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吐蕃王朝以来，文献中就记载了珞巴人的祖先与藏族的接触。在描述松赞干布时代的吐蕃疆域时，藏族经典《红史》说:“从南至罗门，西至襄雄，北至霍尔，东至米兴米，都在吐蕃统治之下”。明末清初，格鲁派逐渐掌握了西藏的地方政权，进一步加强了对罗瑜地区的管理。

1680年，第五世达赖喇嘛发给五月喇嘛的文件明确指出:“罗羽等人也在我的统治之下”。清朝中央王朝任命的西藏地方政府，通过赠送礼物和任命的方式，并通过下属的宗族和西固组织，管理罗瑜的一些地区 。19世纪中叶，西藏地方政府曾将罗瑜地区划归波密图王管辖。1881年，波密图旺在滴东村(今墨脱县)建立滴东门，并指定滴东门管理五个“错”和六个寺庙。20世纪初，为了进一步巩固对罗瑜的统治，波密图旺将大东派的大冈错扩大为杨总派，并在这里先后任命了八位任宗本。

西藏地方政府经常派人去视察罗瑜地区。1927年，西藏地方政府与波密图王发生冲突，驱逐了波密图王的分裂势力，将加朗杨总转移到东族，恢复了大岗措的建立。

在大冈错及其以南地区，我们指定“错误的书籍”和“学习书籍”来收税。当时，为了巩固边防，西藏地方政府还派部队在罗瑜南部和印度阿萨姆邦之间的边境巡逻。

当时，西藏地方政府通过直接任命官员管理靠近藏区的地方来统治洛巴族；在罗瑜的中部和南部，陕南的18户人家奉命准备各种生产和生活用品，与洛巴人交换货物，并通过加强物质交流巩固洛巴人的羁绊统治。尽管罗瑜地区环境优越，但由于与外界接触较少，巴罗民族的社会发展缓慢，宗法制度的强大残余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