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资治通鉴》记载:开元元年十月,即粉碎太平公主集团的三个月之后,唐玄宗临幸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讲武于骊山之下,征兵三十万,旌旗连亘五十余 里。”他“军容不整”为理由,将兵部尚书郭元振问罪,“将斩之”。宰相刘幽求、张说跪在玄宗马前劝谏说:“元振有大功于社稷,不可杀。”于是将郭元振流放 到新州,以“制军礼不肃”的罪名将给事中、知礼仪事唐绍斩首。其实,唐玄宗并不真想杀郭、唐二人,只是想要借此树立自己的威势。即所谓“上始于立威,亦无 杀绍之意”。可是,在场的金吾卫将军李进“逮宣敕斩之”。事后,唐玄宗将李邈罢官,“废弃终身”。事实上,唐绍、郭元振以及李邈等人,都成了唐玄宗“始欲 立威”的牺牲品。在问罪郭元振、唐绍的同时,唐玄宗又“叹美”左军节度薛纳、朔方道大总管解琬二军的军容严整有威,“慰勉之”。在骊山的军事演习中,唐玄 宗问罪人,慰勉二人,这在他的臣下中震动很大,表现出了他“始欲立威”、加强皇权的强烈愿望。为唐玄宗总揽国家大权而建立功勋的大臣,大多善于谋划,可谓 是奇才,而且是“不用其奇则厌然不满”。因此,他不想让这些人继续留在身边担任宰相。唐玄宗自任命姚崇为相之日起,事事访于姚崇,“专委任之”,开始将功 臣逐一地贬到外地担任刺史。
被罢官的功臣郭元振,问罪后又起用为饶州司马,途中病卒。献计诛灭太平公主的张说,曾是唐玄宗做太子时的 侍读,七月事变后,因功拜中书令,位列宰相,封燕国公。玄宗在讲武新丰之前想要以姚崇出任宰相,张说表示反对,并指使御史大夫赵彦昭弹劾,玄宗不听;又指 使殿中监姜皎上言唐玄宗,以姚崇为河东总管,玄宗当即指出“此张说之意也”。同年十月,唐玄宗以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十二月。以姚崇为中书 令,罢免了张说的中书令职务。11天过后,贬张说为相州刺史。
位列宰相的刘幽求,是六月政变和七月事变的主要谋划者,功勋甚高,于七 月事件后被任命为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唐玄宗罢免张说的当天,以刘幽求为太子少保,免去他的尚书左丞相、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务。开元二年闰二月贬为睦 州刺史,又迁杭州刺史。开元三年十一月,徙郴州刺史,途中愤恚而死。位列宰相的魏知古,因告发太平公主阴谋叛乱有功,官至黄门监,于开元二年五月被罢知政 事,任工部尚书。
钟绍京因参与六月政变有功,升任户部尚书。唐玄宗即位后迁太子詹事。他与太子少保刘幽求“发言怨望”,同刘幽求一起被贬为果州刺史,后又贬为溱州刺史。崔日用在六月政变和七月事件中因献策有功,官至吏部尚书。后来“坐兄累,出为常州刺史。” 王琚于七月事件有功,官至户部尚书,封赵国公,唐玄宗对王琚“眷委特异,豫大政事,时号‘内宰相’”。当时有人向唐玄宗进言:“王琚、麻嗣宗皆谲诡纵 横,可与履危,不可与共安。方天下已定,宜益求纯朴经术士以自辅。”唐玄宗闻言省悟,“稍疏之”,于开元二年(714年)闰二月,与刘幽求、钟绍京一起被 贬为泽州刺史。
唐玄宗在任命姚崇为相后的半年之中,张说、刘幽求、魏知古、钟绍京、崔日用、王琚等一批重臣,或被罢相,或被解除重要 职务,大多被贬为外州刺史或降职任用,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人“谲诡纵横,可与履危,不可与共安”。在“天下已定”的形势下,唐玄宗当然对“益求纯朴经术 士以自辅”的建言更感兴趣。为了巩固皇权和以“经术”治天下,是唐玄宗将功臣贬为外州刺史的动机所在。
从唐玄宗功臣外刺的动机来看, 他是为着“始欲立威”,他确曾下令斩杀唐绍,但事后即甚为“追悔”;他将郭元振免职流放,又在同年十一月的大赦制书中称:“郭元振往立大功,保护于朕”, “可饶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刘幽求被贬官到外地后而死,唐玄宗在开元六年六月的制书中称:“故左丞相、太子少保、郴州刺史刘幽求配飨睿宗庙廷。”钟绍京 被贬为果州刺史后,又被贬为怀恩尉,迁温州别驾。开元十五(727年)年入朝,见帝泣曰:“陛下忘畴日事邪,忍使弃死草莽!且同时立功者,今骨已朽,而独 臣在,陛下不愍乎?”唐玄宗闻言“恻然”,当日授钟绍京太子右谕德,后来升任少詹事,八十余岁时卒于官职。王琚被贬为泽州刺史后,曾历任诸州刺史,“每徙 官,车马数里不绝。从宾客女伎驰弋,凡四十年”。唐玄宗的功臣外刺,行于开元初年。当唐玄宗的皇权已日益稳固时,他对昔日被贬官的功臣更多地表示怀念之 情,予以优容宽待,这不仅无害,而且利于政局的安定。
《新唐书》卷二七云:“开元之盛,所置辅佐,皆得贤才朝多君子,信太平之基欤” 司马光讲:(玄宗)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盐、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这些人都是一代名 相。而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名相,他们个人的素质是一方面,但更主要的还是玄宗的作用,是玄宗给了他们一展才华的天地。德才兼备之士历代有之,但有名的 宰相却很少见,君臣遇合机会不可多得,只有明君才能成就贤相。总之,玄宗在处理和功臣的关系时,一旦发现他们权势太盛,便立即予以削夺。他采取的方式较为 温和,一般不下狱治罪,更不杀头,只是降职贬逐,令其离开京城。这样既达到抑制功臣的目的,又不至于使臣下感到人人自危,有利于政局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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