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会昌五年，「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

达摩和他的面壁生涯、玄奘与他的西天取经之旅、六祖惠能那一句影响深远的「何处惹尘埃」、以及鉴真和尚的七次东渡日本等等……即使不是佛教徒，多少也听说过这些关于中国佛教高僧的事迹。

达摩大师于普通元年（520 年）从斯里兰卡渡海来广州，晋见梁武帝；玄奘在贞观十九年（645 年）回到长安，译出脍炙人口的《般若心经》；而六祖惠能一生倍受武则天的礼遇，于唐玄宗先天二年（713 年）圆寂；鉴真和尚则是玄宗天宝十二年（753 年）年底到达日本奈良，协助日本僧侣维持更完整的戒律。

中国佛教自从得到梁武帝的皇家奥援以来，到出口鉴真和尚的这两百年间，迅速累积了相当庞大的势力与资源。僧尼居士等神职，或半神职人员所组成的僧团，在国家政策下逐渐体制化；从印度传来的佛教经典也由皇帝敕诏翻译，动用国家资源维持译场与翻译人员的养成；为了传教弘法所兴建的寺塔，为了消灾祈福而广设的坛城法会，在这两百年间不绝于缕。

这是中国佛教最辉煌的时代，僧才辈出，影响遍及韩国日本、以及越南等地。

然而，佛教进入中国也不是完全毫无阻碍的。

中学课本提过韩愈的〈谏迎佛骨表〉，韩愈上书，将佛教视为夷狄的法度，是天朝正朔所不取，用五帝的国祚绵长，对比南朝的夭短早亡，将战乱的责任推给汉明帝以后传入中国的佛教来承担。因为这个书表，让他差点惹来杀身之祸；可见，佛骨应该比鳄鱼还要致命。

谁都没想到唐宪宗会对韩愈发脾气，儒佛之间的矛盾，无形中被皇帝的喜怒压了下来，只能说零零星星地有韩愈、朱熹、胡适这样的老先生，秉持着儒家道统的精神，三言两语虽然在政界学界搅动春水一池，对佛教的实质影响却不大。

毕竟，佛教教义的发展，并不会直接地与儒家形成对立，单从生死观念或宗教仪式的角度来看，道教与佛教的竞争，还来得比较激烈一些。儒家的事情大概这辈子完了就完了，佛道二教却要面对死后世界有无、灵魂心识有无等问题，展开激辩。能不能说服最多信徒追随、吸引最高掌权者青睐，或者，有没有神通、乃至于神通够不够广大，才是佛道之间真正的角力。

佛道相争的历史得从佛教传入的那时候说起。

以外来宗教的姿态，进入汉人文化圈，甚至得到皇帝的背书而敕建白马寺的佛教，让本土道士们看了非常之不爽。这种不爽当然包括纯粹不认同佛教的排外情绪，但更多而且更实际贴切的理由，应该是佛道两教在互抢对方的客户、互相拉对方的下线。信徒各种物质供养的集中、皇帝与国家政策的支持，正式引爆佛道相争。

佛道相争，基本上就是本土企业正面冲突跨国连锁业者的概念。

传说东汉年间有一起焚经台事件，聊备一谈。

汉明帝时，佛教以白马寺为代表，道教则结合了五岳众道士，两方相约辩论，并同时筑起了高台，点燃火薪，用焚烧经书的方式，看哪一边的经书没有被烧毁，另一边就要谢罪。

当时的赌注是献上人头或改宗皈依，但因为是传说，也没人知道有几位道士人头落地；但总之，这个传说的最后，佛教赢了，佛经在火焰里熠熠发光，而道教的经典一入火中便灰飞烟灭。于是留下「真经不怕火」之语，以及一方记念石碑「焚经台」。

传说当然是不可考的，因为真正的历史赢家其实是道教。

这场佛道之间的输赢，从汉明帝开始，一直到唐武宗才分出胜负。

唐代君主因为讳姓李的关系，所以攀亲带故地奉老子李耳为祖先，算是一个以「道」立国的朝代；但是唐代也是思想较为开放的年代，所以很多皇帝都礼遇佛教、善待僧人。

可是，唐武宗灭佛的杀机，也是这样埋下的。会昌四年（844年），唐武宗先是下令：

「毁拆天下小寺，经佛搬入大寺，钟送道士观。其被拆寺僧尼，行不依戒行者，不论老少，尽勒还俗，递回本贯，充入色役。年老、身有戒行者，配大寺。虽有戒行、若是少年者，尽勒还俗，归本贯。」

这还是第一部曲，尚且保留了肯守持戒律的老年僧尼，只针对年轻僧尼与不守戒律的僧尼。

次年，变本加厉为：

「天下僧尼五十已下，尽勒还俗，递回本贯讫。后有云：天下僧尼五十已上、无祠部牒者，尽勒还俗，递回本贯。」五十岁以下也不管戒行如何，都得还俗。而到了最后一道敕令时，已经是：「从四月一日起首，年卌已下僧尼还俗，递回本贯。每日三百僧还俗，十五日，年卌已下僧尼方尽。从十六日起首，五十已下僧尼还俗，直到五月十日方尽也。」

每天有三百名僧尼还俗，这样的大场面不知道看上去是怎样地荒谬。

而且地方上逼迫僧尼还俗的方式，千奇百怪，从逼他们吃肉吃荤之外，也有拿刀架着脖子逼他们僧尼互相野合的传说。整个僧尼阶级瞬间中空，在那之后，佛教失去了传承，典籍尤其论书与注疏都遭到焚毁，散逸不全，看得懂佛书的人愈来愈少，能够解释佛教义理的人才也就渐渐消失；寺院场地被国家没收，法器教具以及佛像被捣毁熔铸或分封给道教为用，至此，梁武帝以来所打下的佛教根柢，可以说是完全毁于一旦了。

但也不难从这些诏令的内容推知，由于唐代的税赋制度对僧尼寺院多有宽待与抵免，国家征收不到税金，再加上这些出家的僧尼，都不是清净的修行人，连基本的戒律都无法遵守，甚至常有犯罪情事，无怪乎以赵归真为首的道士们，可以这么轻易地说服唐武宗去妄动这个盘根错节了两百年的主流宗教，几乎到了毫不留情的地步。

灭佛之后的中国佛教，原则上只剩下以打坐、看公案为修行手段的禅宗；还有专念阿弥陀佛，祈求往生极乐世界的净土宗。因为实践方法很简单，就算没有法器佛像也可以修行，打禅念佛人人能行，不设高标准的门槛，不用理解很深的典籍，千修千人去。用金刚经、心经、阿弥陀经等短小的随身经典，就大致可以默通禅宗或净土宗的基本概念。

灭佛后的僧侣或俗家居士，台面上虽然不能再说自己是佛教徒，但台面下多半凭着记忆力背诵这些短小的经典，还可以偷偷地宣讲流通，终于让佛教不至完全断绝在会昌法难之下。

唐武宗只在位六年，禅净二宗很勉强地在汉地留下了法脉。

但从是以后，中国佛教面目全非，达摩玄奘两位祖师前后开创的盛况不再，甚至惠能鉴真所亲炙的佛教样貌也难以保全了。

一息尚存的禅净二宗且表过一旁不论，需要大量法器图像雕塑才能修法的密教，在这次的灭佛运动中，彻底被刨断根源。唐代开元年间才被系统化，逐渐鼎盛起来的密教，史称唐密，不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即遭遇会昌法难；从此密教流亡海外，中土密教一蹶不振，而今提到密教，多半都是依循西藏或日本的传承，关于中土密教，已经没有什么严谨的学说理论传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