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
叶适在哲学上是永嘉学派的代表,他持唯物主义观点,反对空谈性理,提倡"事功之学",重视商业,主张提高商人地位,观点与朱熹、陆九渊对立。在诗文创作上,继承韩愈"务去陈言"、"词必己出"的传统,从观点到文字均力求新颖脱俗,提倡独创精神,主张"片辞半简必独出肺腑,不规仿众作"(《归愚翁文集序》)。其文雄赡,才气奔逸,尤以碑版之作简质厚重而著名当世。他不满江西诗派奇拗生硬和"资书以为诗"的诗风,而倾向于晚唐,尤其尊崇姚合、贾岛的流利清淡。与"永嘉四灵"(见四灵体)徐照、徐玑、赵师秀、翁卷等人友善,曾刊印他们的诗集,并极力推崇,如在《徐文渊墓志铭》中说"四人之语遂极其工,而唐诗由此复行矣"。他的诗"用工苦而造境生","艳出于冷,故不腻,淡生于炼,故不枯"(《宋诗钞·水心诗钞》)。所作不限于五律,多五七言古,题材大于"四灵"。
叶适讲究“功利之学”,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学习记言》),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的政策。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但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反对当时性理空谈,对于理学家们所最崇拜的人物如曾子、子思、孟子等,进行了大胆的批判。认定《十翼》非孔子作,指出理学家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谬论。在哲学、史学、文学以及政论等方面都有贡献。
少年时代
叶适的少年时代,家境贫困。“自处州龙泉徙于瑞安,贫蒉三世矣”。父亲性情开朗,有大志而未入仕途。母亲杜氏嫁到叶家的那一年,正逢水灾,家中器物被大水冲尽,自此更为艰难,居无定址,先后迁过二十一处,“穷居如是二十余年”。11岁时,名儒陈傅良在县城林元章家执教,叶适经常在林家嬉戏,他得到机会从陈傅良学习。据他自己的回忆,从此受教、请益于陈傅良的时间,前后有40年之久。少年时代从学的学人中,可以考定的还有刘朔、刘愈、刘夙等。
13岁时叶适随父从瑞安迁到永嘉(今浙江温州);15岁,学诗、学时文,这些对他一生学术深有影响。《宋史》本传称他“为文藻思英发”,而全祖望评论说:“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
16岁时,叶适在温州乐清白石北山小学讲舍讲习,为稻粱谋,这样的生活一直维持到乾道三年(1167)。其间从学与结交的师友,除陈傅良外,还有王十朋的门人叶士宁与林鼐、林鼒兄弟等。
从19岁开始,一直到28岁,即淳熙四年(1177),叶适主要活动是在婺州地区游学,曾从学于郑伯熊,上书宰执叶衡,结识了陈亮、吕祖谦、周必大等。
这十年间,叶适到过临安,时为乾道九年(1173);淳熙元年(1174),叶适上书叶衡,叶衡时为签书枢密院事。叶适在这封《上西府院书》中,纵论天下大势,指出天下之患在于“朝廷之上,陋儒生之论,轻仁义之学,则相与摈贤者而不使自守以高世”。因此他望宰执能够酌古今之变,权利害之实,以先定国是于天下。具体地说,一是政治上的有为:收召废弃有名之士,斥去大言无验之臣,辟和同之论,息朋党之说。重台谏而任刺史,崇馆阁以亲讲读。二是经济上的措施:据岁入之常以制国用,罢太甚之求,以纾民力。三是军事上的广武举之路,委诸路以择材,鼓舞士卒之勇气,不用增兵而加紧训练,屯田耕种以代军输。四分上流之地,积极准备北伐。
叶适提出中兴的“大略”,进一步指出关键在于为政要“诚”、“赏”与“罚”。诚,是指发号出令,必思生民之大计,而不徇乎一身之喜怒。赏,是指爱人之功,求人之善,举之公卿之上而忘其疏贱之丑。罚,是惩人之过,明人之恶,加之窜殛之戮而遗其贵近之厚。以后,叶适多次上书朝廷,其要点多是这些内容。
这一年叶适才25岁,这次上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响,他很失望。
淳熙二年(1175),叶适26岁,赴武义招明山访吕祖谦,与陈亮、吕祖谦相聚。
志存恢复,论政从政
淳熙四年(1177),叶适得周必大的保荐,漕试合格,中举人。次年春,中进士第二名。自此,叶适踏入仕途。
叶适在廷对中,对孝宗和宰执提出了批评。虽然孝宗也力图精实求治,但十多年过去了,却没有尺寸之效。王业偏安于一隅,庶政积废于今日。他提出不可因循守旧,要革去弊政,收复失地。
淳熙五年(1178),叶适授文林郎、镇江府观察推官。是年母病逝,服丧。八年,服除,改武昌军节度推官。同年秋,宰相史浩推荐叶适等,叶适辞不就。淳熙九年,升两浙西路提刑干办公事,居平江(今苏州)。在平江首尾四年,淳熙十二年仍在平江,冬,参知政事龚茂良荐,奉召赴临安。淳熙十三年(1186),改宣教郎,任太学正。次年,升太学博士。
叶适在奏对中,论说国事之中有四难、五不可。四难是:国是、议论、人才与法度方面的四难;现实是:兵以多而至于弱,财以多而至于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贤能而用资格。叶适向孝宗说:“此五者举天下以为不可动,岂非今之实患欤!沿习牵制,非一时矣。讲利害,明虚实,断是非,决废置,在陛下所为耳。”孝宗早年的锐意恢复的精神此时已没有了,对这一番刺耳的忠言,也无可如何,说自己的眼病很重,这样的志向已经没有了。谁能担当此任的,你就同他说去吧。叶适再次进言,孝宗“惨然久之”。
淳熙十五年(1188),叶适除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他向丞相推荐陈傅良等34人。后来证明荐人正确,这34人被召,在朝政中发挥了大作用。这一年,林栗发起对朱熹的攻击,叶适为朱熹伸张,说从郑丙、陈贾到林栗,以道学之名指斥朱熹,是没有道理的,是小人残害忠良的惯用的手法。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孝宗禅位,太子赵惇即位,是为光宗。五月,叶适秘书郎,仍兼实录院检讨官。乞外补,添差湖北安抚司参议官。作《上光宗皇帝札子》,言国家有六不善,即:今日之国势未善,今日之士未善,今日之民未善,今日之兵未善,今日之财未善,今日之法度未善。叶适说:“不先明治国之意,使此六者本伤而末坏,心蠹而枝披,支离而涣散,而臣之议论无所复用矣。”可是仍然毫无反应。绍熙元年(1190)十月,叶适以秘书郎出知蕲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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