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法律制度十分完备的时期，律令格式的法律体系也涵盖了交通管理方面的法律规定。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唐代交通制度的研究十分活跃，发表了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但是到目前为止，从法律的角度来探讨唐代交通管理的论着还不是很多，仅见的有日本学者爱宕元撰写的《关于唐代桥梁和渡津的管理法规》一文[1]，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从现存的唐代文献看，唐代关于交通管理方面的立法还是十分完备的，如唐太宗贞观年间制定的“右侧通行”的陆路交通规则，唐律中规定的“上泝避下泝”的海上交通规则， 以及对交通肇事罪适用保辜制度的审判程序等，都反映出中国古代交通立法已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其中的某些规定，对于现阶段我国的交通立法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实行“上泝避下泝”的水上交通规则

渡船是水上运输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它关乎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唐代法律对于渡船质量、行运规则以及运输货物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据《唐律疏议》卷27“行船茹船不如法”条记载：“诸船人行船、茹船、写漏、安标宿止不如法，若船筏应回避而不回避者，笞五十；以故损失官私财物者，坐赃论减五等；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三等；其于湍碛尤难之处，致有损害者，又减二等。监临主司，各减一等。卒遇风浪者，勿论。”在“乘官船违限私载”条中，还对违法超载等行为作了相应处罚：“诸应乘官船者，听载衣粮二百斤。违限私载，若受寄及寄之者，五十斤及一人，各笞五十；一百斤及二人，各杖一百；每一百斤及二人，各加一等，罪止徒二年。”

唐律对水上通行的交通规则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也是目前为止见到的我国最早的水上通行规则。众所周知，水上通行与陆路不同，船只在水上相遇，回避的空间狭小，若不单独制定交通规则，很容易出现船只碰撞的现象。为此，唐律中专门制定了水上通行的规则：“或沿泝相逢，或在洲屿险处，不相回避，覆溺者多，须准行船之法，各相回避，若湍碛之处，即泝上者避沿流之类，违者，各笞五十。”这里的行船之法，类似于现代社会的水上交通规则，“泝上者避沿流”，也就是上行回避下行的行船原则。严禁在城内和闹市区高速行驶车马为了维护正常的交通秩序，保护民众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唐代沿用了《晋律》中“禁马众中”的法律规定[2]，禁止车、马在城内及人口稠密的闹市区高速行驶，否则构成犯罪，将追究其刑事责任。《唐律疏议》卷26“无故于城内街巷走车马”条规定：“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杀伤畜产，偿所减价。余条称减斗杀伤一等者，有杀伤畜产，并准此。若有公私要速而走者，不坐；以故杀伤人者，以过失论。其因惊骇，不可禁止，而杀伤人者，减过失二等。”很明显，唐律从维护民众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角度出发，限制车马在街巷等闹市区内高速行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为强化社会治安，禁止官民夜间出行

为了强化社会治安，防止民众反抗封建政权，唐代法律严厉禁止官员百姓夜间出行，对于都城的管理尤为严格。《唐律疏议》卷26“犯夜”条记载：“诸犯夜者，笞二十；有故者，不坐。闭门鼓后、开门鼓前行者，皆为犯夜。故，谓公事急速及吉、凶、疾病之类。 ”长孙无忌在疏议中对此作了明确解释：“《宫卫令》：‘五更三筹，顺天门击鼓，听人行。昼漏尽，顺天门击鼓四百槌讫，闭门。后更击六百槌，坊门皆闭，禁人行。’违者，笞二十。故注云‘闭门鼓后、开门鼓前行者，皆为犯夜’。故，谓公事急速。但公家之事须行，及私家吉、凶、疾病之类，皆须得本县或本坊文牒，然始合行，若不得公验，虽复无罪，街铺之人不合许过。既云闭门鼓后、开门鼓前禁行，明禁出坊外者。若坊内行者，不拘此律。”可见，在唐代，如有公私急事出入城门，须有官府发给的公验才允许通行。

实行出行许可制度

中国古代封建政府为了防止民众逃离土地成为社会上的浮游人口，利用法律手段限制民众出行，凡到外地经商或游览等正常活动，应持有官府发放的有效证件。过所和公验是唐人出行的凭证，类似于现代的通行证。凡官吏民众远行出入关、津，须凭证明其身份的公验、过所通行。唐代的过所通常缮写两份，一份是正本，由官方加盖官印，发给申请过所之人；一份是副本，形式和正本一样，也要经过主判官、覆审官签名，留作刑部司门司或本州户曹的档案加以保存。唐代公验和过所的申请程序复杂，据《唐六典》卷6“司门郎中”条云：“凡度关者，先经本部本司请过所，在京，则省给之；在外，州给之。虽非所部，有来文者，所在给之。”在现存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保存了唐人申请给付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