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建国前的三百多日唐朝建国前的三百多日

唐朝建国前的三百多日

是建立的。这位隋炀帝的姨表兄,本是的太原留守,属于高级干部。但那个隋炀帝特别看重自己的享受,虽然对各级官员也不错,却根本不想老百姓。临死前杨广对宇文化及等人说:“我实负百姓;至于尔辈,荣禄兼极,何乃如是!”这是实话。但是否改朝换代,官员的待遇并不起作用。李渊早有“取而代之”的大志,乘社会纷乱时机,他便在太原起兵,建立了唐朝。就这样一个简单、清楚的事实,无论是《旧唐书》、《新唐书》还是《资治通鉴》,记述起来都把李渊写成平庸之辈,而只有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里的李渊是一个沉稳、老练的政治家。温氏为何独具只眼?
温大雅,唐初并州祁人。大业十三年五月,李渊起兵太原,温大雅即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门掌管义军的文书起草等机要工作。唐武德元年(618 年),李渊在长安称帝,称帝时的礼仪皆由大雅等人制定。
就在这一年,李渊招升大雅为黄门侍郎,旋又升迁为陕东道大行台、工部尚书等职。后来与太子李建成争夺帝位的斗争,愈演愈烈。温大雅追随和支持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登临帝位,温大雅官至礼部尚书,受爵黎国公。不久病逝。出自温氏之手的《大唐创业起居注》,记录了李渊太原起兵反隋至正式称唐帝为止共 357 日的史实。
这种亲历风云变幻的经历,比别的史家多有不同,发言撰文自有个性,其言论也颇值得后人参考。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三记载李世民和李渊在起兵前一次谈话,李世民说:“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人若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李渊听后大吃一惊:“汝安得为此言,吾今执汝以告县官!”李世民又缓缓地说:“世民观天时人事如此,故敢发言;必欲执告,不敢辞死!”李渊说:“吾岂忍告汝,汝慎勿出口!”第二天,李世民又劝说李渊,李渊很无奈,叹口气说:“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至《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一,直截了当地说:“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
宋人等撰的《新唐书》也说:“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李世民俨然唐王朝的缔造者,李渊只是一个庸碌无比的人。
温大雅对太原起兵也有详细的记述。实际上,在大业 12 年,李渊奉诏为太原道安抚大使时,就怀有政治野心,当他转为太原留守率兵前去镇压农民起义军时“私窃甚喜”,并对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他还地对李世民说:“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此言此行,非庸碌者所能为。王夫之不随俗见,曰:“人谓唐之有天下也,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来苏,故能折笔以御枭尤,而系国于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王氏不愧为有卓见的评论家。可惜,在众口贬低李渊的环境里,这类睿智之音难入主流之列。
温大雅行文属字未必是百分之百的实录,但他对李渊、李建成、李世民的关系还谈不到复杂。他做这个记录时,距李氏兄弟争权夺位还有八九年的时间,没有必要偏向哪一方。后人著史,已经没有了温氏“得诸闻见”的撰史条件,失去了那份从容与超脱,只能依据前代遗存的有限文献资料来编纂。以《旧唐书》而论,他们编纂李唐王朝创建历史所依据的资料乃是经过贞观史臣房玄龄、许敬宗、敬播等删改后的“国史”
和“实录”。同时,删除什么,留下什么,房玄龄等人也没有权力,而是依照所定的调子去做的。凭此写出的史书,无论如何也不会讲李世民“不”字。
“实录”一直为史家所心仪,自《史记》在汉代被誉为“实录”之后,事实上“实录”已经成为史家运用史料、评价历史和文字表述等各方面最基本的标准。然而真正做起来,难之又难。最根本的,撰史者也有所属,很难超然于世。既有所属,就有倾向性,那是没有法子的事。不同者,只在倾向性的多与少,表达技巧的娴熟与憨直。如果再加上材料的限制,“实录”云云,只能是人们心向往之的事情。
唐太宗还是不错的,他也不算很霸道的皇帝,虽然对待历史上与自己有瓜葛的事情,也容易犯常人犯过的错误,比如检查史官作的《起居注》等等。然而,他没有把不利于自己的书都烧掉,否则我们就没有机会读到《大唐创业起居注》了。没有这本小册子,李渊在太原起兵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后人只能猜测了。仅从这一点说,李世民就高于。后人常说,正史要与相参考,确实如此。不过,当帝王疯狂地把一切于己不利的书都烧掉之后,拿什么来参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