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朋党之争，源于仁宗时代的南人北人之争。当时长江以南的新起官僚群开始和出身于黄不锈钢方管舜冶金属河流域的旧官僚发生磨擦。他们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不同。南方人多 出于中等家庭，而北方人则多出于富有的大家族。在学术思想上，南人倡导讲学，设学校，而北人则比较保守。南人的代表是、。前者激烈批评宰相吕 夷简的保守政策，而被吕指为朋党而贬逐，欧阳修等群起助范，亦被贬官。吕夷简还揭榜朝堂“戒百官越职言事”。于是朋党之论兴起。
这一 阶段的党争，主要是政治背景、主张和作风的不同所引起的。即使有意气之争，也不久平息。吕夷简和范仲淹终于解仇，吕夷简还向仁宗推荐范仲淹。虽然如此，政 争继续存在，而且由于庆历变法而更为分歧。改革派的一个缺点是有树党树敌的毛病，而为政敌指为“朋党”。庆历变法的失败，这也是一个原因。

改革派为了实行他们的主张，并不讳言朋党。范仲淹曾对仁宗说，君子小人“未尝不各为一党”。欧阳修更作“朋党论”，力言君子才有朋党，小人则没有。也就 是说被称为朋党的才是好人。不过就君主的立场和利益而言，当然不愿群臣结党，因为结党之后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把持政权。保守人士因此一直以“朋党”来攻击 范仲淹等，迎合皇帝的心意。这些人被改革人士蔑视为小人，自然愤愤不平，极力报复。

庆历变法失败后，党争平息。仁宗晚年，韩琦、欧阳 修仍能再起。至英宗即位，又有濮议，再度引起争执。原来仁宗无子，大臣们对于英宗的生父濮王应当用什么称呼，有不同的意见。王、、吕公着等主张用 “皇伯”，欧阳修、韩琦等主张用“皇考”。这本来是无关政局的小事，却闹得互相攻击，欧阳修因此被贬官。

变法时，新旧党的分别更是明显，朋党之争阵容庞大，变法派或当权派有：王安石、曾布、吕惠卿、李定、郑绾、谢景温、蔡卞、章、吕嘉问等；保守派或反对派有：司马光、韩琦、富 弼、吕晦、曾公亮、文彦博、张方平、范镇、欧阳修、、孙觉、韩维、苏颂、宋敏求、李大临、郑侠等。

王安石是个变法强硬者，他信奉 “三不足”：“天命不足畏，师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他不容任何方面有人反对，朋友方面或是政敌方面。他能言会道，能说动皇帝相信他的强国之策，决 心要把他的计划进行到底，这就暗示着他要压制一般的反对意见，尤其是谏官的话。谏官的职责本来就是批评朝廷的政策和行动，并充当舆论与朝廷之间的桥梁。所 以，开始论到新政之后，自然是争论迅即涌向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就是批评与异议的自由。这次交战，宰相王安石赢了第一回合；但是此后，全国官员分成了两个阵 营，陷于朋党之争。几年之后，变法方案即遭修正，或予中止，但是两派的裂痕则愈演愈甚，其后果也更加严重。

变法失败后，党争更是激 烈。司马光罢新法，贬逐王安石的变法派。但是司马光在相位不久就去世，反对新法的元佑太后也去世。所以哲宗亲政时，新党再起，斥逐司马光的党人。到了 1100年，哲宗去世，徽宗立，由元符太后听政，又废新法。第二年太后去世，徽宗亲政，以蔡京为相，三度行新法。蔡京立“元佑党人碑”，刻司马光等旧党党 人120人姓名于碑上，极力排斥旧党。新旧党之争至此愈演愈烈，已经不是政见之争，而成为意气之争了。蔡京为了专权，指旧党为朋党，并且利用言官打击政 敌。

在党派斗争中，还有以为首的一派，先是主张改革，后来又反对新法。不过苏轼是个很可爱的人，他贬官黄州（今湖北黄冈）时，虽 对王安石的政治态度没改变，但常与他唱和诗词，遥相联系。苏轼改官汝州（今河南临汝）团练使，还专门绕道金陵拜望退隐的王安石。两人一起饮酒赋诗，苏轼写 下了著名的《次荆公韵四绝》，第三绝云：“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北宋的党争，在初起 时新旧党人因社会经济背景的不同，思想的差异，而有不同的政见是很正常的。但是，政争的演变，逐渐成为党派的倾轧，并且依附君主的意见，以君主的威权来压 制政敌，以言官的诬蔑来打击政敌。最后党争成了争权夺利的争执。由于新党排斥旧党的手段过于卑劣，后来王安石也受到了影响，为南野所不齿。尽管南宋时 期外患远过于北宋，政治、财政各方面问题也非常严重，却不再有人模仿王安石的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