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开元年间，国家富庶，经济和文化空前昌盛，史称“开元盛世”。开元五年（717年），唐玄宗任命学士马怀素为修书使，专门负责国家图书，并且组织了一批文士在乾元殿整理编辑国家藏书，又借来民间流传的异本，派人抄录，使图书更加丰富。还委派了官员负责管理，设立了乾元院。转年，乾元院改名丽正修书院。后来，在京都长安的光顺门外、东都洛阳的明福门外，也设立了丽正书院。

开元十三年，唐玄宗召集张说和学士们设宴饮酒，唐玄宗非常高兴。当众宣布：“朕和众贤士在这里饮酒欢乐，就叫集贤吧。”于是丽正书院更名叫集贤殿书院。任命张说担任集贤院学士，管理书院事务。收藏的图书多达53915卷，唐朝学者自己着作的书，即有28469卷，真可以说浩如烟海，盛况空前。所有的书籍都抄写正、副两份，分别在长安、洛阳的集贤书院两处收藏。集贤殿书院除负责收存图书外，还向朝廷推荐贤才，并提出政策方面、文化方面的建议。

书院，毕竟是皇家用来收集贮藏书籍的宝库，是推广和应用知识的地方，是经常同皇帝打交道的无比荣耀的机构，所以是读书人非常羡慕的所在。于是，一些私人也把自己的书斋书室夸耀为书院。开元年间曾经担任过集贤院学士的徐安负，退休后回到原籍浙江龙游，修建了自己收藏图书、读书治学的地方，便取名为九峰书院。

就这样官方的文化机构，逐渐演变成了私人读书治学处所的名称。直至唐朝灭亡的一个半世纪的时期中，湮没无闻的不计，有记载可查的，先后建立的大约有30多所书院。

为什么读书人对“书院”情有独钟呢？原来从汉朝起，私人讲学授徒的地方一直称为“精舍”，或者叫“精庐”。自从东汉时佛教传入了中国，到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起来，佛教的经师们借用名称，把传经授徒的地方也叫做精舍、精庐。这一混起来，弄得僧俗不分，释儒难辨，不知道精舍、精庐是哪一家的。这种现象令自视为正统的儒学先生们头疼不已，不情愿同僧侣们共用这一名称。感到用书院来命名治学读书、讲学授徒，比较恰当，于是，最终用书院的称谓，完全取代了先前的精舍、精庐的称呼。

“书院”之称虽然出现了，但并不普遍，也还不是教育性质的场所，只能说书院尚处于萌芽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书院除了文人学士自己在这里读书治学以外，还附带着教授子弟，或收徒讲学。有了学生，于是兼有了教学职能。如江西永丰的皇寮书院，本来是吉州通判刘庆霖来到永丰定居之后“建以讲学”的。陈衮建立的江西备安东佳书院，收集书籍上千卷，供来学者阅读，子弟到了弱冠年龄，都来这里就学。这时候书院已经具备了雏形。

五代十国时期，政权林立，连年战乱，官方办的官学受到严重破坏，但是，却为民间私人兴办书院提供了机缘。人们要读书求学，没有官学可入，可以进入书院学习，这就为书院发展创造了条件。像河南的太乙书院、江西的梧桐书院、匡山书院、广东的天衢书院，出现的书院数量虽然还不是很多，规模也不算大，但是已逐渐完成了向私立教育机构的转型，而且孕育着蓬勃生机，日益显示出书院在文化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从这时开始，书院在社会不断展示其魅力，吸引名师讲学，吸引众多的弟子入书院攻读。

一、书院产生的原因

根据文献记载，唐朝时就出现了书院这个名称〖详见教材P204〗，当时有两种场所被称为书院：一是由中央政府设立的主要用作收藏、校勘和整理图书的机构，一是由民间设立的主要供个人读书治学的地方。到了唐朝末期，在私人设立的书院中，出现了授徒讲学的活动，虽然没有在整个社会形成制度，规模也不大，但可以看成是书院作为教育组织的萌芽。之所以在唐朝末年萌芽，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官学衰落、士人失学

经过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后，唐朝就不断地陷入军阀割据的境地，各节度使拥兵自重，不断地进行战争，使得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走向困顿，社会秩序紊乱，官学日趋衰弱，士人大量失学，不得不另找求学的途径。

2、书籍的积累与传播

3、私人讲学的传统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私学就是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虽然在秦朝曾短暂采取了禁私学的文教政策，但到了汉朝私学马上得以恢复和发展，以书馆、经馆的形式遍设于全国城乡各地。魏晋南北朝时期又以家学的方式维系文化传承（象着名的《颜氏家训》就出现在这个时期）。可以说，每当社会发生动乱，官学无法维持时，私学往往能以顽强的生命力生存下来，成为维系教育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4、佛教禅林的影响

在第五讲我们曾了解到，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到了唐朝佛教已经非常兴盛了，佛教中的禅宗尤其具有社会影响力。禅宗教徒往往选择风景优美的山林僻静之处禅定修炼、讲经说法，形成了一套很有特点的教育方式。[见教材P205]这对后来书院的办学方式很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