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城，被誉为中国古代第一军事工程。它始建于周朝，烽火戏诸侯是最早的关于长城的典故。早在公元前7世纪的春秋时代，楚国最早修筑了防御别国入侵的“楚方城”，揭开了中国历史上记载的长城修建的帷幕;战国时期的齐、魏、赵、秦、燕和中山等国也相继修建了“诸侯互防长城”。

统一中国后，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修筑长城的狂潮，动用了近百万劳动力修筑长城，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东汉哲学家桓谭在《新论》中载到：“夫以秦始皇之强，带甲四十万，不能窥河西，乃筑长城以分之。

” 汉朝继续对长城进行修建，以抵御北方匈奴的侵袭。从到汉宣帝，筑成了一条西起大宛贰师城、东至鸭绿江北岸、全长近一万公里的长城，其中在位时间最长的更是修筑长城的积极推动者。此后的东汉、北朝、隋朝等也没有停歇下来，这其中仅隋杨坚父子统治的38年里就曾大规模修建过5次之多。

后到宋朝时期，宋太祖宋太宗兄弟都是修筑长城的积极倡导者，据史学家考证：现在位于山西忻州市岢岚县境内的宋代长城，乃是杨业之妻佘太君的从弟、宋朝名将折御卿所修筑。到了明朝，再次创造了修筑长城的高潮，现存留于世的就是明长城，主要由张居正部下戚继光所督筑。至清朝，清康熙帝下令：永不筑长城。至此，大规模修筑长城才告一段落。

尽管如此，小打小闹却始终没有停歇，并没有做到所谓的“弃长城而不用”：康乾年间的清政府曾修筑长城个别关口和城墙，对山海关等重要关口和长城段，都有相当规模的修缮和使用，而位于河北西北的“大境门”就是这一时期修筑的最大长城关卡之一。

到了同治年间，还专门修筑了对付起义军捻军的清代长城，分布于现山东、安徽、河南、山西、河北之间，规模也不小哟。当然，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发起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号召。可以这么说，修筑长城史，几乎贯穿于整个中华文明史之中，成为历朝历代帝王端赖“举国体制”的“保留项目”，长城也成为官家颂扬的“专利”对象。

不过，纵览中国历史，我们惊奇发现：中国史上真正没有修筑长城的只有两个朝代：唐朝和元朝。现今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唐长城牡丹江边墙(位于现黑龙江牡丹江市境内)，乃是当时由靺鞨族所建立的东北亚封建割据政权渤海国所修筑，与唐朝本身无关。

元朝因为乃是北方游牧民族蒙古人所建立，其统治力量之强，统治地域之大，足见没有修筑长城的必要。那么，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唐朝又为什么不修筑长城呢?这就得从唐朝的第二任皇帝唐太宗谈起。

一代伟人毛泽东诗句中提到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中，唯有唐太宗让修筑长城之举戛然而止是有原因的。李渊依靠儿子李世民绝世的军事才能攫取了隋朝政权而建立了唐朝，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他老人家的主要精力还在于组织力量进行统一全国的统一战争，同时加强政权建设，也没有精力去修筑长城。

九年后，李世民即通过发动“玄武之变”从父兄手中血腥夺取了唐朝政权。唐太宗继位后随即调整了统治政策，采取了为政清廉，轻徭薄赋，团结各族人民，发展生产等一系列措施，使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史称“”。但由于当时李唐王朝立国不久，尚处在外夷包围之中，北有东突厥，西北有高昌、西突厥，西有吐谷浑、吐蕃，东北有契丹、奚、高丽等。如何妥善地处理好唐朝与周边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始终困惑着唐太宗。

在他继位第三年东吐厥首领颉利拥众犯边，唐太宗本着“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战百胜者，中也;深沟高垒者，下也”的原则，以“突厥灾异相仍，颉利不惧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为理由，一口拒绝了群臣劳民伤财在中大漠边缘修一道长城的请求。唐朝是在隋朝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唐太宗冷静地总结隋炀帝失败的经验和教训，认为不能善待胡人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他说隋炀帝“兴众百万，北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绵亘千余里，死者太半”，“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比避胡，终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达杀之。” 他还告诫手下：“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唯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这表明他决不步其后尘的决心，因为他看到了大肆营造、虚耗民力的弊端。

在历数隋炀帝所有不是的同时，面对朝廷官员借助秦汉抵御匈奴的历史经验而不止一人、不止一次地向其“请修古长城”的建言，李世民认为：“朕方为公扫清沙漠，安用劳民远修障塞乎!”他又对群臣说：“朕今委任李世勣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这其中用意很明确，那就是用李世勣，他看重的是“人才”;避免“劳民”，他重视的是“人心”。

在他看来，扫清外寇，消除边患，缔造和平，修筑长城并不是正确选择，人才与人心的作用才更强大而持久。当然，李世民的祖母独孤氏(与隋炀帝生母乃亲姐妹)、太宗之母窦氏都是胡人，身有一半有余胡人血统的李世民，在与对外政治、外交经济交往及军事斗争的过程中，在高祖的“天下一家”、“胡越一家”大家气度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总结出一种全新的“华夷一体”的安边理念，将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思想无数放大，认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他摒弃了历代汉人统治者“贵中华、贱夷狄”的传统偏见，打破了以长城限定南北的旧有模式，广泛竭诚地团结周边各少数民族部落国家，大肆任用少数民族官员，并采取了茶马互市、联姻和亲、结盟纳降、因俗而治等一系列措施，表现出他所具有的“容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风范，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边区诸多部落国家纷纷并入唐朝版图或和亲称臣，尊李世民为“天可汗”;都城长安呈现出“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唐朝政权自此历经“贞观之治”、“开元之治”而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开放、最强大的国家。

君王有道三边静，何劳万里筑长城。在修筑长城问题上，唐太宗李世民别具只眼，特立独行。“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不乐乐之，如骥尾受苍蝇，可使日千里也。”唐太宗在安边问题上突破了传统思路，没有将长城看作中华民族的伟大象征，他对长城的作用与意义评价自然也不积极，而且影响了唐朝政权后来的所有统治继承者。

当然历史上贬损长城的也还大有人在，尤以唐朝文人为甚(也许是在迎合拍马屁哟!)。唐代诗人胡曾在《长城》诗中写道：“祖舜宗尧致太平，秦皇何事苦苍生?不知祸起萧墙内，虚筑防胡万里城。”唐代诗人王翰在著名的《饮马长城窟行》吟道：“归来饮马长城窟，长城道傍多白骨。问之耆老何代人，云是秦王筑城卒。”这也大抵代表了当时的民意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