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是李渊的第几子?弑兄杀父是真的吗？

李世民是李渊的第二个儿子。

李世民于公元５９８年（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农历十二月戊午日，出生在武功的李家别馆，父亲是时任隋朝官员的李渊，母亲是北周皇族窦氏。李世民４岁的时候，家里来了一位自称会相面的书生，对其父李渊说： 您是贵人，而且您有贵子。 当见到李世民时，书生竟说： 龙凤之姿，天日之表，等到二十岁时，必能济世安民。 李渊便采 济世安民 之义为儿子取名为 世民 。童年时代的李世民聪明果断，不拘小节，接受儒家教育，学习武术，擅长骑射。

公元６１３年（隋炀帝大业九年），李世民娶高士廉的外甥女长孙氏为妻 。公元６１５年（大业十一年），李世民参加云定兴的军队，去雁门关营救被突厥人围困的隋炀帝。

公元６１６年（大业十二年），父亲李渊出任晋阳留守，李世民跟随到太原并随父多次出征，平服发生在今山西省内的各种叛乱和抗击东突厥人的入侵。

李世民弑兄杀父是真的吗？

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一生中最为重大的转折点，它将李世民一举推上了大唐帝国的权力巅峰，同时也将他推上了一个彪炳千秋的历史制高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个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无疑也使他背上了一个沉重的道德包袱 终其一生，李世民也未能真正摆脱玄武门之变留下的心理阴影。

形象地说，李世民 非法进入 的是 历史殿堂 的 施工现场

准确地说，是李世民执意要干预初唐历史的编纂。

进而言之，就是李世民很想看一看 当年那场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包括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在史官笔下究竟是一副什么模样。为此，当玄武门之变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后，李世民终于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强烈冲动，向当时负责编纂起居注的褚遂良发出了试探。

贞观十三年（公元６３９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 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

遂良曰： 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

太宗曰： 朕有不善，卿必记耶？

遂良曰： 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

黄门侍郎刘洎进曰： 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贞观政要》卷七）

李世民打算调阅起居注的理由是 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 ，听上去很是冠冕堂皇，也与他在贞观时代的种种嘉言懿行颇为吻合，可是褚遂良知道 天子的动机绝非如此单纯！退一步说，就算天子的出发点真的是要 以自警戒 ，褚遂良也不愿轻易放弃史官的原则。所以，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天子的要求，说： 从没听说有哪个帝王亲自观史的。

李世民碰了钉子，可他还是不甘心地追问了一句： 我有不善的地方，你也记吗？ 这句话实际上已经很露骨了，如果换成哪个没有原则的史官，这时候估计就见风使舵，乖乖把起居注交出去了，可褚遂良却仍旧硬梆梆地说： 臣的职责就是这个，干嘛不记？ 而黄门侍郎刘洎则更不客气，他说： 人君要是犯了错误，就算遂良不记，天下人也会记！

这次的试探虽然失败了，但是李世民并没有放弃。短短一年之后，他就再次向大臣提出要观 当代国史 。这一次，他不再找褚遂良了，而是直接找了当时的宰相、尚书左仆射房玄龄。

贞观十四年（公元６４０年），太宗谓房玄龄曰： 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

对曰： 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

太宗曰： 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

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

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 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贞观政要》卷七）

李世民这次还是那套说辞，可在听到房玄龄依旧给出那个让他很不愉快的答复后，他就不再用试探和商量的口吻了，而是直接向房玄龄下了命令： 卿可撰录进来。 在这种情况下，房玄龄如果执意不给就等于是抗旨了。迫于无奈，房玄龄只好就范。结果不出人们所料，李世民想看的正是 六月四日事 。

看完有关玄武门之变的原始版本后，李世民显得很不满意，命房玄龄加以修改，并且对修改工作提出了上面那段 指导性意见 。这段话非常著名，被后世史家在众多著作中广为征引，同时也被普遍视为李世民篡改史书的确凿证据。

人们倾向于认为，李世民所谓的 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叔牙 、 安社稷、利万民 等语，其实是为玄武门之变定下了一个政治基调，也是为史官们修改史书提供一个钦定的指导思想。比如牛致功就在《唐高祖传》中说： 李世民要史官们把他利用阴谋手段夺取太子地位的宫廷政变写成 安社稷、利万民 的正当义举，也就是要把他杀兄夺嫡之罪合理化。房玄龄、许敬宗正是遵照这种要求修改《实录》的。

既然皇帝已经给定了框架，史官们当然要努力把李世民塑造成 周公 、 季友 这样的人物了，而他的对手李建成和李元吉，在贞观史臣的笔下当然也要处处向 管、蔡 、 叔牙 看齐了，若非如此，又怎能衬托出李世民 安社稷、利万民 的光辉形象呢？

时至今日，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 贞观史臣在玄武门之变的前前后后确实对李世民作了一定程度上的美化，与此同时，李建成和李元吉则遭到贞观史臣不遗余力的口诛笔伐，被描写成了彻头彻尾的昏庸之辈、卑劣小人，甚至是衣冠禽兽。对此，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引述了《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中的相关描写，今节录于下。

《高祖实录》曰： 建成幼不拘细行，荒色嗜酒，好畋猎，常与博徒游 又曰： 建成帷薄不修，有禽犬之行，闻于远迩。今上以为耻，尝流涕谏之，建成惭而成憾。

《太宗实录》曰： 隐太子始则流宕河曲，游逸是好，素无才略，不预经纶，于后统左军，非众所附。既升储两，坐构猜嫌。太宗虽备礼竭诚，以希恩睦，而妒害之心，日以滋甚。又，巢剌王性本凶愎，志识庸下，行同禽兽，兼以弃镇失守，罪戾尤多，反害太宗之能

正因为两朝实录对建成和元吉极尽歪曲之能事，所以连一向倾向于李世民的司马光也不得不在《通鉴考异》中下了一道按语： 按：建成、元吉虽为顽愚，既为太宗所诛，史臣不能无抑扬诬讳之辞，今不尽取。 而《剑桥中国隋唐史》也认为： 建成和元吉两个人在正史上都被说得无甚是处。根据这些史书的记载，元吉酷嗜射猎，在战阵上反复无常，又是个好色之徒和一个虐待狂；太子建成则冥顽不灵，桀骜难驯，沉湎酒色。这些贬词至少是传统史料中这一时期的记载对他们故意歪曲的部分结果。

赵克尧、许道勋在《唐太宗传》中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 唐朝官修史书总是把建成与元吉加以丑化，而对世民则尽量粉饰。直至五代，刘昫等编撰《旧唐书》，也持相同的观点。 所谓 直书其事 ，则未必能做到实事求是。 而牛致功更是在《唐高祖传》中强调，从唐朝的《实录》、《国史》到后来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无不受到李世民改史的恶劣影响。他说： 这几部史书，是后来人们研究唐代历史的主要依据。在这几部史书的影响下，高祖缺乏果断处事的能力，李建成庸劣无能，李世民功德卓著，几乎成了妇孺皆知的常识。由此可见，李世民为了文过饰非而歪曲历史、篡改《实录》的影响多么深远。

综上所述，贞观史臣确实曾经在李世民的授意下，对玄武门之变前前后后的历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篡改。而篡改的主要方向有三个：一，对李世民加以美化和粉饰；二，对李建成和李元吉加以丑化和歪曲；三，对有关玄武门事件的许多关键性细节加以改动和增删。

也许，正是由于一些重大的历史细节被动过手脚，所以像 杨文干事件 、 毒酒事件 、 昆明池密谋 、 傅奕密奏 、 秦王密奏 等一系列事件才会变得云山雾罩、扑朔迷离，并且引起后世史家和学者的广泛争议，甚至屡屡被指斥为杜撰和造假。

李世民需要告诉自己和世人，他诛杀建成、元吉的行为并不是一场争权夺利的杀戮，而是一种锄奸惩恶、济世安民的义举！进而言之，恰恰是毫不避讳地、大张旗鼓地将这段历史昭示天下，他才能减轻自己内心的负罪感，获得一种内心的安宁，也才能正大光明、堂而皇之地获得一种道德解脱。

有关武德九年（公元６２６年）六月四日的那场流血政变，李世民到底向我们隐瞒了什么呢？

贞观十七年（公元６４３年），唐太宗李世民看了一本古籍中的一篇文章后，内心某个隐秘的角落忽然被触痛，于是潸然泪下、悲泣良久。他动情地对身边的侍臣说： 人情之至痛者，莫过乎丧亲（父母）也。 朕昨见徐干（东汉文学家、 建安七子 之一）《中论 复三年丧》篇，义理甚深，恨不早见此书。所行大疏略，但知自咎自责，追悔何及？ （《贞观政要》卷六）

李世民说的 所行大疏略 ，意思是高祖李渊逝世时，他所行的丧礼过于粗疏简略，未尽到人子之孝，因此深感愧疚和自责，追悔莫及。

也怪不得李世民会感到痛心愧悔，因为对待高祖的身后事，他的许多做法的确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埋葬高祖的献陵在规格上就比埋葬长孙皇后（包括逝世后的太宗本人）的昭陵要逊色得多。献陵是 堆土成陵 ，规模和气势十分有限；而昭陵则是 因山为陵 ，规模浩大、气势宏伟。高祖安葬后，李世民也并未流露出应有的思念之情，而对长孙皇后则是情深意长、无比怀念，曾 于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结果立刻遭到魏征的暗讽和讥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