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明的历史地位宋代文明的历史地位

宋代文明的历史地位

宋代在中国古代教育、科技和文化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陈寅恪先生认为: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1](p245)邓广铭先生也说: 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 [2](p169)漆侠先生也持相同的看法。

但也有人认为,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鼎盛期。此处不妨对唐宋文明成就作些比较。唐代文明最重要的代表是唐诗,是公认的古代诗歌发展的颠峰,唐诗胜于宋诗。但宋代文明胜过唐代文明的却有教育、经学、科技、史学、宋词和散文六项①。当然,以上的比较并不完全,人们还可以在如传奇小说与话本、音乐、舞蹈、建筑、绘画、雕塑、书法等较次要的方面有所轩轾,但只怕无碍于上述的总体评论。宋代文明在当时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宋代以后,文化方面不是没有新的进展,例如,人们常常称道的元曲、明清小说、李贽和明末清初思想、乾嘉学派等。但总的说来,中华文明已愈来愈趋于落伍了。由此可见,上引前辈学者的结论是很有说服力的,是经得住推敲的,下面,笔者则以宋朝教育、科技和文化成就聊作辅证。 ①关于唐宋文明的对比,笔者曾与汉唐史专家张泽咸进行过讨论,张泽咸表示同意,并补充了散文一项。 一、教育:宋代的太学和各地的州县学、书院蓬勃兴起。其中,书院对后世的影响尤大。宋神宗时,在太学实行三舍法,即外舍、内舍和上舍的升级制度,这是中国以至世界教育史上的首创,实为现代教育分级制的先河。北宋对前代的教育分科有所发展,在太学之外,先后建立武学、律学、医学、算学、书学、画学等,尽管对其他学科重视不够,但无疑是高等教育实行分科的萌芽。 由于印刷术的发展,如《百家姓》、《千字文》一类识字课本的流行,宋朝的教育较前朝有了很大普及,城乡出现了许多专职的教书先生,不少地区利用农闲举办冬学。 在肯定宋代教育成就的同时,也应指出,正是从北宋开始,完成了经学、教育和科举三位一体的紧密结合,因而将教育的功能简单地、狭隘地与仕途相联系,这就孕育着此后中国教育转向落后的因素。 二、宋学:宋代是中国古代经学发展的最重要时期,完成了由 汉学 向 宋学 的转变,即由章句之学转变为义理之学。但长期以来,人们将宋学简单地归结为程朱理学,这是不确切的,因为程朱理学仅是宋学的一个流派,直到南宋中后期,才成为显学,后又长期占据了经学的主导地位。宋学流派纷呈,非程朱理学一家所能囊括。 谈到宋学的出现,人们自然可以追溯到中唐韩愈等人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形成于北宋中期。学者们不仅对儒经的注疏,甚至对儒经也提出大胆的怀疑。 从方法论上说,汉学属于微观类型,而宋学则属于宏观类型。在我国古代学术史上,宋学确实开创了学术探索的新局面,并表现了它独特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宋学 强大的生命力和突出的特点还表现在,把学术探索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力图在社会改革上表现经世致用之学 。但程朱理学 又把内心反省工夫放在首位,脱离社会现实的实践,以静、诚、敬等向自己身上使劲 ,这大致上又是理学异于不少宋学流派的基本点①。 在宋学诸多流派中,先后占据支配和主导地位的,则是王安石的王学和程朱理学。两派尽管有尖锐的分歧,但在尊孟方面,却有其共同性。正是在两派的倡导下,孟子在宋代由诸子之一而被提到亚圣的地位,儒学开始了孔孟并称的新阶段[3]。 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一种倾向,即强调门户之见,道统之说,总认为只有自己的学说为谠言正论,其他思想是异端邪说,总希望天下只有自己一家之说的声音 [4](p110)。王学的创立者王安石强调 一道德 ,反对 异论纷然 [5](卷115,《选举制》)。程朱理学则强调 自孟轲没,圣学失传 ,唯有自己 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 [6](卷11)。双方其实都认为唯有自己的学说才是儒学发展史上的第三块里程碑。这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专制主义,特别是将一种学说贯彻于科举取士,起着严重的禁锢思想的恶劣作用。这是宋学发展中留下的一条重要教训。我们承认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就应当承认思想也是丰富多彩的。检验真理只能通过实践,通过平等讨论,想念自己掌握着真理,就无须依靠权力的支撑。中国有着深厚的一言堂传统,直到近代,才有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提出了一个相反的方针 兼容并包,即群言堂。 依照古代大儒的思维,是偏喜抽象,偏喜综合,偏喜概括,偏喜想象,偏喜模糊,甚至混沌,而不求具体,不求分析,不求实证。按现代科学实验可分两种层次,一是理论科学实验,二是技术科学实验。中国古代恰好是缺乏理论科学实验的思维和传统。中国古代哲学偏重于政治和伦理,而哲人们大都无兴趣对自然界进行细微地观察和研究,而满足于从某些抽象概念创立宇宙论。如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等概念长期行用,停滞不前,而缺乏通过实证、分析,不断探索宇宙和自然奥秘的精神和思维模式。宋学也沿袭了这种传统,并有了进一步发展。这又潜藏着中国哲学由先进转向落后的因素。因为哲学只有扎根于自然科学的沃土,才能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宋学发展中的又一条教训。中国古代哲学,包括宋学的思想模式,也不可能不影响自然科学的发展。 三、科技:宋代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黄金时期。闻名于世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三项主要是在宋代得到应用和发展的。沈括是宋代主要的科技代表人物,有笔记小说《梦溪笔谈》和医书《良方》传世,他的科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北宋有两次天文史上著名的超新星记录。苏颂和韩公廉制造了水运仪象台和浑天仪,成为世界上第一台天文钟和假天仪。其他如农学、农业技术、建筑学等都有显著成就。北宋初,构筑横跨长江的大浮桥,为桥梁史上的创举。南宋时,广泛使用车船,应用了原始的螺旋桨,如此等等。 ①人们对宋学的研究和议论甚多,以上主要采用邓广铭和漆侠的论点,参见邓广铭《略谈宋学》(载《宋史研究论文集》1984年年会编刊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载《探知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有人认为,研究科学史,必须注重科学发展的连贯性,即后人不断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添加成果,方才成其为科学史。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古代的科学主要应有数学和医学两门,这与宋代学校设有医学和算学是相应的。宋代数学有其成就,(宋朝历史 www.lishixinzhi.com)但对近代数学说不上有何影响。中华传统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无疑是深受古代哲学的影响。宋金时期的医学理论有新的发展,出现了法医专著。北宋时的医学分科,已与近代医学分科类似。女真人没有医学,金朝医学其实是北宋医学的延续和发展。人体的经络机制和气功,是东方科学思维的重要结晶,尽管至今还未能以现代精密科学作出解析。宋代制作针灸铜人两具和相关医书,是针灸学划时代的进步。与古代数学不同,中华传统医学至今仍然造福于中华民族,并且对人类健康作出愈来愈大的贡献。 四、史学: 中国史学莫盛于宋 [1](p240)。宋代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鼎盛期,各种官修史书卷帙庞大,一些史学新体裁先后创立,还有地理总志和方志的纂修,史学领域扩大到了金石学,宋人开创的金石学为近代考古学的嚆矢。凡此种种,加之长篇巨制之多,史学家成就之大,都足以凌驾汉唐,睥睨明清。但与唐朝史学相比,宋朝没有像刘知幾《史通》那样有创见,有强烈追求真理和批判精神的史学著作。 五、词:词和诗的最重要区别,在于其音乐性。虽然一些古诗、乐府之类都能咏唱,但词的音乐特色却更为鲜明,其长短句和严格的韵律,都是更便于咏唱者,词可谓是宋朝的流行歌曲。尽管按固定的曲谱填词,可以追溯更早,但确立为音乐文学,或者说是一种中国特色的音乐,主要是始于词这种文学体裁。宋朝许多文士参加词的写作,特别是出现了所谓豪放派的词人。从文学角度看,豪放派开拓了词的创作新境,南宋的辛弃疾等又从事爱国词的写作;但从音乐角度看,豪放词却造成了词的文字与音乐情调的乖离。因为词的曲谱一般是 浅斟低唱 、 绸缪婉转 的 艳词 ,如从《念奴娇》的词牌名推测,本是用音乐表达妓女念奴如何娇美,这种乐曲显然与苏轼用该词牌创作的 大江东去 的文字不协调。可惜如今词的曲谱已基本失传,但词的发展却是开创了一种重要的音乐模式,特别是对戏剧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元杂剧到近代京剧和地方戏,其基本模式,就是按固定的曲谱填词,堪称词的滥觞。人们往往把词称为宋词,当然是标志着宋代是词这种文学体裁的最高水平。 六、散文:唐朝直到北宋初,骈体文占据统治地位。北宋开始的新的古文运动,到北宋中期取得了全胜,名家辈出,其散文至今传诵不衰。后人称 唐宋八大家 ,北宋即占据六人。汉字是方块字,最适合表达其文字美的体裁大致有骈体文、古诗词和对联。骈体文不宜一概否定,但当时的所谓古文与骈体文比较,无疑是更自由地、充分地表达思想和描绘、论析事物。总的说来,宋代的散文成就超过了唐代。 七、诗:宋诗不如唐诗,这已是定论。但宋诗也有其特点。宋朝出现了如苏轼、陆游等重要诗人。特别是陆游的爱国诗,对华夏精神文明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总之,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充分地估价作为中华古文明鼎盛期的灿烂的宋代文明,但也应努力探索宋代文明的缺陷,探寻中华文明此后落伍的雪芙蓉冰车因素,这才是辩证唯物论。唯其如此,研究历史,就不单纯是为古人算账,而是为今人和后人开路。 参考文献: [1]陈寅恪先生文集:第2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3]王曾瑜。孟子在宋代亚圣地位的确立及其影响[A]。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4]虞云国。宋光宗宋宁宗[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 [5]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6]程颢,程颐。二程集 河南程氏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100081) 王曾瑜(1939 ),男,上海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河北大学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