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是中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宦官掌控禁军的背景下官僚士大夫争权的政治现象。中唐以降，宦官专权，反对宦官的朝廷官员大都遭到排挤打击，而依附宦官的又分为两派——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

牛李党争始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的进士考试，此后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历经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到唐宣宗时期以李德裕被贬谪到崖州而宣告结束，前后持续近四十年。就连唐文宗对此都不得不发出“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感慨。牛李党争使本已腐朽衰落的唐王朝走向灭亡。

牛李党争深刻地影响了一批才智之士的命运，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最有悲剧意义的当数与温庭筠合称“温李”、与杜牧合称“小李杜”（大李杜指李白与杜甫）的李商隐。李商隐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解析李商隐个案，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唐代科举制度与人身依附关系，在士人身上打上的深深烙印，使他们在精神与仕途上都缠上牛李党争给其带来的无穷磨难与痛苦。

牛党提携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谿生，唐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僚家庭，曾祖父李叔恒，19岁登科进士，位终安阳令，祖父李俌，位终邢州录事参军。李商隐出生时，其父李嗣正任获嘉县令。3岁左右，李商隐随李嗣赴浙。不到10岁，李嗣去世，李商隐只得随母还乡，过着艰苦清贫的生活。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因此背负了撑持门户的责任。李商隐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李商隐“五岁诵经书，七岁弄笔砚”，回乡后曾从一位精通五经和小学的堂叔受经习文，至16岁，便因擅长古文而得名。此外，写得一手秀丽的工楷与一手好文章。

大和三年（829）底，李商隐以“十六岁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的才名，得到了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牛党骨干）的赏识，“楚以其少俊，深礼之，令与诸子游。楚镇天平、汴州，从为巡官，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令狐楚对李商隐的才能十分欣赏，对他的照顾也颇为周到。并让他和其子令狐绪、令狐绹，侄儿令狐缄等交游，建立了两代人和李商隐的密切关系。令狐楚还将李商隐招进幕府，亲授其骈体章奏之学。当时官私文书皆用骈体，擅长骈体章奏也是致身通显的一条捷径。李商隐《谢书》云：“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西晋王祥所得佩刀，只有官至三公的人才能佩戴。此句意谓自从恩师令狐楚亲授章奏之学后，自己再也不羡慕得到佩刀的王祥了。

大和年间（827—835），与李商隐关系最密切的人令狐楚，由封疆大吏而内调至朝廷吏部尚书，这期间李商隐大部分时间都是他的幕僚。大和四年（830），令狐楚命李商隐以“乡贡”的资格陪同令狐绹由郓州赴京师参加进士考试。结果，学问一般的令狐绹高中，李商隐却名落孙山。原因很简单，晚唐科举考试很不公平，朝中无背景的寒士很难脱颖而出。李商隐当时就给令狐绹写信，其中有“尔来足下仕益达，仆固不动”，心情相当失落。三年之后，李商隐再次赴考，又未中榜。为了寻找出路，李商隐到处“行卷”，即拿着自己的诗文去晋谒一些有名望有地位的人物，请他们提携自己。正在此时，令狐绹帮助了他。开成二年（837），令狐绹之友高锴在夏口任主考官，高锴“素重令狐贤明，一日见之于朝，揖曰：‘八郎（令狐绹排行第八名）之友谁最善？绹直进曰：‘李商隐者。故夏口与及第。”由于令狐绹的极力推荐，高锴心领神会，遂录取了李商隐。这一科共录取进士40名，名额不算很多。李商隐能够中榜，没有令狐父子的大力鼎助是不可能成功的。

令狐绹虽然不是李商隐的直接座主，但李商隐却是在他的帮助下考中进士的，与其说李商隐是高锴的门生，莫如说他是令狐氏的门生。因此，在令狐氏看来，李商隐出自令狐氏，同时也出自牛党，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然而，缺少政治历练的李商隐书生气十足，他没有充分认识到，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中，忠于“门户”，恪守朋党戒律，是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这种党派的人身依附关系是封建家族宗法关系的放大，是政治分野的具体表现。然而，具有书呆子习气和清高意识的李商隐并没有把这种人身依附关系放在心上，这就为他后来跌宕坎坷的人生之路埋下了伏笔。

联姻李党

唐代科举考试由礼部主持，及第者算是有了做官的资格，但委派官职由吏部负责，因此各科及第者还要接受吏部铨试，俗称“关试”。吏部铨试完毕，各科及第者就都隶属吏部，候派官职，等待时间不光取决于铨试成绩，更要看官员缺额多少，往往新进士可能候补官缺达数年之久；急于求成者，可再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辞”“书判拔萃”科的两种考试，每试仅取数人，立即授官，但由于难度极大，故通过者寥寥无几。“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进士及第后，三次参加吏部“博学宏辞”试失败，足足当了十年白衣进士，只好应藩镇张建封之召去当了一名幕僚。

李商隐的情形与韩愈十分相似，他虽中了进士，但没有通过吏部考试，故也没有官职。令狐楚死后，他失去了依靠。恰在此时，泾原节度使王茂元聘他去作节度使府中的掌书记。王茂元与李德裕关系极好，是李党中的骨干成员。然而，纯属诗人气质的李商隐并未觉察到这一点，他不仅接受了帅府掌书记的职务，而且很快被王茂元看中，将女儿许配给他，做了节度使王茂元的乘龙快婿。

李商隐娶王茂元女儿之事在当时颇为人诟病，一个牛党的学生，居然背叛恩师的提携，忘恩负义成了李党分子。中晚唐时期，牛李党争已闹到水火不相容的程度，李商隐不可能不知道娶李党之女的严重后果，然而，李商隐为何要同王氏联姻呢？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李商隐具有典型的诗人气质，有独立的人格意识，并不把娶王氏之女这件事看成是背叛牛党，投靠李党。其二，李商隐丧妻已久，急需有个家室，他考中进士后，这种愿望愈益迫切。

李商隐起初是想置身于牛李党争之外，他的交往对象有牛党也有李党，诗文中对两方都有所肯定，也都有所批评。然而，在政治斗争中想要保持中立，显然只能是一厢情愿，结果是李商隐两边都不讨好。《新唐书·文艺·李商隐传》云：“茂元善李德裕，而牛、李党人蚩谪商隐，以为诡薄无行，共排笮之。”令狐绹尤其厌恶他，认为李商隐忘恩负义。李商隐娶王茂元之女后，令狐绹大怒，咒骂李商隐“忘家恩，放利偷合”。李商隐在婚后向令狐绹苦苦诉说，极力剖白心迹。

然而，这一切的辩解都已无济于事。开成三年，李商隐参加“博学宏辞”科考试，本已录取，但上报中书省时，却被除了名，理由是：“此人大不堪！”李商隐很快便从中领悟到不被录取的缘由，怀着悲愤凄凉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吟成千古传诵的名诗《安定城楼》。

事实上，无论是令狐楚，还是王茂元，都是因赏识李商隐的才干才请他入幕的。李商隐为了寻求个人的政治前途和生活出路才先从令狐后从王，并非是钻营于牛李两党间的小人，也不是搞政治投机。他与两党都有社会联系，都有朋友，没有必要将他划入李党或牛党。按照儒家的原则，可称之为“君子群而不党”。他曾在一首《无题》诗中怀着厌恶而又无奈的心情说：“莫近弹棋局，中心最不平。”“弹棋局”是指朋党之间的斗争，“莫近”是指自己要远离党争，“不平”是指自己不参与党争，却招致不公正的对待，故为之感到不平。李商隐渴望远离朋党，但事与愿违，朋党这根无形的绳索却死死地缠绕在他身上，这是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普通士人在牛李党争十分激烈的政治环境中必然遭受的厄运。

去牛就李

开成四年（839），李商隐再应吏部考试，总算通过，并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虽只有九品，但只要有人提携，不难升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要职。然而不久，他就被调任弘农县尉，这是比县令、县丞、主簿还低的职务。调任详情虽不知，但可以肯定与朋党倾轧有关。李商隐在弘农任职期间很不顺利，他因为替死囚减刑而受到上司孙简的责难，感到非常屈辱，难以忍受，最终以请长假的方式辞职（《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凑巧的是，在此前后孙简正好被调走，接任的姚合设法缓和了紧张的局面，在他的劝慰下，李商隐勉强留了下来。但他此刻显然没有心情继续工作，开成五年（840）就再次辞职并得到了获准。

唐武宗时期，李德裕为相，李党遂受重用，牛党遭到打击，自顾不暇，故对李商隐的报复亦暂时停止，李商隐再入秘书省，被提拔的好运眼看就要来了，但事不凑巧，李商隐之母突然去世，按官员须丁忧三年的规定，李商隐只得返乡守制，不久，其岳父王茂元亦病逝。李商隐本以为过了三年就可重新入朝为官，但支持李党的唐武宗去世了。唐宣宗登基后，不遗余力打击李党，武宗会昌年间李德裕的一切措施均被否定。牛党的白敏中、令狐绹先后为相，李德裕及其党羽皆被斥逐。

令狐绹是在湖州刺史任上被召进京的，先任翰林学士，再任宰相。一朝大权在握，牛党便进行报复，不仅将李党首领赶下台，而且李党成员也纷纷被贬谪。与李德裕关系较深的给事中郑亚，被远贬至桂州任桂管观察使。郑亚请李商隐当他的幕僚，李商隐欣然接受。如果说李商隐投靠王茂元是由于倾心于他的女儿以及处于谋求职位的考虑，那么追随郑亚，则把他真正地推向了李党。此时的李商隐，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至少他去牛就李的政治倾向已非常明朗，从而为包括令狐绹在内的整个牛党新贵所震怒，为以后进一步打击报复李商隐提供了有力的借口。

李商隐去牛就李的具体人物是郑亚，而郑亚是李党的重要人物，李德裕当政时最得力的助手。李德裕当政时期，郑亚先后擢升为监察御史、刑部郎中、谏议大夫、给事中。会昌末年发生了牵涉两党人物命运的重大事件吴湘之狱。唐宣宗时，宰相白敏中指使前永宁县尉吴汝纳进京诉冤，称李绅诬奏其弟吴湘贪赃罪，李德裕枉法附会李绅，致使吴湘冤死。唐宣宗命复审此案，李德裕因此被贬为潮州司马。也是郑亚首唱，所以牛党对郑亚恨之入骨。但李商隐与郑亚之间更多的是知己关系。因此，在牛李党争非常激烈、李党明显面临厄运的政治形势下，郑亚一奏请李商隐作掌书记，他就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己较为满意的秘书省校书郎，不顾牛党旧好之忌，跟随郑亚前往桂州。虽然这其中不乏“为贫而仕”之缘由，但他同郑亚素为知己的因素也不容低估。至此，李商隐在党争中明确地站到了李党一边。在李党纷纷失势之时，李商隐依附郑亚，是没有任何功利性质的，只能说明他具有独立的人格，不趋炎附势，不屈服于任何权贵。

后来郑亚被贬为循州（今广西龙川）刺史，李商隐失去依靠，只得北归。

大中二年（848），他回到京城长安。在潦倒之际，写信给故友令狐绹，请求帮助，遭到拒绝，结果只能通过自己考试得到一个盩厔县尉的小职位，正九品。因为他长于写公文章奏，次年又改京兆尹掾曹的执笔小吏。自考中进士至今已整整十二年，几经折腾，调来调去，所任仍不过是尉曹之流的小官。

大中三年，新任武宁军节度使卢弘正邀请李商隐入幕，李商隐得以离开困守的京师，到徐州任判官，卢弘正是一位有能力的官员，对李商隐也非常欣赏。如果他的仕途顺利，李商隐可能还有最后一次机会。然而不巧的是，李商隐追随卢弘正仅仅一年多后，大中五年春天，卢弘正病故。这样，李商隐不得不再一次另谋生路。同年，李商隐经历另一次重大打击，妻子王氏病逝。从李商隐的诗文上看，他和王氏的感情非常好。这位出身贵族的女性，多年来一直尽心照料家庭，支持丈夫。由于李商隐多年在外游历，夫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聚少离多。可以想象，李商隐对于妻子是怀有歉疚的，而他仕途上的坎坷，无疑增强了这份歉疚之情。家庭的巨大变故并没有给李商隐很长的时间去体验痛苦，这年秋天，被任命为剑南东川节度使的柳仲郢向李商隐发出了邀请，希望他能随自己去西南边境的四川任职。李商隐接受了参军的职位，于十一月入川赴职。他在四川的梓州幕府生活了四年，大部分时间郁郁寡欢。他与当地的僧人交往，曾一度对佛教发生很大的兴趣，并捐钱刊印佛经，甚至想出家为僧。大中九年（855），柳仲郢被调回京师任职。出于照顾，他给李商隐安排了一个盐铁推官的职位，虽然品阶低，待遇却比较丰厚。李商隐在任上工作了两年多，罢职后回到故乡闲居，这是他仕途生涯的终点。

其实，李商隐并没有通过王茂元、郑亚等人同李德裕拉过任何关系，他最终弃牛投李，是诗人自己做出的政治选择，且不论他的选择正确与否，是否背弃旧友，总之，正是由于令狐楚、令狐绹、王茂元和郑亚等人分属于不同的党派，才将李商隐一步步引入牛李党争的怪圈，并使他最终深深地卷入其中，使其处于两党的夹缝之中，举步维艰、一生漂泊、不得其志，只得到处投靠藩镇、疆吏当僚属幕宾。

由于官场中的失意，精神上的折磨，858年，这位才华横溢的晚唐大诗人李商隐寿不永年，竟于45岁壮年时溘然长逝。李商隐虽然命运坎坷，一生颠沛流离，成了牛李党争的牺牲品，但在唐代诗人中享有很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