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宋朝历史地位的认识我对宋朝历史地位的认识

我对宋朝历史地位的认识

学术界对宋朝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地位,还存在不同看法。或认为宋朝是 积贫积弱 王朝,并非盛世;另则认为宋朝虽非盛世,但其社会是继盛世而又有所发展。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高峰在唐朝;另则认为是在宋朝。或认为宋朝政策因循保守,无大作为;另则认为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转折时期,其社会发展演变多多,如水之澜。

宋朝社会发展高度如何?它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这是两个关乎正确认识宋朝历史、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也是关乎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和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 首先,来看宋朝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及其高度。宋朝在疆域、国力、开放性等方面是比不上汉、唐的。但是,宋朝社会在唐朝社会的基础上有明显发展,处于中国古代民族大融合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社会继续发展的时期。而且从总体而言,其发展程度高于唐朝。概而言之: 社会生产方面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比唐代有提高,小麦、棉花的种植面普遍推广,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大多比唐代进步。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 坊制 的突破,集镇兴起,城市发展,产生了世界第一张纸币 交子 (比欧洲第一张纸币早六百多年)。一些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也比唐代有明显发展。 科学技术方面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是在宋朝完成的,即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出现了世界最早的一台天文钟和世界著名的石刻天文图、地理图。数学家贾宪的 增乘开方法 、秦九韶的大衍求一术整数论中一次同余式的解法,比欧洲同类算法分别早八百年和五百年。医学从此前的三科分为九科,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作《洗冤录》。针炙有了很大发展。《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所收药物比《唐本草》新增四百七十六种。建筑学、地学等也都达到新的水平。 精神文化方面 完成了儒学复兴,传统经学进入了 宋学 的新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即理学。促进了儒、道、佛三家相互交汇的深入发展。完成了古文运动。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宋人占了六家。词达到全盛。话本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新的纪元。史学体裁多样,兴起了方志学、金石学;著作丰富,史家辈出,达到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顶峰。书院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如书法、雕塑、石刻、绘画等,都达到了新的水平。佛教、道教亦有了新的发展。 制度文化方面 以唐为鉴 ,较唐完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对官员的铨选、管理和监察制度,防止武将、文臣、后妃、外戚、宗室、宦官擅权专政和在政治上对儒士较为宽舒等。 可以看出,在汉、唐的基础上,宋朝社会无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都有新的发展,而且在许多方面都是空前的、跻于当时世界前茅的。可以说,宋朝社会发展的高度总体上超过了唐朝社会。(宋朝历史 www.lishixinzhi.com)邓广铭先生曾指出: 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陈寅恪先生也曾指出: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其次,再看宋朝的社会变革。通观历史,宋朝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变革转折时期,社会各方面多有变化。比如: 经济方面 均田制彻底瓦解,租佃制普遍发展。租庸调制度废除,继 两税法 发展而完善为 二税 。一些城镇的功能由军事要邑发展为工商业城邑。由于商品经济的相对发展,宋朝时期出现了纸币 交子 ,又有 会子 、 关子 等,对后世的币制影响很大。一些方面或地区已刘桤威具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条件。 社会结构方面 统治基础由士族地主为主变化为以大官僚、大地主为主。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因租佃制的发展而相对松弛。 政治制度方面 由皇帝、士族地主政治体制,变化为皇帝、官僚、地主政治体制。宰相事权的分化和削弱。由府兵制变化为募兵制。地方行政区划沿唐 道 而设 路 ,并发展为一级行政机构。羁縻政策有所发展。 农民起义方面 北宋初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提出了 均贫富 主张;南宋初年的钟相、杨幺起义进一步提出了 等贵贱 要求,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由此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思想文化方面 古文运动的完成,儒学的复兴,理学的产生,宋词的兴起,方志学的形成,金石学的兴起,话本的产生与发展,佛教的中国化大众化,等等,都是封建社会中划时代的变革和转折。 宋朝的这些社会变革和承上启下的转折,规模巨大,内容全面,丰富多彩,波澜迭起,大多始于中唐以后,完成于宋朝,并且深远地影响于后世。蒙文通曾指出: 秦以来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就巨大变化来看,可以唐前唐后分为两大段;就其显著的段落来看,可以魏晋、中唐、晚明为四段 。 这四个阶段中,又以唐前唐后之变最为剧烈,而且也更为全面。 因此,同正确认识宋朝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高度一样,也要正确认识宋朝在中国古代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方能科学地了解历史真实,把握历史发展的轨迹和规律。 胡昭曦:1933 ,男,四川省自贡市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原载《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