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来了解下天人感应：人是效仿天的形象而产生的，人是天的副本，因此人与天是同类的。而“同类”事物之间会出现相感相动的现象。所以，天与人之间也存在相感相动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天人感应”。

董仲舒认为，“天人感应”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它的主要作用表现在人类社会的治乱与天道运行之间的关系上。具体来说，人类社会的治乱兴衰状况会影响到天的道运行；反过来，天也会通过灾异或祥瑞来体现人间社会治理情况的评判。天地之间除了正常的现象之外，有时还会出现一些异常的现象。小的异常称之为“灾”，大的异常称之为“异”。董仲舒认为，这些“灾”和“异”不是平白无故出现的，它们是天对人间的警告。董仲舒的本意，是借助天对人间帝王起限制，威慑与警示的作用。

推而广之，天不仅会降下灾异现象来遣告人间统治的过失，同样会降下祥瑞之兆来预示有德者的兴起。所谓“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同类相动》)天对人间统治的干预是全方位的。因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乃是一个人作用于天，天作用于人的循环系统。

西汉时期的汉武帝刘彻是一位非常重视儒学的人，在他即位的以后，便开始诏举贤良方正之士，董仲舒也在应召对策之列。对策这一天，武帝的第一个问卷是：“天命是不能挽回的吗？” 

董仲舒答道：“臣小心查考了春秋的记载，根据前代事来看天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觉的很值得敬畏。国家将要发生违背天道的坏事，天就先降下灾害来谴责、告诫他；如果不知道醒悟，又显示一些怪异的事情来警告他；仍然不知道改变，而后灾祸才来到。由此可见，天对人君还是爱护的，而且要替他来防止灾祸。只要不是十分无道的时代，天总是要扶助和保全他的。事情的成功取决于君主的努力。努力于学问，见闻就会广博；努力行道，品德就会日渐提高。” 

武帝看完他的对策很是满意，于是又问道：“虞舜为帝，整日漫步于回廊之上，拱手无为，天下太平。周文王整日忙碌，到黄昏也无暇吃饭，天下也得到了治理，帝王之道不是一脉相承的吗？为什么劳逸相差如此之大呢？” 

董仲舒回答说：“臣听说尧接受天命，把天下作为忧虑对象，诛伐乱臣，力求圣贤，所以得到舜、禹、稷等贤人。有众人辅佐，所以教化大行、天下合洽。到了商纣王的时候，杀戮贤良、残害百姓，文王顺应天命，以圣贤为师，把仁爱施于百姓，天下归心。但此时纣仍然为君王，尊卑混乱，百姓逃亡。所以文王感到悲伤，要安抚他们，因此直到黄昏仍无暇吃饭。由此看来，帝王的传承相同，而劳逸有别，是由于时代不同的缘故。” 

武帝听了点头称是，又发出第三道诏问：“朕想寻求昌明或渐渐灭亡的道理，以便虚心变革。” 

董仲舒回答说：“臣听说，天是万物之祖，通过阴阳寒暑来使万物生长。所以圣人效法天而创立道；仁是人君用来爱护人民的；德是人君用来养育人民的；刑罚是人君用来惩罚人民的。道的根本来自天，天不变，道也就不变。所以禹继承舜的道，舜继承尧的道，三圣相传而遵守一个道。”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观点为汉武帝采纳，开此后两千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

他的“天人三策”，是是答武帝策问“贤良文学之士”的三个对策。从“天人感应”说出发，论证了“王者承天意以从事”的一套办法，归结到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在治公羊学时，说《春秋经》上所论的那些“变异”，如日月蚀、地震、山崩、水溢之类，不是自然界的偶然现象，而是“上天”有意的借以示警。

《汉书·董仲舒传》记载其对策语云：“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这就是他所发挥的“灾异”之说的意义。

“天人感应”论，把天人格化了，把自然界原本与人间无关的灾异，硬拉在一起。他说，作皇帝的，须要时时刻刻注意这些“变异”。每当遇上“变异”的出现，变要检查自己的德行，看一看有哪些地方违背了“天意”，借此“改过自新”，争取挽回“天意”。

为了进一步将“变异”和皇帝的行动联系起来，他把若干自然现象同皇帝的某些行为，作了一个系统的类比。如阴雨象征什么，天旱象征什么，四时失时象征什么，日月失序象片什么，山崩地裂象征什么，凡此种种，仿佛列表一般，都依一定的次序排列出来。反正遇到这些“变异”，皇帝就要“修省”。如果“修省”之后，“变异”不消，皇帝就要受“天”之罚。但是，皇帝是“天子”，又不能因为惩罚而轻易去位，所以要借假“灾异”而转移到策免三公之制，甚至还有因“灾异”而诛杀三公的。理由是三公之官，代皇帝行使政权，应当任皇帝之咎。

董仲舒认为“天”对地上统治者经常用符瑞、灾异分别表示希望和遣责，用以指导他们的行动，为君权神授制造理论。将天道人和事牵强比附，企图论证“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假借天意把封建统治秩序神圣化、绝对化。

董仲舒认为天下都应归天子来管理，人人都应来服从他。同时又提出天这一说法，来约束天子的行为，天子胆敢做出大逆不道的是，就会遭天打雷劈。董仲舒就以此来教育出一个好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