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干线主要由东往西，就是由扬州经淮河、汴河、黄河、洛水等河系而转往长安的一段水道。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就先后在今河南、陕西等地的 卫、洛、陕、华等州，设置黎阳（今河南县东北）、河阳（今河南孟县南）、常平（今河南陕县附近）、广通（今陕西华县附近）等仓，储存河北、山西、山东等 地运转来的粮食。隋灭陈后，取得了盛产稻米的江浙地区，从此京城长安的粮食，大部由江淮输送，水路运输更趋发达。
唐初基本继承漕 运的线路，对漕粮的运输采取“接运”的方法，在黄河通汴河之口，设武牢仓（今河南荥阳县西北），又在巩县东北设洛口仓，江南船不入黄河，黄河船不入洛水， 而分别由各河系的船只分段接运，所以唐初的漕粮年运输量仍不过20万石。如遇水位跌落，船只不能畅通时，则将粮食储入仓内，以待水涨船通时再装船西运。 隋代的转运仓和漕渠在唐初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自高宗以来，耗费渐广，关中储积有限，往往不敷所用，尤其是选官伪滥与西北战争濒仍，造成了官僚集团 的膨胀与军队的聚集，财政压力急剧增大，原有的漕运系统也暴露出它的弱点。显庆元年（656），高宗采纳褚朗的建议，凿三门山为梁，通陆运，以避三门之险 所造成的风波覆溺之患，结果以失败告终。后来又在这里开凿栈道，以挽粮船，由于栈道险峻，效果不佳。
高宗以后，洛阳以东改为“直 运”，即规定江南漕船于每年二月到扬州集中，四月经由淮河进入汴河，六、七月到达河口（黄河通汴河的进口），这时正逢黄河涨水季节，须等到八、九月黄河水 落后，船只才能转入洛水运达洛阳的含嘉仓。洛阳以西，因有三门峡的险要地形，船只上驶困难，则改用陆运，然而，当时的漕粮年运量仍只有100万石左右。但 是，当时的长安城却已经是一个拥有100万左右人口的大都市了，关中地区又时常发生天灾，长安城农产品供应不足。解决粮食供应的问题，受到君臣的极大 重视。史载唐高宗、、等多次巡幸东都洛阳，除去政治、军事、狩猎、游乐的原因之外，还有东去就食的目的。
唐玄宗开元二十 一年（733），以裴耀卿为相，兼江淮都转运使，对漕运系统加以改革，在黄河与汴河交会处设置河阴仓，与原有的太原仓、永丰仓形成枢纽，连接柏崖、集津、 三门以及含嘉、龙门各仓，实行水陆并举、节级运输。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渭诸仓递进，水通则行，水阻则止，宜于陆运则陆运，便于水运 则水运。改革之后，运费节省，运力大增，年运米250万石，使关中粮储充实，改善了唐朝的财政状况。
天宝元年（742）一月，陕郡太 守李齐物开凿了三门峡附近的开元新河，运输畅通，漕运量逐年增长，年运量最高达400万石。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烽火连年，洛阳一带，并东 到汴州、徐州，北到安阳、新乡出现了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的悲惨景象。不但农业生产受到破坏，漕粮运输也不能正常进行，运费极高，当时有一斗钱运一斗粮的说 法。不仅军需民食十分缺乏，就是皇室贵族的粮食供应也很困难。
为了保证转运系统的畅通有效，唐政府曾多次调整漕运布局，转运仓的设置与漕运路线的使用逐渐向东南移动。 唐朝漕运对社会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首先，唐帝国的安危与漕运的盛衰息息相关。唐都长安的粮食需求，多仰仗于关东地区。而“安史之乱”之后，黄河中下 游为藩镇割据之地，战争不断，经济遭受巨大的破坏，大运河成了唐朝的生存命脉，若一旦被人控制，漕运接济不上，北方就会因此而动荡。
其次，漕运使南北联系密切，促进了江南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发达的漕运使得商品交流便利，大大刺激了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使得北方的政治中心与江淮经济重心 联系紧密。江南经济自东吴以来发展较快，经过东晋和南朝时期的大力开发，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有了长足的进步。此后，唐朝越来越依赖江南经济。由于漕运的发 展，沿大运河两岸一批城镇相继出现，原有的城镇则发展成为大商埠、大城市。如扬州，因漕运的缘故，自南朝以来兴起，至隋开通大运河，扬州成为通济渠与江南 运河、长江与大海衔接的中枢，而东南漕运的起点亦始于此。扬州成为水陆交通要冲，为官方漕运、私行商旅必经之地，是江南第一大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