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北宋范仲淹庆历新政-历代史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大家都熟知的宋朝范仲淹的散文名句，不过范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他的主要贡献是主持北宋中期庆历新政。

１０２２年，宋仁宗赵祯登基，当时北宋处于一个内外交困时期。思虑再三后仁宗启用范仲淹进行政治改革，史称庆历新政。不过仁宗皇帝没有估量到改革的难度之大，最终失败。范仲淹对于政治改革的难度有相当深度的认识，因此辞而不受，但皇上再三要求，实难推脱。接受改革要求几天之后，范呈上了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仁宗接到范仲淹的报告之后，极为高兴。经研究，除第七条军事建议之外，其余九条，补充细则，陆续下诏，全国执行，时人称为新政，即后来所谓的庆历新政。其重点是干部制度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范畴，是非常棘手的烫山芋。在此我们简单了解下北宋干部任用制度。宋代当官的方法很多，这为很多有本事的人为官提供了很好的道路。其中科举考试是最正式的仕官道途，此外还有门荫、纳粟等途径。宋代科举取仕名额出奇地多。就取仕人数来看，是唐代的５倍，元代的３０倍，明代的４倍，清代的３。４倍，官员数量非常多。但毕竟科举还是要考一考，还算公正合理。更多的问题，是出在门荫制度上。门荫又称恩荫、荫补，即凭借祖先的功勋循例做官。父亲死了儿子续任，固然得降级续用，这也是历朝通例。纳粟即是花钱买官。政府扩充军备、疏浚河流乃至赈济救灾，富人出来交钱交粮，可以封个一官半职。帅司，即安抚司（经略安抚司），长官为安抚使。其中科举考试是最正式的仕官道途，此外还有门荫、纳粟等途径。第六，宋代官员的寄禄官名称前大都加上权、行、守、试等字，以表明职事官与寄禄官的关系。帅司，即安抚司（经略安抚司），长官为安抚使。凡除授职事官，都依寄禄官阶的高低，在寄禄官前加这些字。由此可知官僚机构人事臃肿。此外官员任职时间超长。时任谏官的欧阳修在湖北钟祥调查时发现，当地一把手王昌运又老又病，连走路都走不了，要两个人搀扶着本事办公，３年下来，州政荒芜衰败。替换他的刘依，也已经７０多岁，耳聋眼花，连当朝宰相的名字都不知道。范仲淹认为改革必须要精简政府机构，要裁员，其中最要紧的是削弱门荫集团。在递交《答手诏陈十事》之后，他又主持起草《任子诏》等重要文件下发，限制干部子弟世袭当官。同时还打击了门荫的变种，就是一些大太监仗着大内威势，违反规定，私自占据首都一些地区和很多肥缺单位的一把手位子，颐指气使，而且十几年不让位。范仲淹、富弼和韩琦议改革，第一步是把这些地方知县的任期定为３年，３年后，择贤另任。同时，范仲淹派人调查各级各地官员，发现和提拔有能力的官员，处置贪官庸吏。范仲淹撤职不合格的干部时毫不客气，每看到据实调查的报告，他就大笔一挥，把贪腐官员的名字抹掉。富弼说：一笔勾了他容易，可你知道不知道他全家都在哭！范仲淹的回答成了历史名言：一家哭总比一个地区都哭要好！由此范得罪了相当一部分官员，他们联合起来，组织力量策划铲除范仲淹。小人的手段大家能都猜到一二。一个办法是从经济问题入手。新政开始不久，监察御史梁坚就上书弹劾陕西地方官滕子京和西部军区副司令张亢贪污挪用机要费。这两个人一向被范仲淹器重，是新政的坚决支持者。机要费是皇帝批给官员的一小笔机动钱，在使用上有模棱两可的余地。范仲淹见此，不惜辞职，起而为他俩辩护。但对方也以辞职胁迫，有一个与范仲淹作对的叫王拱辰的御史中丞也闹辞职，而且真的不来上班了。早先，滕子京曾经批评仁宗好吃好喝，语词有点夸大，闹得仁宗下不来台，很是不快。这会儿，仁宗不免有点儿记旧仇，倒向了王拱辰，将滕、张二人贬官。再就是栽赃诬陷。前朝老臣夏竦曾遭欧阳修等人弹劾而贬官，因此对范仲淹、欧阳修等十分痛恨。老夏喜欢书法，精于字形字体的研究，他身边一个丫环也迷上了这一道。庆历四年（１０４４年），他唆使这个丫环模仿名士石介的笔迹，（宋朝历史 www.lishixinzhi.com）渐渐以假乱真。石介是坚决支持范仲淹的大名士，经常写文章和诗赋议论朝政，十分大胆。老夏真够黑的，竟让丫环模仿石介的笔迹，篡改了石介给富弼写的一封信，篡改添加的内容暗含着要发动政变把仁宗拉下马的意思。夏竦把这封信上交仁宗，算是重大举报。仁宗看了这封信，不太相信，不过内心也犹豫起来。仁宗在启用范仲淹改革时也能考虑到改革的难度，因此赋予范特别的信任。不过在有人告范仲淹等人暗中组党时有了变化。结党营私是北宋最敏感的政治痛点。宋太祖赵匡胤在夺取政权之后第三年（９６scc315商机网３年）九月，以唐朝牛、李党争造成许多后患为鉴，曾下诏书说：凡是及第的举人，严禁称主考官为恩师、老师，也不许自称为门生。宋朝统治者最胆怯的是大臣之间结合成派系或朋党，进展成皇权的一个离心力量，他们要把互相牵制的原则充分运用到官僚人际关系中。太祖之后，太宗、真宗及仁宗都在这方面表明了决绝的态度，决不让步。仁宗就曾多次下诏指示朝官戒朋党。所以，这实际上成了宋初以来一条家法，一道底线。收到指控结党的小报告之后，仁宗想听听范仲淹的说法。庆历四年四月的一天，仁宗问：过去小人多为朋党，君子难道也结党吗？胸怀坦诚的范仲淹竟回答说：我在边防的时候，见到能打仗、会打仗的人聚在一起，自称一党，怯懦的人也自称一党。在朝廷上，正、邪两党也是一样。陛下只要用心体察，就可以分辨忠奸。假如结党做好事，那对国家有什么害处呢？仁宗对这个回答非常不以为然。未曾想，就在朝廷中朋党之争甚嚣尘上、范仲淹因此逐渐失去仁宗信任的情况下，３７岁的欧阳修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写了一篇《朋党论》的政论呈交仁宗，并在朝官中传阅。欧阳修的文章，对派别问题不但不稍加避讳，反而承认大伙的确都在结党。有小人以利益相交的伪朋，有君子以同道结成的真朋。欧阳修提出，做皇帝的，应当辨别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这就等于向仁宗宣布，我们已经结成了一个朋党派系，同时这也是向仁宗的家法和底线挑战。从北宋皇帝极深的避讳和忧虑来看，如此理直气壮地宣告结为朋党，对庆历新政来说，就等于自杀。欧阳修文章虽写的好，可是政治头脑真是缺失啊。果然，此文一出政治局势急转直下。反对集团弹冠相庆，他们是绝不会承认自己是结为朋党的。此文成为庆历新政决定性的转折点。对于宋仁宗而言，这是一个极为敏感、极其严峻的政治问题。再加上反对集团的不断上书批评，仁宗为了维护皇帝的专权统治，下决心将气锐不可折的范仲淹逐出中央政府。这一年六月，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陕西、山西宣抚使（处理地方军政事务的高级官员），范仲淹被迫离开京师。朝廷中的反改革势力趁机猛攻范仲淹，仁宗全面动摇。十一月，仁宗下诏强调至治之世，不为朋党。庆历五年正月，仁宗罢免了范仲淹参知政事职务，贬官到陕西彬县当一把手；罢免富弼枢密副使职务，贬官到山东郓城；罢免韩琦枢密副使职务，贬官到江苏扬州；罢免积极支持改革的杜衍的宰相职务，贬官到山东兖州，理由是杜衍支持朋党之风；接着，又找理由将杜衍的女婿、支持新政的大文学家苏舜钦罢官，并永远削职为民；欧阳修则被贬官到安徽滁州。之后不久，新政大部分措施陆续停止，一年多就失败了。政治制度的改革是如此困难，实施者一定要会抓住重点，会妥协。毕竟改革的部分成功总比改革流产要好很多。２０多年后，宋朝的另一次变法王安石变法将会展开。

我看北宋范仲淹庆历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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