

对曰：‘妾乃包子厨中缕葱丝者也。’”

噫嘻吁！真奢侈得可以。然而，这与贪污毕竟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