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书院学风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是私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有别于官学的重要教育制度。开元六年,设丽正书院作为修书之所,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书院。然而,丽正书院还是官办性质,它的主要任务也不是教育人才,而是收集、整理图书典籍,撰写国史等。但此时的民间书院已具有了后来聚徒讲学的特征。至宋代,书院进一步发展,并在北宋就形成了白鹿洞、岳麓、嵩阳、应天四大书院;南宋时,随着理学的发展,理学家纷纷入主书院,书院的发展更是达到了巅峰。随着书院的发展与成熟,各个书院呈现出大体相近而又各有特点的学风。这些学风对书院的整体风貌、教师的教育教学及生徒的精神志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宋代书院学风的形成
宋王朝建立之初面临着如何消除各地的割据政权,完成统一大业的问题。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宋代的官方教育没有发展起来。作为民间讲学主要力量的书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弥补官方教育的不足而兴起的。然而,随着北宋政权的逐步稳固,北宋政府逐渐将教育权收归官方,民间书院的教育作用逐渐被取代。随后,官学在表面上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但其教学理念和内容却出现偏差。大多数官学教员与生徒沉迷利禄之中,将教与学都作为科举考试的敲门砖。因此,民间书院那种心忧天下和博古通今的风气消亡殆尽。当金人北侵之时,这种教育弊端便显露出来。官学培养出来的太学生为功名利禄轻易就抛弃了提倡的夷夏之辨、君臣大义等主张。因此,南宋士大夫便面临着如何在少数民族威胁的情况下,维持世道人心的重大难题。
南宋官学的情况与北宋相比并无太大改善,陈傅良指出地方官学仍然是:“文具胜而利禄之意多,老师宿儒尽向之。”朱熹也认为中央太学:“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尝得售于场屋者耳。”教师所讲与生员所闻无非是如何得官、如何获利的方法。有鉴于此,南宋理学家多致力于纠正这种风气,并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由于官学积弊已久,难以改善。他们则将大部分精力投入书院中,并制定学规亲身实践,对书院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宋代书院学规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白鹿洞书院学规,它是书院精神的象征,共有五条。第一条为“五教之目”为“父子有亲,……朋友有信。”规定了伦理道德规范等方面的问题,道德品质位居第一。其次,“博学之,……笃行之。”所谓“为学之序”是在学习方法上作出的规定,要求生徒先广泛学习,而后对不明白的问题先想后问,并不断的思考,吸取其中的精华,去其糟粕,最终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现实中去检验。随后,“言忠信,……迁善改过。”所谓“修身之要”是在个人修养方面的规范,要求生徒必须在涵养上下工夫,注重对自己内心的审视,加强自身修养,限制自身过度的私欲,压抑自己的怒气,不断完善自己。再之,“正其义,……不计其功。”所谓“处事之要”给出了重义轻利的办事准则,要求学生办事情要做到公义第一,私欲次之。最后,“己所不欲,……反求诸己。”所谓“接物之要”是在接物处事方面的要点,要求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多为他人着想,不断思考自己的办事方法是否得当,在不断的反思中改进自己的行为,以求达到更好的效果。书院学规对生徒提出了诸多方面的要求,其目的在于要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经国济世的人才。但学规毕竟是死板的规章制度,书院优良学风的形成还需要书院教师的不懈努力。
书院大师们在治学中强调力行、认真、严谨,并且以身作则。在学术研究上他们求实创新、、刻苦钻研。著名的思想家很注意学生学习方面的事宜,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发挥着为师的榜样作用。他在应天府书院任教时,“公常宿学中,训导有法度,……宋人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者,多其所教也。”既教且管,以身先之。他认为教师在传授学业的同时,还要管理学生,既言传又身教。每次“出题使诸生作赋,必先自为之,……亦使学者准以为法。”由于他教学有方,深受学生爱戴,慕名而来的学者项背相望。另外,理学大师朱熹认为教育学生应该:“苟知其理之当然,……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载!”不要一味的用规章制度去压制,还要讲清道理,树立先进典型,利用榜样示范,使他们树立远大的人生志向。在闲暇时他与生徒探讨各种学术问题,点化各种质疑。在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下,学子们刻苦读书、勤奋求学、修养心性,每一个人都成为书院学风的载体。
在书院大师营造的学风氛围中,宋代学者进入自己心仪的书院后,就会有极强的归属感。他们全身心投入到书院的学业上,潜心研究学术,深刻体会理学精神,遵守书院的规章制度,充分发挥自身的学习潜能。即使在“庆元党禁”时期,书院遭受沉重打击的情况下,这些生徒不顾政治压迫与生命危险,依然坚持理学的学习与传播。如朱熹的学生蔡元定在被放逐道州的前一天,仍然到寒泉精舍向他的老师及同学辞行,并彻夜与老师订正《参同契》。体现了书院不但孕育了对学术研究专注且忘我的人才,而且还培养出了其忠勇无畏的精神。书院中生徒的学习不只局限于官学那几本为科举考试而规定的书目,而是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个人修养和能力,日后成为经世济民,传道济民之才。如胡宏的学生吴翌,朱熹说:“吴讳翌,字晦叔,……以明理修身为要,遂捐科举之学,曰:‘此不足为吾事也’。”朱熹的弟子柴元裕终身不仕,以著述传经,教授生徒为己业。
二 宋代学风特点
1 理学教学与书院活动相结合
宋代之前的汉唐,官学是传播知识、教导士人的主要力量,但是此时的官学系统,因循守旧,举业功名,极少讲学,“间相与言,……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宋初的官学教育同样的失败,当国家处于危难之际时,处于“四民之首”的士人,其中的大部分人累于公明,见利忘义。为了改变这些现象,理学家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实际效果也不理想,“此邦学政其弊久矣,……知有科举而不知有学问”。 于是,理学大师新建或修复书院,并将书院活动与理学教学相结合,借以去除科举利诱。张 在《重修岳麓书院记》中,指出刘珙建设的目的是“岂将使子群居佚谭,……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可以看出理学大家们并不急于铲除科举对士人的不利影响,他们只是反对仅仅为了科举而学习。之后,再通过他们在书院中的讲学,营造书院优良学风来逐渐修正世俗的科举观念,用理学理念来消融书院生徒的利禄之心,让他们明了国家取士和士子求学的真正目的。
2 注重学术研究与讲学相结合
宋代书院与理学的一体化,使得书院建设以深入研究理学体系为主,理学大师与其主要弟子以不断完善理学体系为主要任务。如朱熹、张 在岳麓会讲中讨论的中和、太极、乾坤等内容,朱熹、陆九渊在“鹅湖会讲”中讨论的治学方法,陆九渊在白鹿洞的讲义都呈现出书院在针对理学方面的学术研究。
书院的教学功能是通过讲学实现的,宋代书院讲学又不同于汉唐讲学,肩负着广泛传播理学思想的重任。宋代书院在会讲时,大师间的相互讨论,师生或生徒间的质疑问难也是在不断完善理学体系,从而将书院学术研究与讲学结合,促进书院与理学的发展和繁荣。
3 自由争辩与讨论的氛围
在理学大师们的影响下,书院讲学内容广泛复仇三千金遇爱三恶少,并且经常有讲会和会讲等活动。自由讲学之风以及讨论、辩论活动增多,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生徒学习方法的改变,增强了其独立自主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理学大家朱熹鼓励自由争辩,相互讨论的学术氛围。他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时,常常亲自同生徒质疑问难。生徒提出问题,他则反复释难。为了促进和保持这种自由争论探讨的风气,他倡导书院应多举办讲会这种教学形式,让不同学派和不同书院之间开展讨论和辩论,历史上的“鹅湖会讲”便是一例,从而提高书院办学水平和学术研究能力,使得书院教师之间、生徒之间总是质疑问难,相互讨论研究学术问题。
4 求实求真的为学精神
理学大师们治学强调力行和以身作则,对待学问都是扎扎实实、刻苦钻研。在他们的影响下书院的教育更加强调自主性、自觉性的学习。如朱熹曾对弟子说:“某此间讲说时少,……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鹅湖会讲”、“白鹿洞书院会讲”、“岳麓书院会讲”都有大师们讨论、争辩、相互质疑的影子,听取不同学派不同的学术主张,兼取各家之所长促进学术发展。书院教师们多以身作则,为学始终保持着求真求实的态度。如陈亮感到《中庸》、《大学》等空言心性之学没有实际用处,就用了十年时间,探究天地造化之始,考古今沿革之变化,以推极皇帝王霸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睬,创立“倡言事功,主张实学实用”的事功学派。
三 宋代学风影响
宋代书院优良的学风消融着科举对生徒的利诱,遏制着场屋俗学对生徒的侵害,他们坚持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仁义道德理想和对现实的关注,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学者,不断完善宋代士人内在的修养以及人生价值观和理想信念。宋代以后书院又经历了元代、直至。戊戌变法之后,书院被新的教育体制所替代,至此中国书院全部消失。
元代是外族统治的时期,但在宋代书院学风影响下的士人并没有向统治者低头,他们秉持“春秋大义”,以传统的“夷夏之辩”和统治者斗争。如岳麓书院师生在元兵围城之际,放下了自己手中的书本与军民一起坚守城池,表现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白鹭洲书院的学生文天祥誓死不屈服于统治者。元初,即使武力斗争已经改变不了亡国的现实,忠节之士或隐居山林或创建书院或入院讲学传播理学精神,继续非暴力的抗争活动,将宋代书院良好的学风和精神一直保持下去。
明代前期书院受政策影响导致发展缓慢,取而代之的是官学的兴盛发展。明初奉行“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思想,以“内设国学,外设郡学及社学,且专宪臣以懂之”,作为其教育理念。在官学及科举制度的共同作用下,书院学风荡然无存。但是官学和科举的弊端却逐渐显现出来,如洪熙元年(1425年)浙江布政司右参议戴同吉称:“近年来,为师者多记诵之学,经不能明,身不能正;生徒放旷而不敢责;有所问辩而不能对。故成才者少,无良者多。”教师和学生的质量不断下降,宋代就宣告失败的官学教育在明代其结果也是一样的。于是,人们又将目光转向了历史悠久的书院,书院大师们在建设书院的同时继续严谨、开放的讲学授课,生徒们又开始认真、刻苦、质疑问难的学习生活。教师与生徒共同讨论各种问题,潜心研究学术。如东林书院师生不惧怕朝廷禁议令和政治斗争,依然坚持“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为学宗旨。始终关注国家时政,关注国家命运,即使在随后的官方禁毁中,他们依旧坚持着优良的传统。
总之,宋代书院学风一直被不断的延续和传承着,即使在今天它依然影响着人们读书、治学、为人之风气,为后人提供着无穷的精神源泉。
参考文献:
[1]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
[2] 朱汉民:《中国的书院》,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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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宋)朱熹,邓洪波编著:《白鹿洞书院揭示》,《中国书院学规》,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7] 郑翠飞:《古代书院的大学精神及其现实意义》,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8] 毛小庶:《论南宋书院理学大师的学术精神》,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作者简介:李京京,男,1985—,山东德州人,北方工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2009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学校管理、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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