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董仲舒提供的天人感应论这一思想简述董仲舒提供的天人感应论这一思想

简述董仲舒提供的天人感应论这一思想

首先我们来了解下天人感应:人是效仿天的形象而产生的,人是天的副本,因此人与天是同类的。而“同类”事物之间会出现相感相动的现象。所以,天与人之间也存在相感相动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天人感应”。

董仲舒认为,“天人感应”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它的主要作用表现在人类社会的治乱与天道运行之间的关系上。具体来说,人类社会的治乱兴衰状况会影响到天的道运行;反过来,天也会通过灾异或祥瑞来体现人间社会治理情况的评判。天地之间除了正常的现象之外,有时还会出现一些异常的现象。小的异常称之为“灾”,大的异常称之为“异”。董仲舒认为,这些“灾”和“异”不是平白无故出现的,它们是天对人间的警告。董仲舒的本意,是借助天对人间帝王起限制,威慑与警示的作用。

推而广之,天不仅会降下灾异现象来遣告人间统治的过失,同样会降下祥瑞之兆来预示有德者的兴起。所谓“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同类相动》)天对人间统治的干预是全方位的。因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乃是一个人作用于天,天作用于人的循环系统。

西汉时期的汉武帝刘彻是一位非常重视儒学的人,在他即位的以后,便开始诏举贤良方正之士,董仲舒也在应召对策之列。对策这一天,武帝的第一个问卷是:“天命是不能挽回的吗?” 

董仲舒答道:“臣小心查考了春秋的记载,根据前代事来看天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觉的很值得敬畏。国家将要发生违背天道的坏事,天就先降下灾害来谴责、告诫他;如果不知道醒悟,又显示一些怪异的事情来警告他;仍然不知道改变,而后灾祸才来到。由此可见,天对人君还是爱护的,而且要替他来防止灾祸。只要不是十分无道的时代,天总是要扶助和保全他的。事情的成功取决于君主的努力。努力于学问,见闻就会广博;努力行道,品德就会日渐提高。” 

武帝看完他的对策很是满意,于是又问道:“虞舜为帝,整日漫步于回廊之上,拱手无为,天下太平。周文王整日忙碌,到黄昏也无暇吃饭,天下也得到了治理,帝王之道不是一脉相承的吗?为什么劳逸相差如此之大呢?” 

董仲舒回答说:“臣听说尧接受天命,把天下作为忧虑对象,诛伐乱臣,力求圣贤,所以得到舜、禹、稷等贤人。有众人辅佐,所以教化大行、天下合洽。到了商纣王的时候,杀戮贤良、残害百姓,文王顺应天命,以圣贤为师,把仁爱施于百姓,天下归心。但此时纣仍然为君王,尊卑混乱,百姓逃亡。所以文王感到悲伤,要安抚他们,因此直到黄昏仍无暇吃饭。由此看来,帝王的传承相同,而劳逸有别,是由于时代不同的缘故。” 

武帝听了点头称是,又发出第三道诏问:“朕想寻求昌明或渐渐灭亡的道理,以便虚心变革。” 

董仲舒回答说:“臣听说,天是万物之祖,通过阴阳寒暑来使万物生长。所以圣人效法天而创立道;仁是人君用来爱护人民的;德是人君用来养育人民的;刑罚是人君用来惩罚人民的。道的根本来自天,天不变,道也就不变。所以禹继承舜的道,舜继承尧的道,三圣相传而遵守一个道。”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观点为汉武帝采纳,开此后两千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

他的“天人三策”,是是答武帝策问“贤良文学之士”的三个对策。从“天人感应”说出发,论证了“王者承天意以从事”的一套办法,归结到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在治公羊学时,说《春秋经》上所论的那些“变异”,如日月蚀、地震、山崩、水溢之类,不是自然界的偶然现象,而是“上天”有意的借以示警。

《汉书·董仲舒传》记载其对策语云:“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这就是他所发挥的“灾异”之说的意义。

“天人感应”论,把天人格化了,把自然界原本与人间无关的灾异,硬拉在一起。他说,作皇帝的,须要时时刻刻注意这些“变异”。每当遇上“变异”的出现,变要检查自己的德行,看一看有哪些地方违背了“天意”,借此“改过自新”,争取挽回“天意”。

为了进一步将“变异”和皇帝的行动联系起来,他把若干自然现象同皇帝的某些行为,作了一个系统的类比。如阴雨象征什么,天旱象征什么,四时失时象征什么,日月失序象片什么,山崩地裂象征什么,凡此种种,仿佛列表一般,都依一定的次序排列出来。反正遇到这些“变异”,皇帝就要“修省”。如果“修省”之后,“变异”不消,皇帝就要受“天”之罚。但是,皇帝是“天子”,又不能因为惩罚而轻易去位,所以要借假“灾异”而转移到策免三公之制,甚至还有因“灾异”而诛杀三公的。理由是三公之官,代皇帝行使政权,应当任皇帝之咎。

董仲舒认为“天”对地上统治者经常用符瑞、灾异分别表示希望和遣责,用以指导他们的行动,为君权神授制造理论。将天道人和事牵强比附,企图论证“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假借天意把封建统治秩序神圣化、绝对化。

董仲舒认为天下都应归天子来管理,人人都应来服从他。同时又提出天这一说法,来约束天子的行为,天子胆敢做出大逆不道的是,就会遭天打雷劈。董仲舒就以此来教育出一个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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