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时期长安西市街景
汉代形成的大汉文化，在渐趋成熟。成熟的儒家文化对中国大一统的巩固，无疑是功在千秋，荫及后世。 缔造了贞观盛世，同时也缔造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在记录他与大臣政事对话的《贞观政要》一书中，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 一。”这种“爱之如一”的思想，无疑成了民族大融合的凝固剂。加上唐太宗羁縻州府政策的推行，进一步促进了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团结和巩固。
盛唐的民族大融合，首先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朝廷官至宰相兼淮南节度使的杜佑，写了一本典制体史书《通典》，广泛、生动地反映了民族观念在过去以及当时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对民族政权与汉族政权在 制度上的延续性作了如实的记载。杜佑对“古之中华”与“今之夷狄”作了一番比较后，提出：“缅惟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有居处巢穴焉，有葬无封树焉，有 手团食焉，有祭立尸焉，聊陈一二，不能遍举。”据此，他得出“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的卓识。在解释中华与夷狄发展的不同状况时，杜佑提出，地理位置 的“偏”与“正”，及其“气”的差异导致了这种情况：“中华地中而气正，人性和而才惠，继生圣哲，渐革鄙风。今四夷诸国，地偏气狭，则多仍旧。”这说明不 同民族在最初的发展状况是相同或相通的，“中华”并不比“诸夷”先进，并进一步得出 “上古之时‘中华’与‘夷狄’本是一家” 的结论。 杜佑《通典》提出“中华与夷狄同”，“本是一家”，说明 “中华”与“夷狄”是可以相互转变的。既然华夏族与夷狄在上古时期没有差别，只是因为物质条件 的差异，导致了他们之间在文化发展程度上的差异，那么，只要物质条件许可，“夷狄”也可以“生圣哲”“革旧风”，这一理论是从唐太宗的民族融合实践中得出 来的。唐太宗重用蕃臣蕃将是出了名的，甚至禁军中也用蕃卒。此后唐代宰相世系表九十八族三百六十九人中，其为西域少数民族（所谓异族）者有十一姓二十三 人，时人有“近日中书，尽是蕃人”之说。
在唐太宗贞观时代，就解决了民族融合的理论问题，此后便出现了大唐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以及 西方文化融合的鼎盛局面。所谓盛唐文化，源于贞观，而以玄宗朝为主，上溯高武，下及德宪朝，空间分布涵盖贞观至元和十五年（627～820）将近两个世 纪。玄宗开元天宝间（713～755），为历代史家所称颂的文化“盛世”，这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超过前期，政治上实行较开明的统治，而且在文化的各个层面 上也都表现出诸多史无前例的高峰。如诗歌，有以、为代表的恢宏激昂的盛唐之音，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壮志酬国的边塞诗，以及等融于自然的田园 山水诗，合奏出唐代的最强音，此后绵延千古，成为中华各民族共同的精神食粮。当时以西安、洛阳为中心向外呈辐射状的文化光芒，既有中外文化融合物态变迁的 时代特征，又有继承古老的传统以通变求新意的民族特质。历史地理学的发达，艺术形式的多样化，代表民间文化的传奇、变文、俗讲百戏，以及具有起承转合功能 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音符。唐代是佛教文化渐趋融入并中国化的重要年代，也是唐人对古今中外各种学问大加总结提炼的时期，大量综合性著述的出 现反映了唐人总体智力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唐代的民族大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同样达到了空前的规模。长安已成为国际的大都会，不同区域 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服饰等纷纷涌来，在长安这个中心舞台上表演展现。波斯的歌舞，胡人的乐器，“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未想 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驰使，绝不介怀。”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中，唐人广泛吸收了古今中外的文化精华，予以再现和创造。玄宗 朝，由于前代的积累和玄宗本人的爱好，音乐、舞蹈格外发达。广泛吸收各族乐曲和乐器，并设左、右教坊和梨园，掌乐舞之事。当时乐师有一万余人，民间艺人更 多。从《七德舞》《九功舞》《上元舞》等舞蹈所表现的内容，可以看出盛唐安定祥和的气氛，好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
至于盛唐的书画艺 术，“亦一变陈、隋、初唐细润之风尚，以成雄浑正大之盛唐风格，而见空前之伟观。”玄宗本人擅画墨竹，也为一时之胜。盛唐绘画中的佛教绘画，脱去外来影 响，渐具民族风格，以“吴带当风”为其代表，偏重写实，向风俗画发展。被当时誉为“画圣”的吴道子、阎立本的人物画，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大书法家颜真 卿、褚遂良、张旭的书法，影响直达今天。
由于经济繁荣和国力强盛，也由于科举制盛行而带来的广大知识分子的仕进愿望十分强烈，唐人的 心理状态、精神风貌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表现在盛唐知识分子都把帝国的命运同自身的前途视为一体，普遍地眷恋世俗生活。《太平广记》中有关李 林甫不愿放弃富贵享受去学仙道，秀才李俊二十余年科举失利仍不肯放弃仕途追求，就是对唐风的生动写照。《太平广记》及唐人各种笔记小说，为我们展示了唐代 文人和一般百姓世俗生活的各种场面：如嗜酒豪饮、挟妓歌吟、郊游远行、蹴鞠下棋、占卜相面、品茗赏花、斗鸡走马、杂耍百戏等不胜枚举。 封建社会鼎盛时代的，以它特有的开放风气著称。在那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太平盛世，社会比较富裕，人们普遍追求生活中的享受与快乐。而唐代的民族 大融合，也将少数民族女性地位较高、性生活比较自由等文化习俗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力地冲击了中原汉族的礼教观念。从宫廷到民间，人们性禁忌 少，性生活的自由度相当大，主要表现在自由恋爱、自由结合的事比较常见，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较多，离婚和再嫁比较普遍。尤其在唐室公主的婚姻上反映最 为典型：唐嫡亲公主211人，代宗以前99人，其中三嫁者4人，再嫁者23人，占1/4多。
盛唐文化的发展，同封建政治经济在唐中叶 的变化同频共振，创造了封建时代丰富多彩的灿烂文化高峰。唐朝作为东方文化中心，深深影响着周边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发展。如当时日本、朝鲜的学校教 育，从课程到考试内容和教材，都与唐代相同。日本当代史学家井上靖在《日本文化》的书中颇为中肯地写道：“唐代的文化是与印度、阿拉伯和以此为媒介甚至和 西欧的文化都有交流的世界性文化，所以学习唐朝也就间接地学习了世界文化。”
这种具有“世界文化”意义的由民族融合带来的盛唐文化繁荣，使汉代形成的儒文化，在唐代得到极大丰富和发展，渐趋成熟。成熟的儒文化对中国大一统的巩固，无疑功在千秋，泽被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