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顺宗中风，经过治理后哑了，失去执政能力。宦官俱文珍等遂和外藩剑南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联合反对改革派。三月，唐顺宗被迫立李纯为太子，并于八月迫使顺宗让位给太子，史称“永贞内禅”。永贞革新宣告失败，前后共146天。革新失败后，其主要人物十人均被贬斥，史称二王八司马。

永贞革新失败的原因： 一，时运不济。顺宗由于身体羸弱，实际当皇帝才半年多。就在这几个月里，也是重病在身，口不能言。总发动机停转，改革产品当然下线。 二，权力基础薄弱。唐朝中后期，国家权力长期掌握在宦官和藩镇手中，盘根错节。改革者只是一小群地位较低的新人，有笔无剑。两相对比，一个是大树，一个是浮萍。比如宦官拒不交出兵权，二王一点办法没有。“二王刘柳”一度头脑发热，互相吹捧是伊尹、周公、管仲再世，豪壮得意、不可一世。这种狂热不但引发了普遍的妒忌和敌意，而且也无法冷静驾驭复杂政局，处理多方面牵扯关联。宦官集团则依靠实力强大的藩镇和老臣，实施反击。改革者的权力如同图画山岳，一戳就破，基础太脆弱了。 三，“休克疗法”操作太急。德宗积弊已深，企图采用“休克疗法”或“震荡疗法”，短短几个月就焕然一新，很难奏效。只有循序渐进，方为上策。但“二王刘柳”担心顺宗不久于世，以百米跑速度接连推出力度很大的改革措施，结果欲速而不达。 四，涉嫌腐败。改革集团仍然未能逃脱人性弱点。他们在运动中忙于升官，急于求成，一个接一个提拔朋友和熟人。只要团体内有人说“某甲可以担任某官”，过不了两天某甲便已得到这个职位。二王得势时，门庭若市。王伾还专门做了一个收藏礼金的大木柜，夫妇二人在大柜子上睡觉，享受金钱快感，结果授人口实。 五，内讧。改革深入之后，王、韦产生不同意见，窦群事件就是个例子。另外，王叔文要杀刘辟，韦执谊竭力劝阻。还有个叫羊士谔的人指责革新运动，王叔文也要杀他，韦执谊以为不可。王叔文气得不得了。其实韦执谊的用意，是为了缓解改革者与众多朝官的紧张。韦执谊派人向王叔文解释说：“我并不是违背约定，只是多方设法成就老兄的事情罢了。”但王叔文不能容忍，甚至想杀掉韦执谊。 六，不善于妥协。对立双方都陷入了你死我活、鱼死网破的斗争哲学之中，不能自拔。王叔文固然勇气有余计谋不足，韦执谊在最后关头也拒绝了与新皇帝宪宗妥协的余地，实为遗憾。中国加入WTO的谈判过程表明，掌握妥协的艺术十分重要，改革亦是如此。

中国唐代顺宗时官僚士大夫以打击宦官势力为主要目的的改革。因发生于永贞年间，故名。唐代从玄宗时的高力士开始，出现宦官擅权现象；到肃宗时的李辅国，宦官又掌握了军权。到中后期他们的专恣骄横，引起皇帝和某些官僚士大夫的不满 。永贞元年（805），唐顺宗李诵即位 ，他的东宫旧臣王叔文、王伾居翰林用事，引用韦执谊为宰相。他们与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结成政治上的革新派，共谋打击宦官势力。朝廷宣布罢宫市和五坊小儿，停19名宦官的俸钱，任朝臣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以图逐步收夺宦官的兵权。此外，顺宗和革新派还罢免贪官京兆尹李实，蠲免苛杂，停止财政上的“进奉”。这些改革都具有进步性，但引起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及与之相勾结的节度使的强烈反对。最后，俱文珍等人发动政变，幽禁顺宗，拥立太子李纯。王叔文被贬后赐死，王伾外贬后不久病死，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及韦执谊8人均被贬为外州司马 ，史称二王八司马 。改革历时100余日，以失败而告终。一、永贞革新的背景关于永贞革新的政治背景，一般认为主要有二：一是藩镇割据。安史乱后，中央对地方失控，逐渐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德宗时期，藩镇割据的形势日益严峻。

而藩镇之乱，也此起彼伏，迄无宁日。建中四年（７８３）十月，泾原兵奉前卢龙节度使朱泚为主，大举造反，德宗被迫出奔奉天，转走梁州，直到兴元元年（７８４）七月，才得以重返长安。此后，长安又屡遭藩镇围困，有如一座危城。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抑制藩镇势力，重建中央集权，成为唐王朝君臣必须正视的问题。一是宦官专权。安史乱后，君主不信朝臣，宦官得以干政。肃宗时的李辅国，代宗时的程元振、鱼朝恩，以宦官执掌兵符，权力更大。德宗出奔奉天，因窦文场、霍仙鸣护驾有功，归以二人为神策中尉，宦官主管禁军遂成为制度。此后，宦官以军权在手，无所顾忌，干政益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抑制宦官势力，夺回国家军权，也成为唐王朝君臣必须正视的问题。另外，贪鄙当道，贤能被逐，苛征如虎，百姓涂炭，亦成为唐王朝君臣需要正视的问题。关于永贞革新的人事背景，一般认为也主要有二：一是高级官僚士大夫注重既得利益，对变革新政不感兴趣。如老宰相贾耽，《旧唐书》本传称：“自居相位，凡十三年，虽不能以安危大计启沃于人主，而常以检身厉行律人。”对防嫌免祸非常留意，对国家安危不想关心。新宰相高郢、郑珣瑜，亦均小心谨慎，而无显赫政绩。他们很容易与一些老藩镇、老宦官携手合作，共同维护旧的秩序。

一是低级官僚士大夫身无长物，不怕冒险，敢于以变革新政为己任。如王伾，仅官太子侍书；王叔文，仅以棋待诏为东宫侍读；刘禹锡、柳宗元、程异，仅官监察御史；韦执谊，仅官吏部郎中；凌准，仅官侍御史；韩泰，仅官户部郎中；韩哗、陈谏，史书不记当时任官，职位显然更低。他们很容易与一些宫朝新进携手合作，共同开创新的局面。另外，君主的态度，也为人事背景之一，对反对或主张变革新政的双方，也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永贞元年(805),唐顺宗继位,任用王叔文王丕(单人旁)以及柳宗元,刘禹锡,韦执谊,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等人,进行革新,史称 永贞革新 .革新的内容直指宦官专权之祸.806年,宦官俱文珍,联合反对革新的官僚,逼迫顺宗退位(顺宗不久遇害),拥立太子李纯为帝,是为宪宗.王叔文被贬后又被杀害,王丕也死于贬所,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都被贬为边州司马,此即 二王 八司马事件 革新的主要矛头是对准当时最强大、最顽固的宦官势力和藩镇武装的，所以革新派面对的阻力很大。而经过安史之乱后，王权已经受到威胁，已经不再可以威吓一方，在皇帝手中并没有实质的武装，所以革新也就夭折。

关于永贞革新的评价，由于立场不同，古今十分悬殊。韩愈撰《顺宗实录》，既包含对永贞革新最早的记述，又包含对永贞革新最早的评价。但该“实录”记述永贞革新本多不实，对永贞革新的评价自然也就不高。或认为涉及个人恩怨。如清人陈祖范云：“退之于叔文、执谊，有宿憾；于同官刘、柳，有疑猜。”（《陈祖范文集》卷一）或认为涉及内廷党争。如近人陈寅恪云：“永贞内禅尤为唐代内廷阉寺党派竞争与外朝士大夫关系之一最著事例。”（《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他断定韩愈与宦官俱文珍颇有交往，故记述永贞革新，多采纳俱文珍等反对派的意见。此外，恐怕还涉及对新进的妒忌心理。如王叔文主持变革新政时期，侍御史窦群曾往拜谒，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问：“何谓也？”群云：“去岁李实怙恩挟贵，气盖一时，公当此时，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复据其地，安知路旁无如公者乎？”韩愈举进士在贞元八年（７９２），刘禹锡、柳宗元举进士在贞元九年（７９３）。到变革新政时期，韩愈仅官江陵府掾曹，而刘禹锡、柳宗元却为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在这种情况下，韩愈对刘、柳等新进怀有妒忌心理也是可以理解的。如韩愈《永贞行》称革新党派为“小人乘时偷国柄”；又直云：“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

”对革新党派升官过速表示强烈不满。由此导致借撰史之机，对永贞革新进行中伤和诋毁。后世修两《唐书》及《资治通鉴》，关于永贞革新，基本照抄《顺宗实录》。因而关于永贞革新的评价，在当时及稍后很难公正。清代以来，对永贞革新的评价逐渐增高。或称：“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五）或称：“只此小小施行，已为李唐一朝史所不多见。”而“德宗秕政，廓然一清”（岑仲勉《隋唐史》上册）。或称：“这些措施，打击了当时的方镇割据势力、专横的宦官和守旧复古的大士族大官僚，顺应了历史的发展。”（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第十三章）或称：“他们的施政方针，主要是抑制专横的宦官集团，改革德宗时期诸弊政，是有进步意义的。”（卞孝萱《二王八司马》，《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不用说，评价都很客观公正。但除此之外，站在当时人的立场，是否还应有别的解说呢？按史称顺宗册太子，王叔文已有忧色，口虽不敢言，但吟杜甫题《诸葛丞相祠堂》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犹见英雄末路之慨。而狷急如刘禹锡，所作《谒柱山会禅师》诗，对参加变革新政颇有悔意。其中“哀我堕名网，有如翾飞辈”句，尤见作者当时动机本不纯正。

至于柳宗元，性本柔弱，所作《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直称：“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对参加变革新政非常悔恨，倒不令人奇怪。总之，参加变革新政的低级官僚士大夫，包括二王在内，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名利思想。正因如此，他们才在运动中，忙于升官，急于求成。然而此举，既授人以口实，又欲速而不达。这场变革新政运动，仅半年便告失败，参加者恐怕均难辞其咎。因此，对永贞革新的评价，恐怕还应一分为二。也就是说，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应该分别评价。受韩愈《顺宗实录》影响的评价，评价的实际多属主观动机。而清代以来的评价，评价的实际多属客观效果。就此而言，这两种评价都难免有片面之嫌。只有综合二者，才是公正、全面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