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现存的文献记载和地下史料说来，商是用文字传下来的历史的开始。殷墟出土的大量的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详细记载了殷人的礼俗，农业和战争等事迹。殷墟庞大的宫室，大墓葬的规模以及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物都说明了商朝是我国奴隶制度达的鼎盛时期。在商代，奴隶丝毫不具有人的意义，他们被奴隶主当作一种财物对待。商人特别崇拜祖先，祭祀的次数既多且繁，所用牺牲甚多，人殉有时即多达百千人，由此可见残酷的阶级压迫。奴隶主是握有威权的人，他们威权的来源是天命，天命的直接表现是求得鬼神的启示。殷墟人骨数以万计，事无大小，都要占卜。然而，天命无常，作为我国奴隶社会发展的顶峰。顶峰的背后，是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顶峰的延续，是奴隶制度走向衰落以致灭亡的必然。蒸蒸日上商朝600多年的历史中，定都时间最长的地方是殷(今河南安阳)，而仅次于殷的都城则是亳(今河南洛阳偃师商城遗址一带)。商朝建立之前，成汤就把都邑迁到了亳，自称武王。此后的100多年间，是商朝国力蒸蒸日上的时期。从成汤、经太甲、到太戊六代十一王的努力，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商朝刚刚建立，王畿内就发生了一场旱灾，共延续了七年。这场旱灾，旱情非常严重，烈日暴晒，河井干枯，禾苗不生，庄稼颗粒无收，人民生活异常困苦。旱灾本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由于商朝时期，科学技术还很落后，商人无法解释这些类似的自然现象，把它看成是上帝的安排。于是，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人们纷纷祈求上天，希望早日下雨，缓解旱情，然而毫无结果。到第七个年头，成汤命令史官们在一座草木茂盛的山上，选桑林设立祭坛，亲自率领伊尹等大臣向上天祈雨。但是，成汤的祈雨行为依然无果，毫雨未下，他就让占卜原因。史官们说：“拜祭时除了要用牛羊作牺牲外，还要用人牲。”成汤听了以后，生气地说：“我祭祀占卜祈雨本来就是为了人民，怎么能再把无辜的人烧死呢？还是用我来代替吧。”于是，成汤先命令把祭祀的柴火烧起来，然后将自己的头发和指甲剪掉，沐浴洁身，最后向上天祷告说：“我有罪，就惩罚我一个人吧，不要惩罚我的臣民。”祷告完毕，毅然向燃着的柴火走去。恰在此时，天忽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成汤自我牺牲的精神，终于感动了上帝。于是，商人都用歌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他的热烈拥戴。这只是一种机缘巧合，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自然现象，但是成汤这种勇于牺牲自我的精神，却值得敬佩和景仰。 成汤死时，长子太丁已逝，太丁的弟弟外丙继立为商王。外丙在位仅三年便死去，又由他的弟弟仲壬继位，仲壬在位四年便死去。这一时期，商王朝的大权事实上掌握在大臣伊尹手中。伊尹又立太丁的长子、成汤的嫡长孙太甲为商王。太甲继位后，面对着四方臣服，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局面，开始头脑发热，飘飘然起来。他认为天下已经太平，不需要管理，只需要享受，便耽于酒色之中，追狗逐兔。荒疏了政事不说，还宠信奸佞小人，这和他祖父成汤的做法大相径庭。伊尹便苦口婆心地向他讲述夏桀暴虐伤民、宠爱妹喜、失德亡国的历史，讲述成汤如何反对暴虐、爱护民众、亡夏建商的历史。可是，太甲根本听不进去，依然我行我素，吃喝玩乐。伊尹并没有失去信心，继续教导太甲，要想做一个好的君王，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什么事情。这次，太甲开始厌烦伊尹整天在耳边唠唠叨叨，并且责备他多管闲事，怀疑他想要篡夺王位。多次的批评教育都没有成功，伊尹经过再三的思虑，就把太甲囚禁到王都郊外的桐宫，自己摄政处理国家大事，接受诸侯的朝拜。在桐宫的三年中，太甲开始反省，开始重新思考伊尹的教诲，逐渐认识到自己以前的做法是不妥当的，愿意改过自新。于是，伊尹亲自到桐宫接回太甲，并且还政给他。太甲重新登上王位后，果然痛改前非，效法成汤，兢兢业业主持朝政。于是，商朝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

太甲死后，商朝经历了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四个王，又呈现衰败的迹象。雍己死后，他的弟弟太戊继位。太戊继位后的第七年，王宫的庭院中长了一棵桑树，在桑树下，又长出一棵谷树，而且两棵树都迅速长成了参天大树。这本来是植物生长中的一种偶然现象，但商人并没有这种植物学知识，再加上商人特别迷信鬼神，就把它看作是妖怪。太戊非常惧怕，尹陟(伊尹的儿子，太戊执政时期的重要大臣)趁机劝说道：“臣听说，无论什么样的妖魔鬼怪，一见到帝王之德就会自行退却。这些不祥之兆，可能是大王在治理朝政时有了某些闪失。只要大王能够把政治搞好，妖怪自然就会不攻自破。”经过尹陟的劝诫，太戊励精图治，勤勤恳恳，修德治国，使得商王朝重新振作起来，出现了自建立以来最好的局面。不久，这种迅速长成苍天大树的共生树，也如昙花一现那样迅速枯死了。从此，太戊更加敬重尹陟，事事必定请教尹陟。商朝的国运如日中天，蒸蒸日上。盘庚迁都从商王汤武到盘庚共历十代，中间迁都五次。迁都的原因，后世学者众说纷纭，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争夺王位。从第六代仲丁到第十代阳甲，众兄弟之间争夺王位的斗争渐趋激烈，政治衰乱不堪。商朝的王位继承制是“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相结合的方法。具体的操作细则就是：商王死后，王位就由弟弟继承，一直到没有弟弟为止，然后才会传给儿子，至于是传给最大王子的儿子，还是传给最小王子的儿子，则没有定制。商朝统治者实行的是多妻制，一个商王如果不是短命，就会有许多儿子，这样，子侄之间就会引起争夺王位的斗争。所以，《史记·殷本纪》上说，自仲丁以后，废嫡而立诸弟子，诸弟子或争相代立，造成了殷有九世之乱的混乱局面。诸侯、方国趁着商王朝内部的混乱之机，迅速发展起来，与商王室分庭抗礼。身为奴隶主的王公贵族整天只顾吃喝玩乐，忙于争夺权力，完全不理国家大事，不顾奴隶的死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奴隶，纷纷起来反抗，社会动荡不安。商朝内忧外患，危机四伏。

阳甲死，弟盘庚立。盘庚是一位能干的君主，他深知商朝正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如果再不进行改革，抑制奢侈恶习，势必走向衰亡。经过长期思考，盘庚决定迁到殷这个地方。殷处于黄河之北，洹水之滨，从政治上来说，离旧都比较远，能够削弱王公贵族的旧势力，缓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摆脱争夺王位的混乱局面；从经济上来说，避开水涝较多的泗水流域，更有利于发展农牧业；从战略上来说，可以更好地防御北方地区和西北地区各方国的侵扰，同时控制四方诸侯。但是，当盘庚提出迁都到殷之时，遭到了大多数王公贵族的公然反对，一部分有势力的贵族甚至煽动奴隶起来闹事。

面对如此强大的反对势力，盘庚迁都的决心不但没有动摇，反而更加坚定。他把反对迁都的贵族集合到一起，耐心地劝说：“我要你们搬迁，是为了让你们拥有更长久稳定的统治，让我们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让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现如今许多王公贵族整天只知道花天酒地、吃喝玩乐，对百姓则视如粪土，老百姓都快要生活不下去了。长此以往，他们是必定要造反的呀！你们不明白我的苦衷，不明白我的真正用意，反倒是反对迁都，更有甚者竟然煽动奴隶闹事，想以此改变我的主张。你们真是大大的糊涂呀！打个比方说，如果大家都坐上船，而你却不愿意渡过河，这不是等着这条船沉没吗？这样，不但你会沉入河中，大家也要和你一样沉入河中，这有什么好处呢？现在，国家处于非常危急的关头，而你们仍然只顾眼前利益，不做长远打算，这样对吗？”见这些贵族没有反对，盘庚接着说：“我准备把都城迁到殷地。大家都知道，殷这个地方不但土地肥沃，有利于发展农业，而且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可以更好地控制四方诸侯、方国。迁都到这个地方后，老百姓不就可以安居乐业了吗？社会不就可以稳定了吗？国家不就可以强大了吗？”(《尚书·盘庚》)那些王公贵族们虽然心里还有些不服气，但看盘庚态度坚决，也就不敢再提出异议了。于是，商朝迁都的计划终得以付诸实施。盘庚带着王公、贵族、百姓和奴隶，渡过黄河，搬迁到殷。在那里，盘庚开始大力整顿商朝政治。茅草盖屋，减轻剥削，反对营造宫室，严惩贵族奢侈腐化。使衰落的商朝出现了复兴的局面，盘庚因此被称为中兴贤王。在此后的200多年里，商朝一直没有再迁都，所以商朝又称作殷商，或者殷朝，但本名仍称为商。商朝灭亡后，经过3000多年的风风雨雨，殷早就变为一片废墟。近代，人们在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一带发掘出大量的商朝遗物，证明那里就是殷的遗址，所以叫作殷墟。从殷墟发掘出来的遗物中，有龟甲和兽骨10多万片，而这些龟甲和兽骨上面，大都刻着很难辨认的符号。经过历史学家、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的仔细研究，认为这就是我国至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文字，命名为甲骨文。甲骨文的发现，具有重大的意义，不仅证明了商朝的存在，印证了《史记·商本纪》中对商朝的记载确为事实，而且对研究商朝，特别是盘庚迁都以后商朝的社会情况提供了可靠的材料，对中华汉字起源和发展的研究也大有裨益。

武丁中兴盘庚迁殷以后，商朝的国势就一直处于上升阶段。到了武丁统治时期，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空前发展，国力趋于鼎盛，史称“武丁中兴”。

武丁是商朝的第23个国王。据说，武丁年少之时，父王小乙为了其能成为一个称职的国王，就把他派到外地观省民风、增长见识和锻炼才能。于是，武丁来到黄河两岸，观察当地人民的生活，接触大量的平民和奴隶。有时，武丁还和这些人一起参加农业劳动。这些生活体验，使他了解到生活的艰辛和劳动的不易。武丁是盘庚以后最好的国王，具有雄才大略和远大的政治理想。有个叫傅说的贤人，是个奴隶，他在参加修建工程时，被掌管该项工程的百工发现，向武丁举荐。武丁亲自去面见这位贤人，发现他果然谈吐不凡，是一个经世济民的奇才。武丁为了任用傅说为相，三年不管事，自称梦见圣人，并画出傅说的相貌，令百官去寻找。殷人信鬼，武丁以此方法举傅说做宰相,贵族们便不敢反对。事实证明，武丁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自从傅说被提拔为相后，一心一意辅佐武丁，帮助武丁大力振兴政治、经济、文化，缓和了奴隶的对抗，商因此复兴起来。武丁死后，被称为高宗。由于武丁善于选拔人才，善于任用人才，所以在他的身边，就聚集了众多的名臣，除了傅说以外，还有甘盘、祖己等人。有一次，武丁祭祀成汤之时，一只野鸡飞到了鼎身上啼叫。在王都的郊外，有一片茂盛的森林，是飞鸟经常栖息的地方。所以，一只野鸡飞到太庙中来鸣叫，这本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武丁却认为这是一种不祥之兆，害怕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祖己趁机劝谏武丁：“请大王不要担惊，不要害怕。现在，只要你修好政事，励精图治，勤俭节约，一切不祥之兆自会烟消云散。”当时，武丁用来祭祀的祭品过于丰盛，而祖己担心他流于奢侈，便劝谏如此一番话。武丁是一个虚心纳谏的君王，非常乐意地接受了祖己的劝谏。聪明的大臣往往借自然的异变来劝谏君王，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野鸡鸣叫和共生树的故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武丁时期，对周围侵扰商朝的各诸侯国、方国，包括羌方、土方、人方、鬼方、虎方、荆楚等展开了一系列的征讨。此举在带来了国家稳定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比较安定的生活空间。当然，从另一方面看，战争同样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比如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等等。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武丁的大规模战争，为商朝几百年的基业过早唱起了日暮时分的苍凉之曲。武丁中兴既是商朝兴盛的顶点，也是由兴盛走向衰败的开始。

奴隶制度商朝的奴隶主阶级，由以商王为首的各级奴隶主构成。在名义上，商王是全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他把土地和奴隶分配给王公、贵族、诸侯等，从而形成占有不同数量土地和奴隶的大小奴隶主。他们残酷地压榨、剥削广大奴隶，过着穷奢极欲、花天酒地和作威作福的生活。

奴隶呢？他们“只是会说话的工具，牲畜是会发声的工具，无生命的劳动工具是无声的工具，它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此”。(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奴隶是社会上受到剥削和压迫最为沉重的阶级，他们完全没有人身自由，本身也是奴隶主的一种财产。商朝时期，奴隶的种类比较多，有农业奴隶、畜牧业奴隶、手工业奴隶和家内奴隶等等。其中，农业奴隶是奴隶“大众”的主力军。甲骨文中常见“众”和“大众”的字眼，经过专家研究，断定这就是商朝的农业奴隶，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甲骨文的“众”字，上边一个太阳，下边三个人，就像许多奴隶在烈日下劳动。当他们在烈日下劳动的时候，都有甲骨文称作“小臣”一类的奴隶主在监督，在催促，在鞭打。除了农业劳动外，他们还要承担各种劳役，还要接受各种军事训练。在畜牧业和手工业部门，奴隶主还要役使大量的奴隶。在奴隶主的家里，大批奴隶服务于生活和生产的方方面面。在众多的奴隶之中，只有极少数的奴隶会得到奴隶主的宠信，从而摆脱奴隶的悲惨命运。比如伊尹原来就是家内奴隶，后得到成汤的信任；傅说是罪徒，后得到武丁的赏识，从而荣升为统治阶级的一员，这样的例子实在很少。在商朝，奴隶主对奴隶的惨无人道，集中体现在人殉制度和人祭制度上。生前，奴隶主贪婪地吮吸奴隶的膏血；死后，他们以大量的奴隶作为陪葬，妄图把人间的剥削压迫生活带入冥世，这就是人殉制度。从目前所发现的商朝墓葬看，每一个大、中型墓(这些都断定为奴隶主之墓)中，都有数量不等的殉人，少则几人，多则数百人。每到祭祀时，仍要杀死一些奴隶作为祭品。这种用奴隶作为“牺牲”来祭祀的制度，就是所谓的人祭或人牲制度。成汤求雨时，史官们就打算用人牲祭祀。甲骨文中还记载有各种人祭的方式，如“焦妾”，就是用熊熊烈火活活烧死女奴以求雨；“沉妾”，就是把女奴投于水中以祭神；“伐羌”，就是杀死羌奴以祭祖。甲骨文中关于人祭的记载，记有人数的有1992条，共用13050人，没记人数的1445条，估计也有上万。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管窥商朝时期人祭的数量，体会到奴隶制度的残暴。另外，奴隶主在宫殿、居室建成奠基之时，还会在其四周埋上若干奴隶和牛、羊、狗等，以保佑宫室的坚固和居室的吉利。在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奴隶们过着如牛如马、抑或牛马不如的生活。这些有血、有肉、有智慧的奴隶，在无法生存的情况下，开始反抗商朝奴隶主的统治。当然，他们的反抗，并不像后来封建社会的农民一样，能够组织起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他们只是以怠工和逃亡等方式来反抗商朝的残暴统治。为了防止奴隶的怠工和逃亡，商朝的统治者设立了监狱，制定了包括砍头、剖腹、割鼻、活埋、刖足和剁成肉酱等各种酷刑。其中，刖足是商朝最流行的刑罚之一，是用铜锯从脚踝骨处锯断下肢，以示警示和惩罚。

商朝的奴隶制度，无疑是一种极其野蛮、惨无人道的社会制度，应当受到批判和谴责。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奴隶制度却是最先进的社会制度，正是由于奴隶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才推动了商王朝农业和手工业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创造出极其辉煌灿烂的商朝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青铜铸造业。举世闻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就是商朝文化的骄傲。大鼎长厘米，宽78厘米，壁厚6厘米，耳高133厘米，重达875公斤。鼎身以雷纹为地，上有龙纹盘绕，四角为饕餮纹。试想，在科学技术并不甚发达的商朝，如果没有众多奴隶的共同协作，没有细致的分工和优越的技术，怎么会有司母戊大方鼎的诞生？奴隶制度虽沾满了罪恶的血腥，但也创造了辉煌灿烂举世无双的文明，从这一意义上说，它是人类历史上不可或缺的进步阶段。

纣王无道武丁时期，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国王生前便预立嫡长子为王位继承人，以避免子孙在王位继承问题上的纷争。此后的国王都是以嫡长子身份继立的。嫡长子继承制，一方面加强了王权，减少了王位继承的纷争；另一方面，王位既定，也加速了统治集团的腐朽，削弱了商朝的统治。西周初期的大政治家周公旦，目睹了商王朝一步一步走向灭亡的过程。辅佐周王时，他以祖甲以后商朝的历史为借鉴，反复告诫周成王：“商朝自祖甲以后的国王，由于从小生活在深宫之中，不懂稼穑的艰难，也听不到人民的疾苦之声；优越感特强，不知道好好学习为君之道，也不懂得倾听别人的意见，这样的国王，只知道沉溺于享乐之中，怎么可能会有大的作为呢？怎么可能不断送商朝的天下呢？不仅如此，由于这些商王个个荒淫享乐，所以没有一个长寿的，一个个都是短命鬼，在位的时间长则十年八年，短则二年三年。”盘庚迁殷，原想纠正贵族的腐化堕落，可是武丁以后，他们腐化更甚，到纣王时更达到最高程度。他们一般的生活，是淫乱好色，是打猎游玩。他们荒废耕地，让麋鹿禽鸟生长。他们想出各种残酷的刑罚，榨取财物。他们日夜酗酒，整个统治阶级都沉溺在酒里。殷墟出土的青铜器，有相当大部分都是酒器。从这些众多的、精美的酒器中，我们不难想见商朝统治者穷奢极欲嗜酒的习惯。试想，上至商王，下至中小贵族，基本上囊括了大大小小的所有统治者，每天从睁开眼睛到闭上眼睛，都只会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这不是活脱脱的行尸走肉吗？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这又是何其的不幸？统治阶级如此不思进取，不思变革，作为底层的奴隶阶级，除了镣铐以外，失去了所有的生活和生产资料，甚至生命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反抗。社会矛盾如此激烈，奴隶反抗方兴未艾，商朝的统治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纣王继位之初，尚能励精图治，试图重振昔日雄风。他御驾亲征，平定东夷，把中原文化传播到了江淮地区。大批战俘成为商朝的奴隶，也有力地促进了商朝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战争的胜利，却冲昏了纣王的头脑，他开始追求荒淫无道、花天酒地的生活。爱江山更爱美人的他，为取悦历史上另外一个红颜祸水——妲己的欢心，不惜巨资，造离宫别馆，筑亭台楼阁，建酒池，悬肉林，让男女裸体追逐于酒池肉林间(酒池就是凿一个大得可以行船的池子，里面灌满了酒；肉林就是在酒池旁边竖立许多木桩，上面挂着烤得香喷喷的肉。纣王和妲己在酒池边上尽情地酗酒，到肉林尽情地吃肉)。更有甚者，他甚至惨无人道地剖开孕妇的肚子，取出未成形的胎儿，嬉戏取乐，真是暴虐、残忍、奢侈、荒淫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人们常说，英明的君主旁边会有许多贤臣，而昏庸的君主旁边必定会有一帮的谀臣。当然，这不是说贤臣和谀臣都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而是因为英明的君主亲近贤臣，远离谀臣；昏庸的君主亲近谀臣，远离贤臣。而纣王身边就有这么几个助纣为虐的谀臣，如费仲、蛮廉、恶来和崇候虎等。他们都是当政的大臣，因善于阿谀奉承、迎合纣王和妲己，深得信任。于是，这帮小人就仗势欺诈百姓从中渔利，百姓恨之入骨。

纣王的行为招至众诸侯和大臣的强烈不满。有一位九侯献给纣王一位美女，由于她不善淫欲，一怒之下，纣王将她杀掉，并把九侯剁为肉酱。另一位侯王向纣王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也被纣王所杀。有西伯侯者(即西周的开国之君周文王)暗自叹息，不料被奸佞小人听到而被告密，他也因而被囚禁了七年之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里之囚”。后来，西伯侯的臣下屡次进献纣王美女、奇物、良马等等，纣王才将西伯侯放回属国。纣王的异母哥哥微子启劝谏他说：“我们这样拼命地喝酒，不但败坏了先祖留下来的美德，而且使我们的百姓、大臣都做出了许多苟且之事。如果再不悬崖勒马，我们商朝可能就要灭亡了。”纣王对微子启的劝告充耳不闻，微子启只得偷偷离开他。纣王的堂兄弟箕子也来劝谏，纣王不但不听，反而把他囚禁起来。纣王的叔叔比干好言规劝，丧心病狂的纣王居然命人活活剖开比干的肚子，取出心来观赏。纣王的残暴无道，吓得大臣人人自危。有的装病不出，有的虽上朝但不发一言，有的投奔了周武王。纣王对大臣们尚且如此，对老百姓就更是肆无忌惮了。他要造鹿台，就强迫老百姓服劳役；他要喝酒，就随意地抢夺老百姓的口粮；他要吃肉，就迫使老百姓没日没夜地到深山老林之中猎取野兽。爱妃妲己喜欢看杀人，他就命人用炭火烧热铜柱，强迫老百姓抱柱爬行，直至死亡，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炮烙之刑”。老百姓实实在在生活不下去了，只好扶老携幼，哀号哭泣着四处逃亡，寻找乐土。

据文献记载，夏商两代的亡国之君——夏桀和商纣,并非平庸无能之辈。纣王天资聪慧，能言善辩，才智过人，曾空手与野兽搏斗。但他们的暴行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有历史学家早已经指出过，这可能是后世史家为了告诫帝王勤政省刑，刻意历数夏桀和商纣的罪状，将两人不同的事情各自附会起来，以达到警示的目的。但是，无可怀疑的是，纣王的暴行，激化了社会矛盾，早已磨刀霍霍等待时机的周武王正在向他走来，一场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已悄悄揭开了帷幕的一角。武王克商西伯侯回到西歧后，对纣王毕恭毕敬，并且率领诸侯向商朝进贡，以麻痹纣王。对于西伯侯的表现，纣王特别高兴，特地赐给他田地千里，弓、矢、斧、钺等兵器。事实上，西伯侯对纣王的这一系列行为都是表面文章，暗地里，他却借此时机扩大自己的实力，积蓄取而代之的资本。周文王的政治，与商正好相反。他严禁饮酒打猎，实行裕民政策，就是让劳动者有积蓄，从而发生劳动的兴趣。并制定一条不许引诱、藏匿逃亡奴隶的法律。这是文王得天下的原因之一，争取到很多诸侯国的支持。他勤修内政，亲自下田劳动，发展生产，增强国力，一边征伐邻近的方国，以解除后顾之忧。西伯侯向西、向北讨伐犬戎和密须，然后又东征黎、邪，从而打通了伐纣的通道，直接逼近商都。接着，西伯侯回师灭掉在西方对商朝忠心耿耿的方国崇，并将国都从西歧迁到了崇，建立城邑丰邑。至此，西伯侯威望大振，许多诸侯纷纷背叛纣王而归顺他。而西伯侯呢？不露声色，仍然表现出对纣王臣服恭敬的样子。这时，商朝的众大臣无不察觉到来自西歧的压力，一片混乱，他们先后进谏纣王。而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且又轻敌的纣王却置之不理，嗤之以鼻道：“一个地方百里的小国，岂能撼动我铁桶般的江山？”

西伯侯被周代的子孙尊称为周文王，他壮志未酬身先死，却为子孙东进伐纣奠定了基础，铺好了道路。文王死后，子姬发继承了他未竟的事业，这就是周武王。周武王继位后四年，得知商朝统治集团已经分崩离析，便车载文王木主(木雕像)去伐纣。据说，周先派间谍到商，察看国情，回报说，坏人执掌朝政，混乱极了，武王认为时机未到。又来报告，好人全被斥逐，王公大臣中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出奔。武王认为时机还没到。最后报告，百姓闭口都不敢说话了，更为重要的是，商军主力正在远征东夷，商都空虚，这绝对是一个天赐良机。于是，周武王在姜尚和弟弟周公旦的协助下，决定进攻商朝。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领兵车300辆，虎贲(即近卫军武士)3000人，士卒45000人，又联合各小国部队，从孟津出发，向商朝都城进军。周军一路过关斩将，顺利地来到了商都郊外的牧野。在牧野，周武王举行了誓师大会，发表了长篇誓词，历数纣王的种种罪恶，暴虐、残忍、奢侈、荒淫。誓词说：“各位友邦君长，各位将士，你们听我说，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人是万物的灵长，只有聪明才智特别强过他人的人才能够做天子。天子就好像是人民的父母，要爱护人民，保护人民。现在，商王纣上不敬天，下不敬民，而是沉湎酒色，实行暴政，残害百姓；他听信妇人之言，滥杀无辜；他遗弃同族兄弟，而重用奸佞小人；他乱杀忠良，大修宫苑亭台；他长期征伐东夷，耗费民力。像这样残忍、暴虐、无道的君主，是一定要灭亡的。”誓师完毕，周武王指挥大军，向商军进攻。周武王带着大军逼近商都，此时的纣王呢？却依然带着心爱的妲己和宠臣在鹿台欣赏歌舞，饮酒作乐。当臣下把周军在牧野誓师的消息告诉他时，他这才慌了手脚，赶忙召集大臣商量对策。这时，由于商军主力正在东南地区征伐东夷，一时调不回来，纣王只好临时把都城中的大批奴隶武装起来，开赴前线。当周商两军在牧野摆开阵势，准备厮杀时，商纣王临时武装的奴隶在阵前倒戈，拿着武器和周军一起杀向商纣王。纣王大败，带着少数卫士狼狈地逃回朝歌。到了这个时候，纣王终于知道自己大难临头。于是，他先把玉石和其他宝贝围在腰上，又在鹿台上大吃了一顿，然后放一把火，投火自焚而死。将近600年的商朝，就这样断送在纣王之手，重蹈了夏桀亡国的覆辙。纣王虽为亡国之君，但一代伟人毛泽东在评点二十四史时，却给予他较高的评价：“把纣王……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同时，他也指出了纣王失败的教训：“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较早为纣王翻案的历史考古学家郭沫若在1959年6月到安阳考察时，高度地评价纣王：我来洹水忆殷辛，统一神州赖此人。百克东夷身自殒，千秋公案与谁论？他在《驳说儒》中也说：“像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商朝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杀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剪灭商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要更伟大。”在郭沫若的眼中，纣王兵败自焚，也是“一幕英雄末路的悲剧，大有点像后来的楚霸王，……他自己失败了而自焚的一节，不也足见他的气概吗？”纣王，这个亡国之君，永远值得我们回味、思考……