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缔造和平,不修长城的明君李世民:缔造和平,不修长城的明君

李世民:缔造和平,不修长城的明君

万里长城,被誉为中国古代第一军事工程。它始建于周朝,烽火戏诸侯是最早的关于长城的典故。早在公元前7世纪的春秋时代,楚国最早修筑了防御别国入侵的“楚方城”,揭开了中国历史上记载的长城修建的帷幕;战国时期的齐、魏、赵、秦、燕和中山等国也相继修建了“诸侯互防长城”。

统一中国后,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修筑长城的狂潮,动用了近百万劳动力修筑长城,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东汉哲学家桓谭在《新论》中载到:“夫以秦始皇之强,带甲四十万,不能窥河西,乃筑长城以分之。

” 汉朝继续对长城进行修建,以抵御北方匈奴的侵袭。从到汉宣帝,筑成了一条西起大宛贰师城、东至鸭绿江北岸、全长近一万公里的长城,其中在位时间最长的更是修筑长城的积极推动者。此后的东汉、北朝、隋朝等也没有停歇下来,这其中仅隋杨坚父子统治的38年里就曾大规模修建过5次之多。

后到宋朝时期,宋太祖宋太宗兄弟都是修筑长城的积极倡导者,据史学家考证:现在位于山西忻州市岢岚县境内的宋代长城,乃是杨业之妻佘太君的从弟、宋朝名将折御卿所修筑。到了明朝,再次创造了修筑长城的高潮,现存留于世的就是明长城,主要由张居正部下戚继光所督筑。至清朝,清康熙帝下令:永不筑长城。至此,大规模修筑长城才告一段落。

尽管如此,小打小闹却始终没有停歇,并没有做到所谓的“弃长城而不用”:康乾年间的清政府曾修筑长城个别关口和城墙,对山海关等重要关口和长城段,都有相当规模的修缮和使用,而位于河北西北的“大境门”就是这一时期修筑的最大长城关卡之一。

到了同治年间,还专门修筑了对付起义军捻军的清代长城,分布于现山东、安徽、河南、山西、河北之间,规模也不小哟。当然,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发起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号召。可以这么说,修筑长城史,几乎贯穿于整个中华文明史之中,成为历朝历代帝王端赖“举国体制”的“保留项目”,长城也成为官家颂扬的“专利”对象。

不过,纵览中国历史,我们惊奇发现:中国史上真正没有修筑长城的只有两个朝代:唐朝和元朝。现今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唐长城牡丹江边墙(位于现黑龙江牡丹江市境内),乃是当时由靺鞨族所建立的东北亚封建割据政权渤海国所修筑,与唐朝本身无关。

元朝因为乃是北方游牧民族蒙古人所建立,其统治力量之强,统治地域之大,足见没有修筑长城的必要。那么,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唐朝又为什么不修筑长城呢?这就得从唐朝的第二任皇帝唐太宗谈起。

一代伟人毛泽东诗句中提到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中,唯有唐太宗让修筑长城之举戛然而止是有原因的。李渊依靠儿子李世民绝世的军事才能攫取了隋朝政权而建立了唐朝,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他老人家的主要精力还在于组织力量进行统一全国的统一战争,同时加强政权建设,也没有精力去修筑长城。

九年后,李世民即通过发动“玄武之变”从父兄手中血腥夺取了唐朝政权。唐太宗继位后随即调整了统治政策,采取了为政清廉,轻徭薄赋,团结各族人民,发展生产等一系列措施,使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史称“”。但由于当时李唐王朝立国不久,尚处在外夷包围之中,北有东突厥,西北有高昌、西突厥,西有吐谷浑、吐蕃,东北有契丹、奚、高丽等。如何妥善地处理好唐朝与周边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始终困惑着唐太宗。

在他继位第三年东吐厥首领颉利拥众犯边,唐太宗本着“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战百胜者,中也;深沟高垒者,下也”的原则,以“突厥灾异相仍,颉利不惧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为理由,一口拒绝了群臣劳民伤财在中大漠边缘修一道长城的请求。唐朝是在隋朝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唐太宗冷静地总结隋炀帝失败的经验和教训,认为不能善待胡人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他说隋炀帝“兴众百万,北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绵亘千余里,死者太半”,“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比避胡,终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达杀之。” 他还告诫手下:“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唯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这表明他决不步其后尘的决心,因为他看到了大肆营造、虚耗民力的弊端。

在历数隋炀帝所有不是的同时,面对朝廷官员借助秦汉抵御匈奴的历史经验而不止一人、不止一次地向其“请修古长城”的建言,李世民认为:“朕方为公扫清沙漠,安用劳民远修障塞乎!”他又对群臣说:“朕今委任李世勣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这其中用意很明确,那就是用李世勣,他看重的是“人才”;避免“劳民”,他重视的是“人心”。

在他看来,扫清外寇,消除边患,缔造和平,修筑长城并不是正确选择,人才与人心的作用才更强大而持久。当然,李世民的祖母独孤氏(与隋炀帝生母乃亲姐妹)、太宗之母窦氏都是胡人,身有一半有余胡人血统的李世民,在与对外政治、外交经济交往及军事斗争的过程中,在高祖的“天下一家”、“胡越一家”大家气度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总结出一种全新的“华夷一体”的安边理念,将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思想无数放大,认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他摒弃了历代汉人统治者“贵中华、贱夷狄”的传统偏见,打破了以长城限定南北的旧有模式,广泛竭诚地团结周边各少数民族部落国家,大肆任用少数民族官员,并采取了茶马互市、联姻和亲、结盟纳降、因俗而治等一系列措施,表现出他所具有的“容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风范,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边区诸多部落国家纷纷并入唐朝版图或和亲称臣,尊李世民为“天可汗”;都城长安呈现出“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唐朝政权自此历经“贞观之治”、“开元之治”而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开放、最强大的国家。

君王有道三边静,何劳万里筑长城。在修筑长城问题上,唐太宗李世民别具只眼,特立独行。“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不乐乐之,如骥尾受苍蝇,可使日千里也。”唐太宗在安边问题上突破了传统思路,没有将长城看作中华民族的伟大象征,他对长城的作用与意义评价自然也不积极,而且影响了唐朝政权后来的所有统治继承者。

当然历史上贬损长城的也还大有人在,尤以唐朝文人为甚(也许是在迎合拍马屁哟!)。唐代诗人胡曾在《长城》诗中写道:“祖舜宗尧致太平,秦皇何事苦苍生?不知祸起萧墙内,虚筑防胡万里城。”唐代诗人王翰在著名的《饮马长城窟行》吟道:“归来饮马长城窟,长城道傍多白骨。问之耆老何代人,云是秦王筑城卒。”这也大抵代表了当时的民意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