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即位之初，经济状况较为一般，而财政上的矛盾较为尖锐。从中宗到睿宗，在经济条件仍不宽裕的情况下，大造寺观，滥行封赏，使国家财政进一步恶化。 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宰相韦嗣立上疏谏道：“今陛下仓库之内，比稍空竭，寻常用度，不支一年。倘有水旱，人须赈给，征发时动，兵要资装，则将何以备 之？其缘仓库不实，妨于政化者，触类而是。”“国家租赋，大半私门。私门则资用有余，国家则支计不足，有余则或至奢侈，不足则坐致忧危，制国之方，岂谓为 得”。也就是说，封户的个人收入，已经超过了国家财政的租赋庸调收入。宋务光形容当时的情形说：“丁壮尽于边塞，孀孤转于沟壑，猛吏奋毒，急政破资。” 玄宗极为重视农业生产，为恢复社会经济、安定社会，把静民劝农放到了治理国家的首要地位。玄宗派人修建大明宫，到农忙季节后，工程仍未完成，于是玄宗下 诏先停止修建，等农忙之后再行修建。为解决逃户即流民问题，唐玄宗把土地兼并同吏治不善、赋役弊病等造成农民脱离土地的诸多因素综合考虑，从安抚流亡人 手，“行清静之化”，减轻农民负担，进行综合治理，采取了许多相应的措施。玄宗在经济财政上的主要措施，是赈灾救荒，安抚百姓，减少逃户，劝课农桑，改革 赋税徭役制度。
整饬县级政权的吏治，是唐玄宗解决流民问题的首要措施。他清楚地知道，农民逃亡往往与县政权的史治有着直接的关系。据 《资治通鉴》和《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开元二年春正月，“关中自去秋至于是不雨，人多饥乏，遣使赈给”。开元二年七月，唐玄宗敕诫州县：“且一夫一 女，不耕不织，天下有受其饥寒者。”令州县官吏督察农桑，使田畴力垦，“待至秋收”再“课其贮积”。开元三年三月，唐玄宗放令：“顷虽临遣使臣，未能澄正 此弊，或以害物，或以妨农，或背公向私，或全身养望，至使钱谷不人，杼轴其空，捐瘠相仍，流庸莫返。”开元三年六月，“山东诸州大蝗”，“紫微令姚崇请差 御史下诸道，促官吏遣人驱扑焚差瘗，以救秋稼，从之。是岁，田收有获，人不甚饥”。开元五年二月，“河南百姓给复一年，河南、河北遭涝及蝗虫处，无出今年 地租”。七月，唐玄宗敕令：“至于敬耆老，恤茕弱，止奸盗，伏豪强，下不忍欺，吏不敢犯。田畴垦辟，狱固空虚，徭役必平，逋逃自复，若是者，乃闻举职，思 可以力致。”开元八年七月，唐玄宗告诫京畿县令，要勤政恤民，勿夺农时，宽简刑狱，“徭役须平，豪强勿恣”，并以此作为考核县令吏治的标准。 上述制书、敕令表明，唐玄宗确实是把静民劝农、减轻农民徭役赋税负担、宽法慎刑、恤民救灾、劝课农桑、勿夺农时、抑制豪强，作为使“逋逃自复”、流民返 乡、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解决“流民未返”的问题。玄宗深知，农民必须依附在土地上才能生存。为了实现自己在开元初提出的“思使反朴还淳，家给 人足”的理想，玄宗以安抚流亡、促使农民重返田园为主，在开元前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从先天二年（公元713年）玄宗独掌大政起，玄 宗就颁发了许多告诫州县长官劝课农桑、赈灾救荒、招徕流移的诏令制敕。开元元年（713年）十月，他召见了京畿县令，“戒以岁饥惠养黎元之意”。开元二年 （714年）五月，又因岁饥年馑，大现溪地罢免员外官、试官和检校官。这一措施，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宗以来的滥任官吏问题，又可部分缓解饥荒所造成的 财政受担问题。同年九月，玄宗对各地普遍存在的灾荒饥乏，采取了积极的解决措施。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在江淮以北的各州设立常平仓，“敕以岁稔伤农，令诸州 修常平仓法”。所谓常平仓，是政府专设的调剂市场的粮仓，丰年谷贱时籴进粮食，歉年谷贵时粜出粮食，以平抑粮价，调剂丰歉，救济灾荒。这些措施，对于防止 农民流离失所，维持农民的最低生活条件，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开元三年（715年），玄宗下令让各地朝集使严格考察县令，改善吏治，体现“抚字之道，在于县令”的思想，通过整饬地方吏治来缓解社会矛盾，减少农民逃亡。他要求朝集使查明并严惩那忡杼轴其空，捐瘠相仍，流庸莫返的不法地方官，以此来促使百姓安居乐业。 不仅如此，唐玄宗尤其重视减轻农民的赋税和徭役负担，多次下令减免灾区租税和徭役。开元二年五月，唐玄宗“以岁饥，悉罢员外、试、检校官”，在江东道 “颇致饥乏”时，下令“不急之务，一切除减，观察疾苦，量宜处置”，“用救荒弊”。开元四年（716年），玄宗对征收租调徭役作了相应的规定，以防范因科 敛过重而导致的农民逃亡。“诸处百姓，苦被勾征。使人贪功，既不纳理，州县承敕，又不敢放。或已输已役，重被征收；或先死先进，勒出邻保。欲令贫弱何以安 存！”并明确规定，减免过去拖欠的陈年老账，“隔年以去，更不在勾限”。显然，玄宗在这里说得够严厉的了。不久，他再次下诏，强调地方官员“不得妄有科 唤，致妨农业”，并派遣御史“检察奏闻”。
开元五年（717年）二月，玄宗在大赦天下的敕令中，动员亡命山泽的流民自首，以百日为 限，否则论罪。恩威两手并用，试图解决流民问题。“亡命山泽，挟藏军器，百日不首，复罪如初。”但是，当时的农民逃亡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就连两都京畿地 区，户口照样大幅度减少。在玄宗下令赦免亡命山泽之徒的同时，孙平子上书议事，指出：“两畿户口，逃去者半，常侍解宛招携不还，李杰奏请访括不得。”说明 了当时逃户问题的严重性。所以，玄宗继续强调刺史县令安抚百姓的职责，在当年七月的敕令中称：“至于敬耆老，恤茕弱，止奸盗，伏豪强，下不忍欺，吏不敢 犯。田畴垦辟，狱固空虚，徭役必平，逋逃自复。若是者，乃闻举职，思可以力致。”
到开元八年（721年），经济状况已有所好转，出现 了“五谷丰植，万物阜安，百姓无事，与能共化”的局面。玄宗依然安不忘危，继续强调存在的问题，告诫县令“徭役须平，豪强勿恣”。对各州的地方长官强调， 经考察能够“兼户口、复业带上考者，选日优与内官”。就是说，地方官员如果能把增殖户口、劝民复业放在首位且取得显著效果，在吏部铨这时优先授予京官之 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